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论与性格论的辩证关系丰富了王元化的文学认识

早期王元化受苏联文艺观的影响，注重社会环境决定论，以社会学的眼光来审视文学作品的价值（这是1950、1960、197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主流），而很少从文艺心理学或人格分析的角度来评判作品。王元化审美思维转变的契机发生在写作《汉姆莱脱的性格》一文。这篇文章写于1950年代初，一直没发表，“文革”初王元化因害怕，把它烧毁了。文章大致的内容是认为“造成汉姆莱脱的迟疑的原因，不是由于他的懦怯，而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了一场大变化……父亲的暴卒，母亲改嫁给有篡弑嫌疑的叔父，而这位奸诈的叔父马上登上了王位……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思考。他需要迅速地弄清每一变故的真相，去追索它们发生的原因，而摒弃以往盲目的热情，无邪的童稚，他很快地成熟起来，一下子由幼童变成了成人”^[19]。这是王元化最初对哈姆雷特的认识——周边恶劣的环境铸就了哈姆雷特悲剧。但是歌德对哈姆雷特的分析为王元化拨开云雾，看到了另一片洞天，“莎士比亚是要表现一个伟大的事业承担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身上的结果。……就像一棵橡树种在一个贵重的花盆里，而这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根生长，花盆便破碎了”^[20]。这个悲剧不仅仅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哈姆雷特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难以承担历史的重任。“我感到自己过去的那篇文章，由于出于同情和耽于辩护的立场，过分强调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汉姆莱脱的迟疑犹豫……除了归结为环境的急骤变化外，也应考虑他本身的因素。每个人在迎接同一环境挑战时，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里就有人的性格所起的作用。”^[21]他从环境论跳到了性格论。王元化之所以逐渐青睐莎氏，是因为“莎士比亚的每一个剧本都创造了性格突出的人物形象”^[22]。在《读莎士比亚》一书中，王元化翻译了五位莎评家的文章，其中有三篇都是专门论述人物的。在浩若烟海的莎评中王先生单挑这一话题来译，不能不说是他对人物性格的特别关注。在以社会价值论衡量文艺的主流大潮中，王元化开始反思庸俗社会学的观念对自己文艺观的误导，而走向独立思考文学问题，趋向全面客观地分析人物，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举动。环境论和性格论从学理上说本应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但在中外文学评论中评论者各有偏颇，互不相让，或偏向于环境，或偏向于性格。难能可贵的是，王元化以宽阔的艺术胸怀、严谨的学术态度，客观地对待这两论的辩证关系，环境论与性格论的互补丰富了王元化对文学人物的认识。

人的性格不是恒定不变的，人在一生中会因为诸多事情的左右而改变性格，王元化对《李尔王》的认识就是性格变化论的一个证明。李尔王前期刚愎自用、专断任性，为什么后期人情味十足，良知回归？那是因为“当他交出王权，经历了人世的苦难之后，他身上的人性的东西渐渐觉醒了”^[23]。也就是说权力可以异化人性，长期拥有权力的人会被权力淹没掉良知和天性；而一旦没有了权力，人的善良的特性又会复苏。因此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声望会影响他的性格，这又回到环境决定论的思路上。由此看来，这两种理念综合考虑，方能有效地给人物以合理的评判。互补是必要的，割裂会走向极端。(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