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重要思想与党建研究

(一)政党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1.政党的一般性理论说明。

“政党”是以通过参加竞选来执掌或参与国家权力、影响政府行为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根据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把政党称作“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这一观点，我国著名党建专家、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分析了政党作为工具的两个特征:第一，作为“部分”来行动的政党，它要求维护所代表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并为实现这种利益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因此，政党是社会中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相抗衡的代表，正是政党组织和领导了社会中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第二，政党又是起联合作用的力量，它有着社会整合的功能。为了完成某个特定目标，政党会想方设法把各种有用的力量都动员和利用起来。在这里，王长江教授实际上指出了执政党与非执政党(在野党和反对党)在功能上的主要区别，他将政党上述两个特征进一步称为“冲突的功能”和“整合的功能”，认为对地位不同的政党而言，在履行“冲突的功能”和履行“整合的功能”之间，其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其目的是为了利用社会矛盾来造成对执政党不利的局面，以便取而代之，因此往往比较突出地表现出“冲突的功能”。与此相反，执政党则要竭力履行其整合的功能。因为执政党所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属于社会各个阶层、群体所共有。任何政党一旦执政，就意味着民众把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委托给了它，它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都集合起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作为执政党，必须尽可能地减少社会矛盾，协调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以便形成一个和谐的局面，求得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2.社会的一般性理论说明。

现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德认为，社会是自我和他人沟通的产物。米德从沟通的角度定义社会，是把社会看做人们活动的公共领域，社会被变换成了公民社会。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提示: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近代产生并在现代开始成熟起来的，而近代以来社会逐渐以公民社会的形式呈现，这就意味着，近代以来政党是在公民社会的框架内活动的。因此，针对论题而言，我们对社会的一般性理论说明须转换成对公民社会的一般性理论说明。

公民社会是一个外来词，是从英语的Civil Society翻译过来的一种译法。在我国学术界，Civil Society有三种常用的译名，即“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每种译名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

市民社会是中国知识界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用法，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一般是指建立在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之上的国家以外的实体社会。它是西方17世纪以后发展出来的概念，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经社会契约论的推导，社会与邦国才会出现对立的状态。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认为市民社会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能确定社会相对于国家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个人不仅能确保自由，而且能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财富的增加刺激了市民的物欲，而物欲的泛滥又会侵蚀维系传统政治的公民道德。弗格森的这一认识直接影响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确立，也间接影响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民间社会是我国台湾学者根据台湾政治生态、社会现状和中国传统特点提出来的，着重强调民间社会与政府的对抗和不合作，并与中国历史上的民间下层社会相联系;它指的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以后，伴随着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而出现的个人在其中以私人身份追求其自身利益的“私域”社会，包括民间社团、民营企业、私立学校、独立媒体、社区自治、教会等等。最初，这个以“私域”出现的社会只是统治的对象，在政治领域中无关紧要。但是逐渐地，开始通过私人间的自由结社，通过对公众话题的讨论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在公共决策上产生影响。(www.xing528.com)

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的研究，公民社会才是“Civil Society”的本意。它源自希腊雅典的“城邦政治”，因为雅典公民的社会范围与城邦政治的范围重合，公民社会其实是城邦政治的同义语。雅典公民不可能在城邦之外发展自己的公民性格，因为离开对城邦政治的参与，也就意味着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处于非公民状态，甚至是非人状态，故而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离开城邦者非神即兽”。

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托马斯·雅诺斯基认为，公民社会有着三种不同的定义并由此而在概念上具有不同的含义。早期的公民社会定义来自马克思等人，侧重于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所出现的非国家影响领域。一种规范的公民社会定义则侧重于评价国家对公民的行为，以及各国是否形成了一种能保护个人和群体不受国家滥用权力之苦的有效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社会科学定义，即托马斯·雅诺斯基所采用的定义，强调非国家领域中的志愿群体的相互作用——公民社会表示非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众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三者之间的一种有活力的和相互作出反应的公开对话领域。托马斯·雅诺斯基所采用的这种公民社会的社会科学定义，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相互起作用的组成部分: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和公众领域。各领域之间是相互重叠的。国家领域包括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依法律和宪法作评定)的组织。私人领域包括家庭生活、亲友关系及个人财产的处理。市场领域包括那些通过商品生产和服务，而实际创造收入和财富的私营组织以及若干公营组织。公众领域至少包括五种类型的志愿联合组织，政党、利益集团、福利协会、社会运动(西方政治学界一般把它看成非正式组织)及宗教团体。从托马斯·雅诺斯基所采用的定义可知，公民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实际上，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到处充满了组织。几乎没有人不属于组织，人的所有社会活动、社会行为几乎都已经组织化了。在日常生活里，人们的许多事务已经被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大小的组织所代理。这些组织，比如工会、学校等，以各种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许多个人不能提供的服务，以至人们几乎是在依赖这些组织生活。

所以，托马斯·雅诺斯基采用的公民社会的概念，是对公民社会的特性的一般性抽象，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在文中所指的社会就是托马斯·雅诺斯基所定义和描述的那种公民社会。我们并不进一步对这一公民社会的概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只是通过介绍它而强调指出公民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为即将展开的研究铺垫理论基础。

3.政党与社会的关系。

比较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类型通常可分为两类:即“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在“早发内生”型国家中，政党是与现代化变迁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必然结果，其在功能上体现了合法性优先的状态，也就是说，政党政治是随着选举制和公民权利的发展而形成的，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大抵如此。而在“后发外生”型国家中，政党并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结果(虽然与其相关)，而是在外来的影响和压力下，政治体系为了维护其生存和发展，对强大组织力的现实需要。其在功能上体现的则是政治资源整合优先的状态，即政党政治是国家危机和近代政治秩序发展的共同结果。中国作为后发展型现代化国家，它不仅具备了上述特点，而且超大规模社会现代化也必然具有自身特有的规律，这使得中国的政党结构和功能还具备了自身的一系列特征。显然，超大社会的现代化变迁具有结构变迁的多维性、变迁中矛盾的复杂性、变迁过程的困难性和渐进性等特性。这要求中国的政党政治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整合功能，具备开发、掌握和有效利用各种政治资源的功能以及适应社会变迁的功能等。而伴随着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政党与社会的功能性联系也会发生某些变化。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以后，现代化变迁的历史逻辑已发生了改变，从而使政党与社会的功能性联系也发生了改变，这要求中国的政党结构在继续优化整合功能的同时，必须注重开发和强化政党的公共政策和合法性等各种功能。

就目前中国政治系统中的正式结构来看，政党结构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并与政府构成了高度的整合状态，社会有序和发展所需的重要和宏观的政治功能主要是由政党结构来提供的，这是中国政治系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系统履行功能相区别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所需的各种政治功能是由政治系统诸结构共同提供的，而在中国则主要是由政党结构来提供的。因此，政党与社会的功能性联系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党政治功能的履行情况决定着中国的社会整合、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革新的状态，而在根本上，各种政治功能的履行状态又依赖于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汲取政治资源的能力，特别是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