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反思的背景与契机

王元化所说的“反思”并不是指伦理道德上的忏悔，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时代的忧患意识对自己的思想和曾经的信念所进行的反省和检讨，并从这种反省和检讨中寻求真知。王元化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王元化一生经历了三次反思，其中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这一次反思属于个人层面的成长反思，影响较小。

王元化的第二次反思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时王元化受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隔离审查，这给王元化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荡，认为需要对自己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重新认识、重新估价。通过广泛地对比阅读《毛泽东选集》、马恩著作以及黑格尔著作，王元化逐步认识到之前深信不疑的权威理论的错误，逐渐打破对权威的盲目信仰和个人崇拜，得到思想的大解放，找到了“抓要害”“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命题的哲学基础。这一时期的王元化对黑格尔哲学极为称道，并向韦卓民等老一辈哲学家请教黑格尔哲学。正是黑格尔对理想的执着、对理性的自信给处于黑暗中的王元化带来了智慧的光芒，他说：“黑格尔哲学那强大而犀利的逻辑力量，却使我为之倾倒。我觉得它似乎具有一种无坚不摧、可以扫荡现象界一切迷雾而揭示其内在必然性的魔力。黑格尔哲学蕴含着一股清明刚毅的精神。”^[1]对黑格尔人格力量的皈依以及黑格尔逻辑力量的笃信，王元化逐步走出人生低谷，并且运用黑格尔的逻辑方法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定稿于60年代初期、出版于1979年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正是王元化融汇黑格尔的逻辑方法演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的出版为“文革”后的王元化带来了极高的荣誉和地位。

深入到王元化第三次反思前夕的思想现场，带动王元化第三次反思的契机至少有三个。首先是顾准的重新发现。顾准是新中国成立前王元化在上海的领导。在1989年为顾准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写序时王元化说：“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致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2]顾准在书中对终极目的“乌托邦”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王元化对黑格尔“绝对理念”“绝对真理”的怀疑。第二件事是1992年参与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答辩。从对朱学勤论文的阅读中，王元化发现国家学说所承续的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对“公意”“众意”“私意”的划分与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与“个体性”相合，并且黑格尔和卢梭都认为普遍性可以囊括特殊性和个体性在自身之内，这是当代以来个体、个性被消解的重要思想来源。第三件事是1993年王元化为《杜亚泉文选》写序时所带来的震动，正是对杜亚泉等“五四”另一面的发现让王元化回归了真正的“五四”，他对“五四”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等四个方面的反思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www.xing528.com)

王元化第三次反思在一定程度上都指向了过去王元化自己习焉不察以及中国当代思想的偏误，他“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3]，把其矛头指向了黑格尔为代表的同一性原则及理性主义。如果说王元化第二次反思涉及对黑格尔的皈依和崇拜，属于“黑格尔化”；那么第三次对规律、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同一性思维的反思则涉及对黑格尔的重新估价，属于“去黑格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