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佚文大全-论王元化

理解如何可能？——读陈寅恪札记（一）

小引：元化师在前年秋天，忽发大愿，要将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全部再读一过，做成一种读书札记。他约我做助手，充任谈话笔录与资料检索的工作。他已经读过《柳如是别传》等，而且在书上作了一些批注。但是这事终未完成，主要是因为陈著牵涉的学术史文献过于庞杂曲折，而我与先生的时间，都不容充分分析与从容讲论。虽然这已成为了永远的遗憾，但元化师晚岁对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致敬，以及他读书思考愿心发力之强，现代学术文化伟大心灵的相通，仍可见一斑。这里是未经先生校正的文本，哲人其萎，片石可珍。发表以作纪念。

讲陈寅恪的书比较难，他的书比较含蓄、蕴藉，需要咀嚼，如果匆忙去读，很难得到真正的含义。一般来说，那些中国古代学术根底很深、而且有他自己独到见解的，都是这一类的书。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指出，世人对王静安的身世，往往不能理解，甚至有人把他说得很龌龊。但其实像王国维这种“志士仁人”的“憔悴忧伤”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这种悲伤不是由一种简单的、一时一事的小问题所引起的，而是一种超越了一时一事的大痛苦和大悲伤，且往往由世间之大灾难所引发，在心中郁结成难以排遣之块垒，故其“意念”必然非那些与其同时间、同地域之世人可以共喻的。所以读其书时要古今神理相接、要理解他的奇哀遗恨。而读王国维、陈寅恪的书都要用心去印证，而不是靠一些浅薄的知识可以参透的——这也是读王国维书之难的一些个人体会。

陈寅恪是史学家，又是思想家。近世以来有很深刻的思想的大家并不多。有些人以博闻强记而闻名，有些人则以观念新奇来制胜。但真正的学问倚靠的仍然是深刻的思想，陈寅恪在这方面俨然是很有建树的。就比如关于历史的看法问题。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说，吴其昌当时所撰之文字，乃出于梁启超戊戌政变之后个人情感上的一时愤激，故其言“非尽实录”。从中我们可以见出陈寅恪对于历史的一种看法：历史是不可以被一时的情感所左右的。历史的要求是真实。这于现在有些人所要求的“激情”的态度是显然不同的。

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似乎总想要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找出那么一种原则、规律或看法，使其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陈寅恪很强调“理性”，也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的理性。但他要求的这种“理性”并非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规律或看法，而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东西。然这种“理性”究竟指的是什么，陈寅恪在其书稿中并没有明确清晰的定义，需要我们慢慢琢磨。

在陈寅恪的历史叙述中，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的原则存在。这在他对“以自身之事能否印证古事”这一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可以管窥出一些端倪来。一方面，陈寅恪认为今人生活的切身感受是的确可以与古人的感受相互印证的。他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说自己曾读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1]他认为书中所描绘、记载的许多事都是不可理解，十分诡异的。而当时，他本人正身处“绝岛”（指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随时随地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那些他自身所“身临目睹”的事，竟然与书中的历史叙述相互得以一一印证，于是书上那些事忽然间便完全明白了过来。从而感慨自己治史四十余年，从未能有过像当时那样的亲切有味之快感，甚至连死亡、饥饿都置之身外，而成为了一种极大的享受和快乐。这便是以今人之切身感受印证古事的一个例子。

但在另一篇同样是“以今印古”的文章中，陈寅恪的意见却完全不同。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中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说到梁启超所论关于陶渊明辞官归田的原因，“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而主观原因则是维护自己高洁的人格，“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陈寅恪不同意这样单纯的道德批评观点，认为：

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2]

在这里他又明确指出用今人的思想经历去印证陶渊明的思想经历，是断然行不通的。

在同一个问题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见解呢？原因是陈寅恪并没有把“以今印古”——也就是用自己切身的经验感受去推考古人——当作一个普遍的原则。假如把这种方法当作今人所喜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来使用的话，其结果便是看人论事都带来极大的问题。因为世间哪有这种普世性的规则呢？当各种因素都机缘凑巧的时候，或许此法尚可一用，正如《陈述辽史补注序》中的那个例子；但更多的时候，历史更是一盘多种力量错综复杂地纽结在一起、变化多端的棋局，而每个读史人的“今”，也都不一样。这两方面变化与差异如此之大，是否能够这样“以今印古”，还有待具体情况的考证。因此陈寅恪看待历史乃是注重其特殊性，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而不是用一个所谓的普遍的公理去框架它、推导它。

