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4年，英国社会学家贝尔纳就注意到传播在科学中的关键作用。[16]他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唯一的桥梁。”但是在今天，“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并主张用当时的科普书籍、无线电和电影院来传播科学知识，让受众了解科学工作。
科学知识与科学信息的传播与其他信息的传播一样，随着技术手段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在此过程中，大众传媒在科学知识传递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1985年，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发布了名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报告。[17]该报告专门开辟了章节探讨大众传媒对科学知识传播的关键作用，认为传媒对公众理解科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闻记者与科学共同体应该共同努力，推动科学知识普及。虽然有批评者认为该报告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公众理解科学》也是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
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发表了《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这份报告指出，由于疯牛病等事件的影响，公众对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技术应用产生了信任危机。对于科学家和科学相关的声明，公众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安。在寻找这些不安产生的原因时，科学新闻成为一个关键因素。该报告认为，在个人离开学校后，新闻媒体才是公众接收科学信息的主要来源，而新闻报道与科学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新闻的编辑方针都会影响到科学的新闻传播。在对科学与传媒的关系探讨中，指出科学新闻要把握“不确定性”“风险”和“责任”三个重要方面，并且对科学新闻的传播给出建议。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科学研究报告中，都曾提及科学新闻（science journalism），可见科学新闻本身在科学传播系统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科学新闻之所以看起来比其他任何一个领域的新闻都更具有严肃性，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围绕于科学和新闻两个方面，并在两个相关的规则制约下一起工作。作为一般新闻所应该具有的新闻价值，科学新闻的新闻价值更需要严格探讨和总结，伦斯伯格总结了作为报社科技记者所要面对的五个新闻价值，即新闻的新奇性、自然受众的规模、重要程度、结果的可靠性和实效性。[18] 而作为科学信息的传播载体，科学新闻在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参与科学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公众对科学新闻的认知又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www.xing528.com)
当然，对于现在科学新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研究者也多有关注。例如在科学家与新闻记者的关系当中，科学家注重细节，而记者关注宏观，科学家寻求共识，而记者争论戏剧性。[19]在科学新闻中用想象取代科学内容，将科学新闻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研究竞争上（是否第一个获得结果），而忽视了科学本身的规律。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如疯牛病、SARS、转基因科技、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牵动着公众的神经，公众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和建构来自科学新闻认定和建构。科学家与记者时而矛盾的关系、科学新闻的生产压力都是科学新闻在传播科学知识时的局限。
另外，先前的研究发现，逐渐出现上升趋势的反对活动与新闻报道当中出现的争议报道的数量相关，即新闻报道的争议性议题越多，受众的反对声音越大。[20]这种现象在核能源科问题和生物技术议题方面都曾呈现。作为非线性的传播过程，科学传播作为利益相关者、媒介和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复杂协调，而具有多方面意义协调的本质。科学新闻的意义再现，受众也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对意义的解读则需要从受众的角度进行了深挖。但从现有研究来看，大量关于科学新闻传播的受众参与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关于科学传播当中公众的表达和参与的研究多停留于思辨层面，实证研究较为欠缺，难以通过基于实证研究的数据来寻求普遍规律；第二，忽视受众差异，即不同立场的受众对同一问题的立场、观点、态度造成的意见表达参与时的路径与特征。
总体而言，科学新闻在科学知识和科学信息的传播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并起到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公众对科学新闻呈现的感知也无法被忽视。受众对科学新闻解读与意义建构是科学新闻传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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