1954年，经济学家哥顿（H.S.Gordon）针对各国在公海中过度捕捞的现象，提出了“公海悲剧”的问题。相对于各国的领海而言，公海是全球的公共资源，各国的渔船都可以自由进入，免费捕鱼，如果各国都无节制地增加捕捞量，必将导致渔业资源的枯竭，最终结果是谁也捕不到鱼。
1968年，经济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又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剧”问题。如果有一块向牧民免费开放的公共草地，由于没有建立产权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每个牧民都想增加自己的牛羊头数，以充分利用这一免费的“公共资源”，其结果必然导致过度放牧和草地资源的破坏，全体牧民将自食其果、自绝生计。
产权不明晰和资源环境无偿使用，是产生“公海悲剧”或“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随着人类管理资源环境的水平不断提高，对于土地、森林、草原、矿藏等空间位置固定的公共资源和公共环境，产权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产生“公地悲剧”的风险已大大降低。但对于大气、海洋、水资源、水环境等流动的、难以明确界定产权的或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的管理成本很高的公共资源与公共环境，“公地悲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利益的驱动下，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趋向最大限度地免费享用公共资源和公共环境的效益，同时把资源环境的使用成本向外部转移。当这种向外转移的成本超过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时，所有的利益主体都将同时受到自然界的报复，最终将被迫加倍偿还过去的“欠债”。如果在这样的价值取向支配下，即使有少数利益主体坚持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发展方式，但由此将付出额外的发展成本，影响自己的发展效益，而他们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外部效益将被其他利益主体无偿分享，所以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是难以持久的。(www.xing528.com)
总之，对于难以分割、难以界定产权的公共资源和公共环境，如果不能从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上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有偿使用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将很难避免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结局，这就是“公地悲剧”给我们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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