［胡晓明案］　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陈寅恪的研究表明：今古之间，虽然是可以印证的，但是要注意：一是今天的经历，对于理解古人，是一种缘助、一种启发、一种想象，而不是定论。比如“汴京围困屈降诸卷”的人事，陈寅恪并没有说“谁就是谁”这样斩截的判断，只是一种古今贯通的想象力和大启发。这就区别于梁任公的独断。第二，古人那里，有很多因素，需要客观了解，比如陶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都要考虑在内，所得出的判断，要符合各种因素的客观性。最终的结论，要经得起客观材料的检证。陈寅恪说的是解释学的重大问题。他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更充分展开了考证学中的想象参与以及诗歌体会中的客观材料检证问题。

陈蕾录音整理，2006年10月25日

新春谈家

一、我主张家庭在人生中应有重要的、正面的价值。一个人不能纯粹过一种完全社会化的生活，也不能纯粹过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生活。如果没有家庭里的情感、亲人们的相互关心，人生会变得太艰难。如果家庭再多矛盾，以至陷入一些不能解决的困境，这样的人生会很没有意思。(www.xing528.com)

二、我赞同传统文化中有关家庭价值的一些肯定的表述，比如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等。我这样的认识并不全是从书上看来的，也不全是从古代人那里学来的，更多的，是我从自己的亲人，父母、姐妹、妻子那里，长期以来，切近地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与亲人之间的爱。我是从自己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实感之中，得到古人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体会。越是到晚年，我这种体会越是鲜明、越是强烈。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我的亲人，就没有我的今天。

三、尽管如此，我从生活中，转过来再看“五四”时代的一些言论，转过头来再思传统，却又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经验，而是其中融入了更为丰富复杂的时代思想感受。反思其中的一个结果是，“五四”时代一些言论，或许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其流弊，激进多于理性，一刀切多于具体分析。不得不说那时是过于强调家庭负面价值了。而百年来随着中国文化的流失，家庭伦常的传统，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在流失中。

四、家庭文化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女性。家庭不能没有女性的作用，尤其是母性的温情与特有的力量。没有女性情感所浸润的生命，是一种枯槁甚至某种病态的生命。传统女性的温良和婉贤惠，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应该抛弃的过时的封建的东西，其实是值得珍惜的品性。事情辩证地看，妇女解放是有功的，但是现代人解放妇女要解放到什么地方去？有时是对女子不仁厚，让她们过多承载社会重担；有时则是让她们变得有些令人可怕了。

五、也不必美化古代的家庭生活，传统礼教有很多“冤曲”，梁漱溟早就讲过了。家庭与社会，古代过于看作是一回事，所谓“治国先须齐家”是也。治国讲的是法治，怎么可以用治家的一套来代替呢？社会讲的是自由平等权利，家庭则讲的是和谐爱敬慈孝，看起来并不是一回事，不应该以此来代替彼，混淆不同的领域的事情。反过来说，家庭不必像社会那样太理性明白，正如林毓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的：家庭成员不必太多讲什么身份、权利，好像大家都要算账似的。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也并不是如章太炎批评秦国法家所主张的大家都“块然相处”的冷冰冰的所在。百年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既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你输我赢的算账。确实社会也要讲一点合作，讲一点人与人之间应有和谐关系。所以，如果从相互的关心、爱敬来说，家庭价值当然是可以通往社会价值的。一个在家庭生活中浸润过温情的人，可以相信在社会上也是比较讲礼讲道德的人，而且不会对人类社会有太多的仇恨。总之，这既是可以分开来讲的价值，也是可以合起来看的道理，不能一概而论。

胡晓明记录整理，2008年9月30日

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3]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今天我主要想谈谈自己对于这个会议及其主题的一点想法。

