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7 不同采样点水温变化情况（a）及对比情况（b）
如图2.7（a）所示，嘉陵江及长江全年水温变化范围分别为9.85～29.9 °C和10.2～28.8 °C，平均值分别为（18.133±5.772）°C和（18.104±5.219）°C。对嘉陵江和长江流速数据进行ANOVA检验（n＝28，P<0.05），结果表明：嘉陵江和长江流速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如图2.7（b）所示。嘉陵江主城段及长江主城段所处地域接近、环境气温相似，同时气温又是水体温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二者的水温也十分接近[114]。在蓄水期期间，嘉陵江水体温度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并于1月10日取得最低值9.85 °C，平均值为（15.34±4.66）°C；消落期期间水温持续上升，平均值为（16.35±3.70）°C；汛期期间水温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最高温度为29.9 °C（2014年8月15日），平均值为（26.35±2.24）°C。另一方面，由于城区温度较高，且受到温度较高水体的汇入等城市热源的影响[116]，从上游至下游嘉陵江水体温度呈现出小幅上升趋势［见图2.7（b）］。
如图2.8（a）所示，嘉陵江及长江全年水体溶解氧变化范围分别为6.66～10.11 mg/L和7.24～10.24 mg/L，平均值分别为（8.07±1.18）mg/L和（8.45±0.95）mg/L。对嘉陵江和长江溶解氧数据进行ANOVA检验（n＝28，P<0.05），结果表明：嘉陵江和长江水体溶解氧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如图2.8（b）所示。由于水中气体的溶解度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117]，因此水体溶解氧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水温，其含量变化特征与其他气体一致，会随着水温的升高而降低。由于主城区嘉陵江与长江水温无显著差别，因此二者的水体溶解氧含量也十分接近。由于夏季水温高，因此溶解氧含量较低，而冬季水温低使得溶解氧含量较高。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蓄水期期间水体溶解氧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于2月7日取得最大值为10.11 mg/L，蓄水期溶解氧平均值为（8.28±1.26）mg/L；消落期期间溶解氧随水温升高而持续下降，平均值为（8.41±1.08）mg/L；汛期期间水体溶解氧先降至最低水平6.66 mg/L（2014年8月15日），而后缓慢回升，期间平均值为（7.02±0.27）mg/L。另一方面，由于从磁器口至朝天门段水温的不断上升，溶解氧相应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见图2.8（b）］。
如图2.9（a）所示，嘉陵江及长江全年水体pH值变化范围分别为7.61～8.29和7.56～8.25，平均值分别为（7.96±0.18）和（8.00±0.18）。对嘉陵江和长江pH数据进行ANOVA检验（n＝28，P<0.05）得出：嘉陵江和长江水体pH值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如图2.9（b）所示。天然水体pH的影响因素较多，温度、水体污染物及水生生物等均会对pH产生一定影响，而其主要影响因素仍然是不同流域内的地理地质情况；在风化、淋溶等作用下，该流域内典型物质将随水体大量进入河流和湖泊，而这类物质决定了河流湖泊pH的基值范围[118]。嘉陵江与长江主城段流域内地质成分较为相似，因此其pH值也无显著性差异。在多个因子的影响下，嘉陵江与长江水体pH值呈现出相似的变化。具体分析表明，蓄水期期间嘉陵江水体pH值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并在2014年1月24日出现最低值7.61，而后小幅上升，整个蓄水期期间pH均值为（7.77±0.11）；消落期期间水体pH先上升后下降，并在2014年3月26日出现全年最高值8.29，消落期期间水体pH均值为（8.06±0.12）；汛期期间水体pH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并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期间pH均值为（8.08±0.06）。可以发现嘉陵江和长江主城段的水体均为弱碱性。另一方面，由于城市面源及点源污染的汇入，嘉陵江自磁器口至朝天门段水体pH值呈现小幅下降[119]［见图2.9（b）］。
图2.8 不同采样点溶解氧变化情况（a）及对比情况（b）
图2.9 不同采样点pH变化情况（a）及对比情况（b）
