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山区农业经济习俗研究

二、明清徽州山区农业经济习俗

明清徽州经济是典型的山区经济，但这并不等于说徽州就没有农业，没有农业习俗。实际上，徽州农业几乎是和林业并重的一个产业部门。因此，有关农业的民俗甚或更多于林业的民俗。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明清徽州的种田与收获民俗。

徽州是一个山区，山多田少，故历史上徽州百姓开山劈田，与自然做斗争，形成了很多层层若阶梯状的所谓“梯田”。正如嘉靖《徽州府志》所云：“（徽州）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利剡不得田其间，刀耕火种，其勤用地利矣。”^[9]这种风俗一直传承至今，在歙县、绩溪和婺源等地人们在安苗插秧之时，为了祝福天公作美，获得丰收，甚至专门祭祀土地神、田公和田母。在歙县，农户开秧门莳田之日，要设宴拜请田公、田母。朝拜时，先燃三根香插于田埂，然后跪拜，并念祈祷歌，云：“田公、田母、田伯伯，上丘不长禾，下丘不出蔷，保佑我家田里长满蔷，喜乐种田人，挑坏割稻客。”^[10]在该县江村一带，春作时，有击鼓催耕之俗，早晨要吃五香茶叶蛋。在婺源，有所谓的安苗习俗，在稻田秧苗发青之时，农家要做野艾馃到秧田边供请土地神，祈求其保祐秧苗茁壮成长，获得丰收。这一习俗被称为“安苗”。^[11]绩溪县的安苗习俗和仪式尤为隆重，据该县县志记载：相传，农历六月初六日是天公、天母寿辰。是日，农民在田头地角鸣锣、烧纸、插小红旗。伏岭、北村一带，还于芒种后第一个龙、虎日，请僧侣做斋，然后撑旗擂鼓，肩抬太尉老爷像巡游田畈，祈求风调雨顺。中午，农家纷纷做包馃当餐，以示农事大忙已过，有“种田种得苦，享个安苗福”^[12]之谣。

此外，在徽州许多地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还有“春祈秋报”之俗，有的在社屋举行，大的村庄过去在每年正、二月间，择吉日进行春醮，请道士设道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至九、十月间，农作物收割完毕后，再择吉日进行秋醮。^[13]在歙县丰南，每年社祭达九次之多，“社自祖宗来，每岁共九祭：正月元宵，二月春祈，三月清明，五月安苗，六月遣蝗，七月荐新，八月秋报，九月重阳，十一月冬至。行之已久”。^[14]另外，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祈神保苗和遇大旱时祈城隍降雨等习俗，在徽州一直被流传下来，成为徽州山区经济中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民俗事象。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明清以降徽州的民间计亩、土地租佃和买卖民俗。

徽州地处山区，地势陡峻，与平原地区大块良田一望无际的情形相比，徽州山区的田地更多的是山脚下面积狭小、规则不等的一块块田簊。这些小块田地，零星地分布于徽州各地，且山上垦种的不规则的梯田，更是呈立体状分布。因而，在统计徽州土地面积时，纯粹以“亩”或“公顷”计算，实在算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在徽州历史和现实的有关材料中，看到徽州的民间计亩采用这样一个习惯，一是以“簊”计算，俗称“一块田”为“一簊田”；另一种计算方法是以该块土地所生产的农作物数量（即产量）计算土地面积，徽州向有以“秤”为单位计量的习俗。我们分析了成书于明代中、后期至清初的祁门善和《窦山公家议》的记载，得知徽州的秤大小不一，用今天的市斤来换算的话，大体上每秤介于18至30市斤之间，“西乡地方亦有以十斤为一秤者”。^[15]所以，当我们听到“一秤田”的说法时，即会很快明白该块土地的面积。这一民间计亩习俗，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徽州作为山区的地理和经济特征。

明清时期徽州的租佃民俗相当丰富，在地租剥削形态上，实物和货币分成制与定额制普遍存在，劳役地租成分复杂，特别是佃仆制，这在当时全国其他地区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徽州以佃为仆的现象十分盛行。佃仆制作为徽州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租佃制度，曾经给徽州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以佃为仆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佃户“葬主之山，佃主之田，住主之屋”^[16]而致。佃仆是一种特殊的佃户，他们比一般佃户地位要低得多，他们与主人之间有主仆名分，“平日起居不敢与同，饮食不敢与共，亦不敢尔我相称”。^[17]主仆之间等级森严，谁也不敢轻易触犯，否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一些佃仆数量存在较多的乡村和宗族，都对宗族成员与佃仆的关系进行严格区分，责成族众不得与佃仆及其子女通婚，如明代万历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就在《茗洲吴氏家记》的《家规》中明确规定：族众与佃仆或其子女婚配，“门第不对，乡鄙诟笑。是人自以奴隶待其身，以卑下待其子孙，我族即不当与之并齿，生不许入堂，死不许入祠”。^[18]“脱有稍紊主仆之分，始则一人争之，一家争之，一族争之，并通国之人争之，不直不已”。^[19]即使是清雍正五年（1727）清王朝开豁世仆为良令之后，徽州的佃仆制亦未能得到废除，一直到民国年间，这种佃仆制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徽州社会。