提出这个题目的意图是使古代文学、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结合起来研究，来探讨它们发展演变的轨迹。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专门开这个会来讨论这样一个题目。我想把这问题的背景简单地讲一讲。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刚才在欢迎辞中也谈到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有隔绝的情况，这是很奇怪的。在最早的文学研究中并没有这么大的隔绝。看看王国维的研究就可以清楚，他不仅把古今结合起来，而且把中国的和外国的也结合起来。比方说他的《红楼梦》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他本人对德国古典哲学很有研究，一般认为他喜欢叔本华，所以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引进到《红楼梦》评论中去。实际上他更喜爱康德，对康德也很有研究。当时在文学研究领域里没有古今隔绝的问题，中国学者向来讲究“融会贯通”，当然研究工作必须有专业方面的重点，但是在研究的时候必须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宏观背景上来探讨。只有经过比较之后才可以显示出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假设像我们现在这样，只讲专，不讲兼通，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隔行如隔山——知道现代的不知道古代的，知道中国的不知道海外的，知道文学的而对历史、哲学只有粗疏的知识或竟至完全无知。这样的研究不仅陷于狭隘，而且很难把问题真正搞清楚、弄深弄透。

解放后1952年有过一次院系调整，学校的老师和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大概都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所谓院系调整就是向专业化发展，这是在“一面倒”的指导思想下，盲目向苏联学习，一切都要遵循苏联的范例。解放前的大学多是综合性的，有许多文理不同的学科。但在这次所谓院系调整的教育改革中，都被砍掉了。比如清华就是如此。清华原是综合性大学，在文科方面有很好的国学院传统。这个传统至今还常被人怀念和称道。当时国学院四位著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所留下的清华文科学风，影响很大，是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清华国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成为自那时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主要骨干。也许可以不夸张地说，后来国内大多数文科人才都是由他们一代人直接或间接教育出来的。清华大学的这一传统，可惜在院系调整中被砍掉了，以后清华被限定为理工科的大学。我常想，1952年向专业化发展的院系调整，形成以后像恩格斯说的“分工的奴隶”的那种偏向。分工是必要的，但分工必须在整体综合的基础上进行。由于专业化的畸形发展以致现在许多研究工作越分越细，牛角尖越钻越尖，甚至有研究鲁迅的不知道王国维、陈寅恪，不知道近代学术思想这类的情况发生，因此就造成了上述的那种隔绝，其实这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在院系调整只向专业片面发展的时候，国际上的科研工作早已向综合方向发展了，不仅把古今中外结合起来，把文史哲学结合起来，而且在一些科研项目上还出现了向边缘学科探索或进行学科杂交。任何一种文化思潮倘不放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上去看，不从哲学上向深层根源去发掘，就会流于浮浅。比如像鲁迅研究，我们已经研究了半个多世纪，文章也写出了成千上万，可是大家的谈法都差不多、角度也差不多、内容也相仿，看来已到了题无剩义的地步，似乎研究已经到顶了，不能再有什么新观点了。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并不是的，鲁迅在思想史、文学史上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举个例子来说，假如研究鲁迅不能对章太炎的思想有所了解，就很难真正了解鲁迅。鲁迅对秦始皇、对法家、对李斯，甚至对“五四”时期兴起的疑古派的评价等，都是或多或少受章太炎的影响。鲁迅自称只关注章太炎的革命业绩，而受到他学术方面的影响很小，但我们仔细研究研究鲁迅的著作，就可以发现他有很多观点其实是受到章太炎影响。比如鲁迅批评顾颉刚“大禹是一条虫”的考据，就是明显的例子。在鲁迅之前，章太炎就已讥讽过“鲧是一条鱼，禹是一条虫”这种说法了。再如鲁迅有一篇题为《论华德焚书异同》的文章，其中说到秦的焚书与希特勒的焚书不同，与阿拉伯人焚烧亚历山大图书馆也不同。他认为始皇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是统一中国的伟业，很值得赞扬。他不同意“秦无文”的说法，称赞李斯的碑文写得好。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因此，不从史的角度研究鲁迅，就不能真正理解鲁迅在现代环境中所表露的思想的内涵。我认为做学问只专不博，不讲兼通，要想做出贡献是很困难的。“五四”时代还没有去掉这个传统，当时胡适就说过：“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像钱穆这一代人，大多也都一再主张通才教育的。

主持人章培恒先生和梅新林先生为会议提出“古今演变”这个主题，我觉得十分有必要，可以使我们因过去长期分工所造成的片面化的情况得以克服，这对于文学的发展会很有帮助，使我们的文学研究可以做得更为深入一些。

【注释】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64页。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28页。

[3]编者注：本文原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王元化教授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经作者根据录音记录修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