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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积极领导力探索:揭示方仲永们与创造力的关系

时间:2023-1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至今,任何一项研究也不可能做到明确指出某位“方仲永”将来必定成为“大师”。[3]有关创造力的研究只在学术圈的小范围里传播,而在一个信奉“天才论”的大的文化背景下,“方仲永们”的故事却在不断上演,我们要检讨的恐怕是这种推崇精英的文化、“制造大师”的思维方式。

学校积极领导力探索:揭示方仲永们与创造力的关系

初中语文教材中收录的《伤仲永》这篇文章,很有意思,里面讲到了与教育有关的很多内容,值得深入探讨一下。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盛产“天才论”“神童论”,方仲永五岁即能作诗题名,王安石认为,“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方仲永是天生如此,并非后天教化所得。今天,从高考状元到“哈佛女孩”“耶鲁男孩”屡见不鲜,或多或少都是“天才论”的不同版本和体现。第二,我们对待“天才”的态度往往是炫耀、曝光,让他暴露在外界的评价中,“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早期的几位“神童”宁铂、干政、谢彦波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是被媒体报道团团围住。第三,经过时间的洗礼,这类“天才”“神童”很多都会“泯然众人矣”,对这种结果的解读和评价往往意味深长,“泯然众人矣”是不被认可和接受的,相反,社会对成功、成就的推崇一直是所谓的“社会主流”。第四,对于方仲永“泯然众人矣”的原因,王安石认为是“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也就是说,是后天的教育不够,令方仲永变得像普通人一样。第五,拿“众人”与方仲永作对比,方仲永未能接受好的后天教育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普通人呢?言外之意,不是“天才”的“众人”,除非接受更优越的后天教育,否则就无法从“众人”中脱颖而出。

对于上述几方面的观念和观点,我们分别进行讨论。第一点“天才论”的盛行同第三点所谓“社会主流”价值观对成功、成就的推崇不可分割,我们社会自古以来对做“众人”是不认可、不接受的,尽管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成为“众人”,但大家都要争相脱离“众人”,成为“人上人”,能够有“成就”“成功”。这种价值观隐含着这样的观点:所有人都可以放在同一个标准和维度上(成就、成功)进行比较,不存在多元化的、不可比较的个人;从教育观念来说,现代教育需要营造和支持一种不可比较的、多元化的、每个人是独特的观念,教育应帮助每个人“找寻自我”,支持每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而不是社会评价中的那个人;从创造力的角度来说,个体需要的是相当程度上的“独特”“新颖”和“个性”,外在预期的社会评价会对创造力产生负面影响[1]

第二点对待“天才”的态度与第四点“泯然众人矣”的原因密切相关,尽管王安石认为,“天才”之所以会“泯然众人矣”是由于后天教育的缺乏,然而,像中科大少年班早期的宁铂、干政和谢彦波等人一直身处中国科技大学这样优越的教育环境中,仍然不能确保他们成年之后就不会出现“泯然众人”的结果。可见,后天教育的缺乏并不足以解释仲永会“泯然众人”的结果。而方仲永和上述几位“神童”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过早地被周围的人关注、曝光、评价和奖励,根据哈佛大学教授阿玛贝尔提出的“创造力内在动机原则”,创造力是高度内在动机驱动的结果,而外在评价、奖励往往对内在动机和创造性有负面作用[2]。像方仲永被不断要求作诗时,作诗本身已不是纯粹个人兴趣和爱好、内在动机驱动的事情,而是不断被周围成年人要求的事情,每次作完诗后一定有相应的预期评价在等着他。例如来自周围人的赞赏或摇头,来自父亲的奖励或批评等,在类似这样不断地预期评价和奖励中,方仲永作诗的内在动机很快就会消耗殆尽,作诗很容易演变为一种“应付”“例行任务”和“吃老本”的行为,不久之后这种在作诗方面“贤于材人远矣”的创造力消失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中科大少年班与宁铂等人同期的张亚勤等人,恰恰没有被媒体和社会过多地关注和评价,而在后来的职业发展中表现优异。同样类似的故事也在今天的“学霸”“学神”身上反复上演,可以说将这类“天才”“神童”不断曝光、环绕在一个充满评价和奖励的环境中,是对此类“天才”“神童”最奏效的扼杀办法。显然,伤仲永的不仅仅是他的父亲,即使有了后天的教育,如果这种关注、评价的环境不变,仲永最终仍然会“泯然众人矣”。(www.xing528.com)

此外,这篇文章反映出古人的经验性思维方式,缺乏实证和调查的科学精神,王安石只是在方仲永十二三岁和二十岁左右时见过他,对于五岁到十二三岁之间,以及十二三岁到二十岁之间,方仲永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缺少了解,是天天被父亲“环谒于邑人,不使学”,还是说方仲永自己曾作过一些挣扎、试图摆脱这种生活?在缺失中间过程的情况下,直接得出的是经验性的结论:“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

实际上,笔者在《学校积极领导力》第四章中也提到,对于创造力的研究发现,早期的“聪慧”“天赋”同后天的创造力表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那种试图从小就鉴定出“天才”,再通过“拔尖创新人才工程”之类批量“生产”出“大师”的做法,是一种工程思维在作怪。至今,任何一项研究也不可能做到明确指出某位“方仲永”将来必定成为“大师”。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在对公认的高创造力个体的研究中发现,“尽管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似乎在生命早期就对数字和实验很感兴趣,但他们最终表现出来的创造力与孩童时期的天赋没有什么关系。”[3]有关创造力的研究只在学术圈的小范围里传播,而在一个信奉“天才论”的大的文化背景下,“方仲永们”的故事却在不断上演,我们要检讨的恐怕是这种推崇精英的文化、“制造大师”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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