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与教育方针的关键贡献

1949年3月24日，在北平举行的国共和平谈判破裂，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千军万马。这时，作为杰出教育家的徐特立正满怀豪情地忙着领导和接收国民党留下的全国各省的文化教育事业。如徐特立在晋察冀边区时，曾一度住在阜平县烟脂河畔的温塘村，领导边区的宣传教育机关，着手接管新解放区大量的中、小学校，组织编写和审查新的教材。他对编写小学教材极为重视，对收到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送审的一至八册初级小学国语课本，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他说：“教育学说与一切其他学说一样，受着历史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的限制，所以它具有严格的时代性。所谓教育家也不是特殊的个人，只是一定时代的社会代表，他的学说只是时代思潮表现在教育的一个侧面，所以教育学说，不是一种抽象的一般的学说，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学说。”“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明明白白地由法律规定，人民受教育为一种义务，为一种强迫的负担（资产阶级的国民教育也称之为义务教育或强迫教育）。”“我们人民民主的教育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是培养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培养奴隶，因此我们的教育，是培养人民有独立的政治知识、科学知识、革命的基本理论，懂得革命的基本政策，所以，我们的教育家必然同时是政治家、科学家、革命职业家等等。这并不是要求一般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如此，但我们还是希望达到这一步的。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还应尽一切的力量，把时间缩短。”^[2]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徐特立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1日，徐特立出席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观看曾经是自己的学生、现在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聆听他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年已古稀的徐特立想到的不是光宗耀祖，不是坐享清福，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为建设新中国当一匹识途老马。这片赤诚之心在《祝吴老七十大寿》一诗中丹心可鉴。他写道：“……百年殖民地，从此永完结。前途之艰苦，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3]为了勉励自己，徐特立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与工作的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充分表明他希望再接再厉为建设新中国当一匹驰骋疆场的老骥之心思。(www.xing528.com)

此后，徐特立老当益壮，青春焕发。在别人看来，他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干多干少根本不会计较，而他自己坚持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从不因任何理由有所松懈。这时，他的具体职务是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党史资料室主任等职。另外，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还请他担任荣誉主席。他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一道，领导一批历史工作者及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的干部，从事非常敏感的中国革命史的编纂，并亲自主编浩繁庞杂的《中国通史资料选编》。但是宣传部的工作、编写历史的艰巨任务，并没有削弱徐特立对教育的热情与关注。那时，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一样，既要接收，又要建设，百废待举。旧教育方针政策的废改，新教育方针的制定与解释，新中国的教材编写和选定，对青少年进行“五爱”的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等等，无不倾注了徐特立的大量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