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徽商经营的成功，地处皖南山区，素有“东南邹鲁”[11]和“聚族居，最重宗法”[12]传统的徽州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传统的“民间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13]田园诗般的社会生活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经商成习、告讦成风”、“棍风日炽”[14]和奢侈挥霍无度的浮躁的社会风气。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变迁及其所引起的剧烈震荡对徽州大众心态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它给我们探讨和研究传统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通过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变迁以及在变迁中大众心态变化的探讨和分析，有助于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徽州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社会变迁中大众心态变化的一般状况。
明初至弘治时期，是徽州历史上农耕社会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明太祖及其后继者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垦荒、发展生产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与措施。经过广大官民的努力垦殖，元末动乱中荒芜的田土，逐渐被开垦成熟，明初徽州各地“垦荒帖文”的大量发现，[15]即是徽州荒田得到开垦的明证。
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方面，明初的徽州基本上沿袭了宋元以来的乡都图里建制，图下为甲。粮长、里长、里老人和各级基层组织的吏胥基本上能够各行其是、各司其职，粮长的督课税粮、里老人的乡村道德教化和民事纠纷调处等，大都能公正地进行。所有这些，都表明明初至弘治年间的徽州社会处在一个相对较为封闭而稳定发展的环境和状态之中。“民俗真淳……安土重迁”[16]、“椎朴少文，里子不识城市”。[17]诚如万历《歙志》所云：“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甚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18]一幅恬静、安定、祥和、质朴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画面跃然纸上。其实，这种“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19]的社会，正是明太祖等为首的封建统治者所刻意追求的“国治民安”的理想的社会模式。[20]
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徽州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而土地兼并的展开，则更使徽州人口的生存问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摆脱困境，寻求生计，从元末明初起，徽州人即开始零星地外出经商。至正德时期，由于徽州周边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明代国家盐业政策的改变，徽州地区遂风气大开，出现了大量外出经商的热潮。弘治以前那种“读书力田，间事商贾”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随之而来的是“业贾者十七八”[21]和重商观念的普及。但是，徽州几乎是全民经商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全民致富，真正获得成功、成为“数十万以汰百万”之大贾者，毕竟只占其中的极少数。所谓“千金则千不能一也，巨万则万不能一也，十万百万可知。乃若朝不谋夕者，则十而九矣”。[22]
贫富悬殊的差距不断扩大，徽州社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向前发展，弘治以前那种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具体而言，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变迁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www.xing528.com)
正德末至嘉靖初为徽州传统社会发生变迁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耾，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徽州社会出现了“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23]的社会变化。传统的安土重迁、重农轻末和不事竞争的稳定的农耕社会开始发生变迁，起落无常的贫富差距逐渐开始产生。
嘉靖末至隆庆间为徽州传统社会变迁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变迁速度加快，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问题与矛盾更加尖锐和突出。“末富居多，本富居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许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靡汰有丘壑矣”。[24]
万历以后至清前期为徽州社会变迁的第三个阶段。这是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变迁中最剧烈的一个发展阶段。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积累和推进，这一阶段的社会变迁力度远远大于前两个阶段。“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25]金钱本位主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传统伦理道德在金钱面前已变得软弱无力，“新安多游子，尽是逐蝇头”。[26]
明清时期徽州的社会变迁，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在土田不重、经商成风和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徽州出现了被封建史家称为礼崩乐坏、世风乖戾的混乱状态，“俗渐浇漓，或败度败礼者有之；逾节凌分者有之；甚至为奸为盗、丧身亡家者有之。以故是非混淆，人无劝惩”。[27]更有甚者，一批地痞无赖也开始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大肆对社会进行报复性破坏。一时间，徽州等地相继出现了“打行、赌博、奸淫、教唆之风日炽”[28]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固有的旧体制尚未破坏、新体制尚未确立，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浮躁奢靡之风。士人读书不求甚解，急功近利，惟科举功名是图，“士风是靡”，[29]“嘉（靖）、隆（庆）而浮华极矣”。[30]不仅富商大族“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盦，拥赵女，鸣琴踮屣”，[31]“争务奢侈”，[32]而且，一般百姓也竞相仿效，追求奢侈。所谓“嘉靖以前，其民朴，嘉靖中叶而后民侈”，[33]“敝化奢丽百倍于前”，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愈贫愈逐奢侈，家无宿舂而轻裘耀目”[34]的畸形社会现象。奢侈之风的蔓延，更加剧了徽州社会的浮躁和无序。为互相攀比，争奢斗富，“不得不重财而轻义，不能不徇欲而忘亲”，[35]整个徽州社会弥漫着一片焦灼浮躁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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