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前进，需要科学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对待传统文化，元化先生认为首先要掌握充分的材料，要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大量史料加以识别、考订和诠释；其次，要合理区分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异中之同的“常”的方面和作为同中之异的“变”的方面，前者实际指民族的一般本性，后者实际上指一般本性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的不同形态。[55]元化先生指出传统文化的承传在其精神实质或理念，如“道德主体”“和谐意识”等，而并不在其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如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等。因为前者是常，将会随着传统的承传而流传下去；后者是变，将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消亡。同时，每一种道德伦理的根本精神又都是和当时的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混合在一起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完全超越他的时代，完全摆脱由当时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如果坚持思想的根本精神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是不可分的，那道德继承也就不存在了，如岳飞、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就是应当承传的“常”的东西，而他们的忠君思想则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所形成的“变”的东西，应当摒弃。
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元化先生提出“以西学为参照系”[56]的理论主张。他认为，研究中国文化必须充分尊重自身的规律和个性，同时要充分认识中国文化和域外文化（特别是西学）的异同，清醒地估价中国文化传统资源的构成。在1995年应加拿大《文化中国》杂志之邀寄去的笔谈中，他主张“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以西学为坐标，但必须以西学为参照系”[57]。以西学为参照系，要求“把外来的东西融化到中国文化里面，而反对以外来标准为依据，用中国文化去进行比附”[58]。在反思“五四”时期杜亚泉、陈独秀等人展开的有关东西方文化的论战时，元化先生凭借自己对我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刻体察和对外来文化的独到认识，积极扬弃了“五四”时期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文化观。相比之下，他十分赞同“五四”时期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等人所走的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路子，指出“我们不可不注意陈寅恪如何使西学融于中国文化，也不可不注意王国维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到《宋元戏曲考》在融化西学观点和方法方面的演化之迹。过去我们太侧重于当时人的理论探讨，而忽略了他们在实践中所展示的意蕴。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59]。由此，他进一步深化了自己提出的“以西学为参照系”的观点。这种观点更加突出了中西文化的各自特点及相互关系的表现形式，对科学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元化先生在文艺探索中，非常重视艺术的创新问题。他认为：“艺术要发展，要前进，就需要突破，需要创新。”[60]这是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艺术的发展，必然会摈弃一些旧形式、旧规矩，而且“现实生活要求充分而完美地去表现它本身的新形式”[61]。因此，他指出：“在文学史上，随着每个重大历史时期的递嬗，都经历了一场艺术形式的变革。”[62]在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的探索中，“可以继承民族的东西，也应该引进外国优秀的东西”[63]，但“必须要有冷静的头脑和科学的态度”[64]，学会辨认、识别、取舍和融化。不能为了求新求奇、赶时髦而无视艺术自身的规律，要按照时代和生活的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在实践中，作家或评论家不能把形式或表现手法在文学创作上的作用加以无节度的夸大，用它作为衡量作者是否敢于突破和创新的唯一尺度，或者将其视为评论作品优劣成败的决定因素，“我们应该记住，不管什么形式或表现手法，不管是借鉴传统固有的或引进国外新生的，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必须是从灵魂里自然涌现出来的”[65]。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在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学术界和文艺理论界，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其中就留下了元化先生的智慧和足迹。元化先生虽然已经仙逝，但他那破除迷信、追求真理、追求自由、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他发出的“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的声音，永远回响在我们心中。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5期
【注释】
[1]楚图南先生为戴震纪念馆题有两句对联：“治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元化先生对这副对联深为服膺，他曾在《新启蒙》的编后记里引用过。在他看来，“‘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王元化：《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这是学者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的重要表现。“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是元化先生一生学术探索的旨归，更是他学术人格精神的光辉体现。
[2]“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是熊十力先生所揭橥的治学原则，元化先生认为这一原则在阐述古人著作时是“不可或缺的”，“是精辟的”（王元化：《思辨随笔》，第181页）。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就的《文心雕龙柬释》下卷首篇《释义小引》中曾引用这句话说明释义的宗旨。后来，他援引余英时先生以meaning与significance区别“原义的底蕴与注释者所揭示的义蕴”的说法，揭示出这一治学原则的含义，即“注释前人著作一方面须下训诂考据的工夫，去揭示原著之底蕴（meaning）——此即‘根柢无易其固’；另方面又须按照上述观点，摆脱释事不释义的窠臼，阐发原著中所涵之义蕴（significance）——此即‘裁断必出于己’。”（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这一原则成为元化先生学术生涯始终坚持的治学精神。
[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如今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知识分子学术探求的价值取向。元化先生一生坚持独立思考，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形成了他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4]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5]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6]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
[7]王元化：《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8]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第29页。
[9]同上。
[10]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92页。
[11]王元化：《清园近思录》，第136页。
[12]张汝伦：《时代的思者——敬悼王元化先生》，载《南风窗》2008年第11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2版），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页。
[15]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98页。
[16]参见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121页。
[17]王元化：《思辨录》，第219页。
[18]王元化：《思辨录》，第220页。
[19]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42页。
[20]同上，第121页。
[21]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122页。
[22]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23]同上，第261页。
[24]王元化：《清园夜读》（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25]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第347页。
[26]同上，第381页。
[27]同上，第352页。
[28]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56页。
[29]同上，第59页。
[30]同上，第2页。(www.xing528.com)
[31]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第366页。
[32]同上，第381页。
[33]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第5页。
[34]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第99—100页。
[35]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序》，第2页。
[36]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第354页。
[37]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第45页。
[38]王元化：《思辨录》，第458页。
[39]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89—90页。
[40]同上，第89页。
[41]王元化：《思辨录》，第400页。
[42]同上，第457页。
[43]王元化：《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页。
[44]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74页。
[45]同上，第46页。
[46]王元化：《向着真实》，第206页。
[47]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10页。
[48]同上，第68页。
[49]王元化：《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50]王元化：《思辨录》，第326页。
[51]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73—74页。
[52]同上，第73页。
[53]王元化：《思辨录》，第84页。
[54]同上，第74页。
[55]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56]王元化：《清园近思录》，第287页。
[57]同上。
[58]王元化：《清园夜读》（增订版），第65页。
[59]王元化：《清园夜读》（增订版），第170页。
[60]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9页。
[61]同上，第10页。
[62]同上，第9页。
[63]同上，第12页。
[64]王元化：《王元化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3页。
[65]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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