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数的观念及背景

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周髀算经》,还是《九章算术》,所关心的都是具体知识或科学问题,所重视的都是“术”,因此其中的观念内容显得比较有限,而这恰恰与汉代的整个时代氛围存在着一定的隔膜。但与某种知识相对应的观念一定有其生存的空间以及“需求”。秦汉时期,各种观念盛行,这其中也包括“数”。而就与哲学的关系而言,这些“数”的观念较之《周髀算经》与《九章算术》中的数学知识要来得更加“亲密”。

汉代“数”观念的盛行有十分复杂的原因。这既包括现实大一统政治及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观念的社会根源,也包括在过去已经形成的数知识与观念的历史根源。而就知识的角度而言,这既有天文历法所提供的知识基础,也有音律学所提供的知识与观念依据,还有与《易》相关的貌似知识的各种神秘理解和解释。

如前面考察所见,数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最初始、最简单的数观念与四方、五行这些知识与观念有关,也与八卦的知识与观念有关,并且从春秋开始已经有神秘化的倾向。

随着占星术的发展、天文知识的增加以及人们对音律知识的了解,天数观念和概念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之间已经逐渐形成。例如《国语·周语下》中讲:“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又如《左传·哀公七年》中讲:“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这里的“十二”既与天文知识有关,即十二辰、十二次、十二月,又与音律知识有关,即十二律。我们在这里也已经可以看到天数与律数在数字上的某种相似关联。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普遍认为在季节与音律之间存在着联系。前面已经讲到,在《吕氏春秋》里,十二律与十二月是相配的,如:“黄钟之月,土事无作,慎无发盖,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泄。”“太蔟之月,阳气始生,草木繁动,令农发土,无或失时。”(《音律》)这就是一种“数”的观念。

另一方面,至战国后期,易数观念与概念也逐渐形成。《易传·系辞上》中讲:“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这可以说是易数观念的张本,同时它也将易数与天数勾连了起来。

而先秦时期律数、易数与天数的这种关系也为汉代律数、易数与历数的结合作了思维与观念上的铺垫。以上可以说是汉代数观念的历史背景。

同时,天文历法的发展对于汉代的数观念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前面的考察所示,自春秋战国以来,天文学取得巨大进展。到了汉代,制定历法又成为天文学的首要任务。而天文历法都与数密切相关。以汉代诸历法中的朔望月与回归年长度为例。《太初历》的基本常数是:一朔望月29日和一回归年长度365日,因其将一日分成八十一分,故又名八十一分法,或八十一分律历,这一日数较之战国时期四分历要粗,但较之秦汉之际的颛顼历要精;《四分历》与战国时期的四分历相同,其常数是:一朔望月29日和一回归年长度365日;《乾象历》的常数是:一朔望月29日和一回归年长度365日。事实上,类似的常数除了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以外,还包括近点月、交点月、恒星月、交食周期、五星会合周期以及二十八宿距度、黄赤交角、黄白交角、昼夜刻漏、晷影长度等。并且,在不同的常数之间还要寻求平衡,如太阳年与月亮年之间就存在差数,这就要通过置闰的方法加以调节从而将这两个周期加以整合。此外,天体运行又并非是匀速的,例如李梵、苏统等人在编订《四分历》时就注意到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也就是月有迟速,原因是月球在近地点走得最快,但近地点位置却不固定,大概一月间移动三度。总之,历数非常复杂,其中必然涉及精密的观测和计算。这些有关数的天文知识无疑会对数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也是汉代数观念盛行的现实知识背景。(www.xing528.com)

以上就是汉代数观念的背景,汉代数观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们看到,汉人津津乐道的数普遍与天文历法知识或相应的观念有关。例如《淮南子·天文训》中讲:“二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合气而为音,合阴而为阳,合阳而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为日,律自倍而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而以十二月为岁。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又如《史记·律书》中这一段:“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在这里,数与天干地支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数”在当时看上去似乎都那么“真实”,也正是由于看上去的“真实”,一时间似乎又都很具有“说服力”。当然,这类“数”观念所感兴趣的并不会是像天文观测与计算那样去求证客观的数据,否则也就不存在知识与观念的差别。

事实上,这样一种数观念的最终目的乃在于追求某些看上去恒定不变的数或普遍适用的数,因为从观念的视角来看,这些恒定不变的数或普遍适用的数更为重要,它们通常可以作为其他事物或数字的基准,这也就是所谓“天数”。汉代许多思想家都在追求这样的数,他们千方百计证明这些数的存在,他们相信有某种不同知识都必须遵循或必然显现的共同的数,或者说有某些可以一以贯之天下万物的共同之数。由此,这也将哲学与科学区分了开来。

在汉代的各种数观念中,又尤以易数与律数两种思想或理论最为重要。《汉书·律历志》中记载了一段刘歆对数所作的界说:

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书》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径象乾律黄钟之一,而长象坤吕林钟之长。其数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

从刘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数观念中,易数观念与律数观念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而律数与易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中的某些数字被认为具有神秘性或神圣性,被认为是宇宙的法则所在。应当说,比起先秦时期阴阳或象数学派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宇宙图式观念,这的确是一种新的“玩法”。

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考察这两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