在明清徽州的租佃制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习惯，那就是土地被分成了所有权和使用权两个部分以后，土地的所有权被称为“田骨”，土地的使用权被称为“田皮”。“田皮”不仅作为一种使用权，可以供租佃者自己使用，而且还可以象“田骨”即所有权一样进行自由买卖与转让。只是与土地所有权即“田骨”买卖的名称不同而已。同一块土地，“田皮”、“田骨”权的分离，使得在徽州出现了很多“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等一田多主现象。在歙县，“歙邑买卖田地之契约，有大买、小买之区别。大买有管业收租之权利，小买则仅有耕种权，对于大买主，仍应另立租约。大买契内注明‘立大买契人、今将某号大买田出卖与某收租管业’等语；小买契内则书‘退顶小买田人、今将受分小买田出退与某过割耕种’字样。小买与永佃之性质相近，小买田之转移，大买主不得干涉”。^[20]除歙县之外，绩溪、黟县等地都有关于“大买”与“小买”的文献记载。“绩溪田地向分三种名目：一曰起佃，此等田地系将大买、小买、草粪各种权利并合为一，最为上格；次曰大买，此等田地只有所有权而无佃权；三曰小买，又名小顶，其权利以佃种为限，如或自己不种，转佃与他人耕种，得与大买人分收谷租，并独收麦租。大买人与小买人分收谷租时，其成数或二八或三七或四六不等”。^[21]在黟县，“田业有所谓典首者，不知始自何年。往往一业两主，正买契券则须收割投印，典首契无收割投印，而价与正买不甚相远，称曰小买。买正租而不买典首者，但收谷一季而无麦。虽是土例，于理欠顺”。^[22]为弄清楚典首、大买与小买产生的原因，民国《黟县四志》的作者，曾采访了一些老人，希图从他们口中了解这种习俗的由来，但结果是多说并存，实在无法说清孰是孰非。“曾闻老人言，（典首）是因抵首之误，抵首者，由佃人与佃人争上首，佃人田中业已播种，此田或易主，或佃主另招新承佃者，认上首种子农工价，渐渐失真，变成典首。”此是一种说法；“又云：昔日地狭人稠，欲佃不得，于是纳金于田主，田主收其金，则此田永远由其耕种。若欲易佃，则必偿旧佃之金，故曰典首。倘该田之业，田主并未收过佃户之金，则此田之典首仍归田主所有。此亦一说也，未知孰是，因两存之”。^[23]根据我对江西等地租佃制度研究的情况来看，因地狭人稠，佃人为争佃土地，纳金于田主，从而产生的所谓“典首”，应是一个主要因素。(www.xing528.com)

在土地买卖中，明清至民国年间，有关大买、小买已如前述，另外还有一种土地买卖的习俗，即“活卖”与“绝卖”以及“找价”。“活卖”即非一次性将土地所有权及其他权利卖断，而“绝卖”或称“永卖”、“杜断”，即一次性将土地所有权全部卖断。但是由于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的土地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因此，早先卖出土地的人往往觉得卖的价格偏低，于是便开始向原先的买主寻求补偿，这就是所谓的找“不敷”，亦称“找价”。

“找价”习俗在明初即已在徽州个别地区出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土地价格的飞涨，在“田少而值昂”^[24]，素有“寸土寸金”之誉的徽州，^[25]找价之风大盛。“田产交易，昔年有卖价不敷之说，自海公（瑞）以后则加以杜绝，遂为定制。有一产加五六次者”，“稍不如意，辄架扛枪奸杀虚情，诬告纷纷。时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26]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找价”的民俗和行为，有明一代封建官府是不予承认的，“找价”被作为恶风陋俗受到严禁。直到明末崇祯时期，还专门在由官府统一颁发的《官版契纸》中明确了打击“找价”行为的条款，指出：“领有契纸，纳过税银者，不许卖主告增价值。”^[27]但徽州的“找价”行为却一直在暗中进行着，即使是在官府判决中，也对这种行为予以承认。入清以来，“找价”行为渐趋合法化，至雍正、乾隆时，《大清律例》终于认可了这种行为的合法地位，徽州的“找价”最终得以公开地进行。不仅找价1次、2次，而且3次、4次都有。发展到后来，不仅“活卖”田地山场可以合法地进行“找价”，而且“绝卖”也加入“找价”的队伍。可见民间习俗的力量。现将一纸“找价”契文字照录于下，供研究者参考。

（歙县）二十一都一图批据人叶方翼，今因前乾隆六年将场字号田一亩，卖于许荫祠名下，得过价银十四两五钱。因批契上有五年取赎，今又加价银一两八钱整。其银系身收去，其田日后永远不得取赎。今恐无凭，立批据存照。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　日立批据人　叶方翼

　　　　　　　　　　中　　人　叶自芳

　　　　　　　　　　代　　笔　叶三蓝^[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