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旅游人类学研究概况

国外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概况，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实际上也是旅游人类学的3个研究视角与3个研究内容）：

（一）对主人社会的文化接触、变迁与发展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在旅游人类学的早期阶段，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瓦伦·L.史密斯、戴维·J.格林伍德、奥格尔索普等。人类学家早期对旅游的关注基本是描述性的，理论研究较少，这一阶段主要研究旅游给主人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将这一影响定性为是好还是坏，即正面、积极、有利与良好影响或者负面、消极、不利与不良影响。人类学家采取这种分割鲜明的态度，跟当时对西方社会制度中权力机构的不信任，特别是对旅游帝国主义行为的憎恶有着很大关联。

而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与旅游发展热潮中，研究者们意识到，只是简单地对旅游影响做出是好是坏的价值判断意义不大，于是就转为更客观、更细致地去分析旅游发展中的相关要素与影响机制，转为对旅游的负面、消极、不利与不良影响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做出评论。

旅游人类学偏向于主人社会的文化接触、变迁与发展的研究，这里的主人社会一般是指代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这一研究范式之下，人类学学者转向去研究旅游带来的道德与权利等问题，思考旅游给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实质性影响。研究者们基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在旅游接触中的主导地位这一角度，强调旅游成为了一种帝国主义形式。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类学学者还关注旅游中的“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也被称为“第四世界”）的“弱势文化”的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之下，旅游人类学开始更为重要的转向。研究者们积极思考在大众旅游中，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如何维持地区社会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并积极参与地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与方案设计等实践。早期人类学学者曾经的社区发展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证经验，较著名的有维柯斯计划与福克斯计划。前者是1951—1964年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学者在秘鲁维柯斯庄园所进行的一项较成功的社会发展研究；后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了几十年的一个社区发展研究。(www.xing528.com)

（二）对游客个人经历转换与体验的研究

旅游人类学对游客经历与体验的研究，主要是借用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关注游客在旅游过程前后状态的转换与改变，即“通过礼仪”式的旅游，探寻一种类似“朝圣”的神圣旅游体验，分析游客所受到的影响。虽然研究成果的解释范围不大，但却激励着人类学学者去研究自身社会，去追问旅游的本底、根本或本质问题。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贾法·贾法瑞、纳尔逊·格雷本、丹尼森·纳什等。贾法·贾法瑞提出“跳板隐喻”理念，他将旅游过程比喻为跳板的过程，游客从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种“非常的悬浮状态”，之后重又回到原有的生活状态。纳尔逊·格雷本受范·吉内普和维克多·特纳“仪式”理论的启发，提出“世俗—神圣—世俗”的旅游仪式进程。

此外，研究者对影响到游客体验与经历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游客的行为类型、游客的出游方式、游客的特点、导游、旅游效果、主人社会的特质及游客与其的关系等。

（三）将旅游看作上层建筑的研究

这主要涉及旅游产生的原因，即旅游与游客产生的条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马歇尔·萨林斯、迪恩·麦肯奈尔、埃里克·科恩与安东尼·吉登斯等。旅游属于一种休闲活动，休闲又与经济模式相关，它以经济为基础，同上层建筑一样，是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那一部分。休闲是从维系社会基础的社会责任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的行为和活动。将旅游看作上层建筑的研究，是将主人社会（即旅游目的地^[6]或旅游客体）与客人社会（即旅游客源地或旅游主体）两者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范式，它可以回答前两方面研究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人们为什么要外出旅游？为什么会有不同类型的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