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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徽州契约文书的流传与收藏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57年,发现徽州契约文书的消息首次出现在媒体上。这是徽州契约文书第二次也是规模最大、价值最巨的一次流传。目前已知的南宋时期徽州契约文书全部是这一时期流传出来的。迄今为止,经过短短的20余年时间,又有约15万余件的徽州契约文书流传出来。

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徽州契约文书的流传与收藏

二、徽州契约文书的流传与收藏

数量巨大的徽州契约文书在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地向外流传过程。

第一次是20世纪的4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胜利后,流落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徽州人便开始把一些契约文书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微薄的收入,接济窘困的生活。这是迄今所知,徽州契约文书最早向外流传的时间,但这并未引起徽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目前,徽学界依然把徽州契约文书的最早外传时间视为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显然是不准确的)。当时,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方豪先生在南京收集到一些,这批资料被先后登载在1971-1973年在台湾复刊的《食货月刊》上,在整个11篇文章中,全部以《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为副标题。方豪在《明万历年间之各种价格——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之一》一文的《前言》中,对自己所收这批契约文书的由来、文书发生地和文书品相等作了简单说明,他说:“民国三十五年暮春,寓居南京,难民充斥,地摊上百物杂陈。有人以大批原始文献求售,本拟全部收买,但财力不足,乃选购若干……全部资料,似均出于皖南;时间则多属明代,而余收购部分中,亦有清代初叶、中叶而末叶者。一切文件,保存情形非常良好。仅少数有残损;惟字迹则有许多为三四百年前商人习惯写法,或亦有地方俗体字。”[3]由此可见,徽州契约文书在当时南京地摊市场上的数量是不少的。方豪先生苦于财力不济,未能大量收集,甚为可惜。至于当时地摊上那未能被方豪收购的徽州契约文书,至今流落何处,恐怕是永远都难以知晓了。这一段时间流传出来的包括徽州家谱在内的徽州契约文书和文献,不仅为一些收藏家和研究者所收藏,而且上海图书馆等国立图书馆和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在上海、杭州等地有目的地进行收购与收藏工作。

徽州契约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和外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1949年4月底至5月初,徽州黟县、祁门、歙县、绩溪、休宁和婺源六县先后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政权。次年,徽州的土地改革运动拉开序幕。从地主家中抄出的失去了现实效用并被当作封建糟粕的大量珍本古籍和可能成为变天帐之嫌的契约文书被拥有者大量变卖焚烧。据《徽州地区简志》记载,仅1953年一年,被屯溪和歙县两家私营土产信托公司收作纸浆的古籍和文书即达1.5万余千克。而1956年9月,屯溪市文化馆从屯溪爆竹合作社的废纸堆中,一次就抢救出珍贵古籍400多千克。至于大量不值钱的契约文书,更多的则是被焚烧掉了。

徽州各种珍贵文献和文书资料的大量被焚,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56年10月,在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亲自过问下,屯溪市新华书店专门开辟了古籍书店,负责收购徽州契约文书和古籍书籍,“徽州文书主要是由屯溪的古籍书店收购,直接或经北京中国书店、上海古籍书店卖到全国各地去。”据当年古籍书店负责人余庭光介绍:“契约主要是从祁门收购的。祁门有个废品仓库,用麻袋装契约,有的竟用竹篓子装。1957年我去祁门收购了好几万份,装了许多麻袋运回来。我们收购的契约总数约有10多万件。”[4](www.xing528.com)

通过这一渠道,徽州的原始契约文书先后流传到了全国各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图书馆、黄山市博物馆,以及黄山市属各县和绩溪县、婺源等县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都是徽州契约文书的收藏大户。1957年,发现徽州契约文书的消息首次出现在媒体上。余庭光以《徽州发现了宋元以来的契约》[5]为题,将徽州发现契约文书的消息披露给世人。1958年,余庭光又在《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发表了《歙县发现明代鱼鳞图册》、《徽州地区收集到万余件珍贵资料》两文,将徽州契约文书的收集情况向外界作了报道。此后,有关徽州契约文书被发现的报道不断出现。1959年,王咨臣在《文物》第11期上,发表了《江西文管会在婺源收集了许多图书资料》一文,对婺源包括契约文书在内的原始资料的发现作了报道。1961年,《文物》第1期又报道了《安徽省博物馆征购到两张万历年间卖身契》的消息。这样,从“土改”到“文革”前,徽州契约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和收藏基本完成了,这些珍贵的契约文书为学术界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和中华帝国后期社会经济史,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博物馆、图书馆与档案部门对徽州契约文书的收集,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夕。这是徽州契约文书第二次也是规模最大、价值最巨的一次流传。保守的估计,这次流传出来被各大收藏机关收藏进库的徽州契约文书大约有10余万件。目前已知的南宋时期徽州契约文书全部是这一时期流传出来的。

徽州契约文书的第三次流传出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并一直持续到现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破坏,徽州契约文书再次遭受浩劫,大量被焚毁。改革开放后,密藏于徽州山区的部分契约文书开始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从事文物收购的商贩也认识到了这批原始资料的价值,大量进行收购转卖。海内外收藏和研究机构以及个人,也加入了收购的行列。迄今为止,经过短短的20余年时间,又有约15万余件的徽州契约文书流传出来。据目前所知,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大学、黄山市博物馆、黄山学院、祁门县博物馆和安徽师范大学等单位所收藏的近8万件徽州契约文书,都是近20年来甚至是最近几年集中收购的。一些50年代的收藏大户,在这一时期也收购了不下于2万件的徽州契约文书。另外,据笔者保守的调查估计,目前集中在北京、上海、合肥和黄山等地的私人收藏者,在这一时期也收藏有徽州契约文书约5万余件。现在,徽州契约文书还在不断地向外流传,乐观地估计,徽州民间尚未流传出来的契约文书大约还有10万件左右。

从上文所记录的国内收藏单位,加上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收藏单位和不为人所知的收藏者所收藏的徽州契约文书来看,其总的绝对数量应当不下于35-40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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