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普通民众对政治参与的兴趣与要求增多，希望能够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加之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一样的类似情景隐约显现，也让统治者开始回应公众参与政治的要求。普通民众的要求与统治阶级的回应互动是政治效能感（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
1954年，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通过对比1948年和1952年两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的公众投票行为，从与以往不同的公众视角出发进行研究，提出了“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这一概念。自此，政治效能感逐渐成为公众的政治活动参与研究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与领域。通过几十年间的不断实践丰富，政治效能感从内涵到外延都得到了扩展与更新。同时，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对政治效能感的测量也进行了不断修正，使政治效能感对公众的政治活动参与行为有所了解与预测，因此对社会治理领域也有一定的积极贡献。
不同研究者对于政治效能感的定义不同。坎贝尔将其定义为“个别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有影响的感觉，是值得个体去实践公民责任的感觉。公民感受到政治与社会改变是可能的，并且在这种改变中有扮演一定角色的感觉”。[41]从坎贝尔的定义来看，政治效能感是一种公众的感知。
对于此，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效能是一种“能力”，即公众认为自己有影响政治事务决策的能力。[42]在后期，政治效能感被分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两种，内在政治效能感是认为自己是否具有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的感知，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认为政府是否会在意个人的感知，是公众评价政治系统对民众反应的感知。
总体来讲，公众的政治效能感指的是公众对自己能够影响政治的意愿与能力的综合。首先，它与敌意媒体效果一样，不是一种客观的呈现，而是公众的个人感知，注重的是公众的态度和心理认知，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其次，政治效能感针对政府、官员、政策等组成的政治系统；第三，完整的政治效能感包括两个方面，即公众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能力和公众认为政府对公众的回应，内在和外在两种构成了完整的政治效能感。(www.xing528.com)
从态度—行为理论出发，政治效能感与个人的政治参与行为紧密联系。公众的政治态度是其政治行为的预测基础，一般认为公众的政治效能感与公众的政治参与行为正相关，即政治效能感高的公众，其政治参与行为较多，而政治效能感低的公众，其政治参与行为也较少。艾英格研究发现，越是政治“赢家”就越具有政治效能感，越是政治“失败者”，其政治效能感 越低。[43]
史蒂芬·克雷格针对公众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个人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公众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差别较大，特别是内在政治效能感对传统的政治活动的影响更大。[44]
虽然政治效能感研究起源于西方政治研究，而我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以及发展路径都有较大差异，但是作为公众对政治事务的态度与参与行为方面的研究，政治效能感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加之可以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对公众的公共事务参与有较新的启发。因为，政治效能感围绕的是公众个人的政治信念与参与行为。虽然我国与西方的体制不同，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体现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理念，政治效能感与之并不矛盾。
在本研究中，公众对转基因等科学议题的参与体现的是我国民众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的权利落实，即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落实。公众通过媒介了解转基因及其政策是公众知情权的体现，公众对转基因议题的意见表达是公众话语权和参与权的体现，公众关注政府对转基因政策的制定，是公众监督权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政治效能感也是我国公民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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