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与制度修正：信息资源配置制度研究及激励机制分析

（1）市场失灵主要由以下几种原因引起：

①外部性问题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一方面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相互影响和制约彼此的经济利益和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某些经济主体的某些经济获得虽然间接地影响和制约了他人的经济利益和经济环境，但是这些影响和制约并没有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和价格，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外在于市场体系的外在影响或效应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无论是生产活动还是消费活动，都会产生外部性。

外部性问题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在社会经济现象上随处可见。它之所以会引起市场失灵，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原因在于消极的外部性会引起供给过度^[5]，即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6]，而积极的外部性会引起需求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会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由此必然会使市场供求失衡，使信息资源配置偏离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②公共物品问题

公共物品问题是与外部性问题密切相连的一个表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一般来说，信息资源被认为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即只具备局部的排他性和有限的非竞争性，或称为布坎南意义上的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

公共物品会导致市场失灵，有这样三个原因：

第一，打破了私人物品在市场均衡或最优供给数量条件下的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条件。依据林达尔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在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的假设条件下，公共物品的生产者价格是各个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总和，按照此价格的供给才恰好使公共物品的供给等于消费者的共同需求。这就是说，公共物品市场均衡下的最优标准供给条件是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收益之和与公共物品生产者的边际成本相等^[7]。即生产者生产公共物品所支出的成本要大于单个消费者从公共物品消费中所得到的收益（假定这种公共物品是公益品），由此使这种公共物品产生正外部经济效应，从而会出现供给不足的市场失衡问题。

第二，在公共物品消费上，会出现“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在公共物品的消费过程中，单个消费者不像消费私人物品那样，可以准确地知道自己对物品的偏好程度，而且由于公共物品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以即使消费者知道自己对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但为了不付成本或少付成本地享受公共物品，会隐瞒或低报自己对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这就会致使在公共物品的消费中出现“搭便车”现象。这一问题的存在，将会使由市场价格显示个人偏好的机制失灵，使公共物品无法像私人物品一样，由消费者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自己的消费构成和数量，满足边际替代率等于商品价格比率的消费均衡条件，实现消费品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或生产上，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则会使每个消费者都想让别人来生产公共物品，为他支付生产公共物品成本，自己免费享受，结果可能导致谁也不生产。概括地讲，消费者搭便车动机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公共物品不可能由交易市场来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也不能由私人生产和供给。因此很多的信息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都不得不由国家或政府提供。

第三，在公共物品市场上，价格信号失灵。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公共物品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使公共物品在价格形成与决定上会产生相当的困难。特别是“纯公共物品”，更是不可能形成价格，对于那些“准公共物品”，也只能部分地形成价格。这样，市场价格信号是不能引导信息资源的最优配置，由此而产生市场失灵。(www.xing528.com)

③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问题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交易的有关信息；而且信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不可能免费提供。而市场机制本身不可能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使市场交易总是处于一种不完全信息状态。这将会带来市场价格信号失灵、交易者之间相互欺诈和寻租问题。为此，交易者必须为市场交易支付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信息经济学从信息的不完备角度，分析了不完全信息状态下的市场失灵问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则运用交易成本这一基本的分析工具，深入分析了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制度结构问题和由此而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不完全竞争市场、公平分配、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地下经济”等原因也会造成市场失灵。

（2）市场失灵的制度修正

关于如何治理市场失灵，西方经济学提出了两条思路：国家干预与产权明晰。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运行的结果是最完美、最理想的，国家只需提供确保市场有效运行所必需的秩序、安全和私有产权保护。因此他们主张放任自由、限定国家职能、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然而，庇古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通过私人的自发行为实现的，如果它能够使资源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在任何用途上恒等于边际社会净产值，就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实际生活中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在某些场合，私人的自发决策和行为具有外部性的特征，使私人边际净产值和社会边际净产值出现偏差，这样，自由市场调节的结果便不能符合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原则。外部性问题的存在，表明市场本身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为此，庇古主张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治理外部性问题，促使资源的最优配置。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方式与政策建议：运用税收和津贴来克服外部性所造成的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背离。为了克服各种形式的垄断对资源配置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庇古主张运用间接或直接控制手段来消除或限制垄断。间接手段就是运用法律手段禁止出现垄断，或限制垄断组织损害社会的产量和价格行为。直接控制就是由政府规定销售价格或其浮动区间，或者干脆直接经营某些必定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

以科斯为代表的现代产权学派对庇古的这种主张国家干预治理外部性的思路提出了质疑。科斯认为，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并不构成国家干预的必然根据。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当然，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所以交易费用为零假设下的推论，只是研究交易费用为正时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铺垫，揭示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的产权安排和资源配置，才是构成科斯定理的核心内容。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清楚的产权界定有助于外部性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之，就科斯看来，治理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产权明晰条件下的市场本身加以解决，不必介入任何外来的经济干预。所以，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派，其治理市场失灵的立论基础仍然是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调节的有效性。这是他们与庇古思想的根本区别。

实践中，西方国家依据庇古的国家干预治理市场失灵的思路，采取了包括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的“公的规制”政策修正措施^[8]；依据科斯的明确产权治理市场失灵的思路，采取了各种强化私有产权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修正措施。

从上面西方经济学对市场失灵及其制度修正的分析来看，一方面，他们承认市场并不总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存在市场失灵，并研究了市场失灵的原因和治理对策，表明西方经济学者希望能够走出新古典经济学所设计的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模型的“理想社会”，研究并力图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他们所提出的治理市场失灵的一些具体措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使市场经济有序运行，有一定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对市场失灵和治理的分析，是在私有制下市场经济的框架中进行分析的。在市场失灵的治理上，其原则和方向是通过市场失灵的治理，期望让私有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期望把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扭转到完全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制度修正既是一种封闭性的修正，又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