如图2.10（a）所示，嘉陵江及长江全年水体透明度变化范围分别为0.60～1.50 m和0.30～1.20 m，平均值分别为（1.21±0.24）m和（0.77±0.29）m。对嘉陵江和长江SD数据进行Kruskal-wallis检验（n＝28，P<0.05），发现嘉陵江和长江水体SD存在显著性差异，如图2.10（b）所示。水体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流速、外源污染及水生生物等均会起到一定作用[120]。结合流速以及透明度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嘉陵江及长江主城段中，透明度主要受到流速的影响，高流速带来的泥沙会使得透明度显著下降。因此，长江的透明度要明显低于嘉陵江水体透明度。同时二者均呈现冬季透明度高、夏季透明度低的特点。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蓄水期期间水体透明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平均透明度为（1.35±0.08）m，总体保持较高水平；消落期期间水体透明度波动剧烈，并在2014年4月24日出现最大值1.50 m，平均透明度为（1.22±0.16）m；汛期期间透明度先降至最低值0.60 m（2014年6月27日），之后缓慢回升，平均透明度为（0.98±0.18）m。此外，从磁器口至化龙桥段透明度出现了一定程度下降，而从化龙桥至朝天门段透明度逐渐上升，可以推断出除流速外污染物等也是影响透明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见图2.10（b）］。(www.xing528.com)
图2.10 不同采样点SD变化情况（a）及对比情况（b）
如图2.11（a）所示，嘉陵江及长江全年水体高锰酸盐指数变化范围分别为2.16～6.30 mg/L和1.63～5.84 mg/L，平均值分别为（3.67±1.21）mg/L和（3.04±1.22）mg/L。对嘉陵江和长江CODMn数据进行ANOVA检验（n＝28，P<0.05），发现嘉陵江和长江水体CODMn无显著性差异，如图2.11（b）所示。水体高锰酸盐指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水体污染的严重程度，其主要来源包括点源污染及面源污染两个方面。嘉陵江主城段水体CODMn呈现冬季低夏季高的特点，而夏季的降雨要显著高于冬季，由于面源污染与降雨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121]，因此嘉陵江主城段水体中的CODMn主要受面源污染的影响，而水体的点源污染在一年中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具体来看：在蓄水期期间，CODMn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特点，在2014年11月15日取得最低值2.16 mg/L，蓄水期平均值为（2.95±0.70）mg/L；消落期期间水体CODMn波动幅度较大，平均值为（3.37±0.56）mg/L；汛期期间水体CODMn整体维持在较高水平，平均值为（5.50±0.47）mg/L，最高值为6.30 mg/L（2014年7月18日）。此外，嘉陵江从磁器口至朝天门水体CODMn呈现逐步下降趋势，这可能与水体的自净及部分污染物的沉降存在一定关系［见图2.11（b）］。
图2.11 不同采样点CODMn变化情况（a）及对比情况（b）
如图2.12（a）所示，嘉陵江及长江全年Chla含量变化范围分别为1.25～13.40 mg/L和0.52～4.75 mg/L，平均值分别为（4.39±3.19）mg/L和（2.15±1.12）mg/L。对嘉陵江和长江Chla 含量数据进行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检验（n＝28，P<0.05），发现嘉陵江和长江水体Chla含量具有显著性差异，如图2.12（b）所示。由于Chla含量高低可代表水体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大小[122]，故可从图中得知：春季嘉陵江水体中浮游植物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的特点，同时长江中的浮游植物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按不同阶段划分，蓄水期期间嘉陵江水体Chla含量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平均值为（2.01±0.46）mg/L，且在1月10日有最低值1.25 mg/L；消落期期间出现Chla含量出现大幅波动，在3月26日出现波峰并有最高值13.40 mg/L，消落期平均值为（7.07±3.09）mg/L；汛期期间嘉陵江Chla含量较消落期出现大幅回落，平均值为（3.01±0.86）mg/L。从横向点位对比来看，磁器口Chla含量最高，化龙桥点位Chla含量最低，从化龙桥至朝天门Chla含量呈逐步上升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点位的富营养化情况［见图2.12（b）］。
图2.12 不同采样点叶绿素a变化情况（a）及对比情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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