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发展的辩证研究

诚如上文提到的，我国当前以刑法典为主、刑法修正案为辅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在当下现实生活中所显现的种种问题已在警示我们，这种集中型的立法模式已经无力跟上我国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飞速发展的脚步。我们不应当再沉浸在制定完美刑法典的梦境中，明智之举应该是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去探寻适合我国的刑事法律形式，将我国的刑事立法向分散型发展，使刑法典与其他法律形式实现辩证统一。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国家法律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健发展为己任，总体来看不过是国家管理的一种工具，其所注重的应当是最终获得的社会实效，而不应当将重心放在过分地追求法律的文本表现形式，刑法也不例外。以下将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判例法、习惯法、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规定等几种刑法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探寻适合我国的方式，以期能与刑法典相协调统一，共同完成惩罚、预防犯罪，构建美好社会环境的使命。

在肯定我国的刑事立法向着分散型模式发展后，便要解决如何分散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是要解决分散型模式下，应包含哪些刑事法律形式;二是如何实现各种法律形式间的协调统一，即各种法律形式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协调。

首先，刑法分则在规制各种犯罪时，主要依据两个标准:一是受侵害的法益，二是行为样态。一般而言，以法益为标准划分类罪，以行为样态为标准对个罪进行划分。行为样态的不同可能导致构成不同的犯罪。立足于我国现实，经济、科技上的迅速发展，犯罪的手段、工具等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相对地，犯罪行为也愈发复杂化，难以正确地认定。当遇到某类复杂的犯罪时，以简洁、抽象的内容对之进行概括，缺乏实际的指导作用，倘若对其大篇幅的描述，又有违刑法典简明抽象的要求。因此，对于此类严重而又复杂的某一类犯罪，宜采用单行刑法的形式进行规制。

其次，在经济、行政领域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与当时的经济、行政类法规紧密相关的，这便要求规制经济、行政犯罪的法律保持与时俱进，而刑法典稳定性的特点是与这一要求格格不入的。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离不开健康的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管理的良性运作，而以附属刑法的形式规制某些经济、行政领域的犯罪行为，不仅能有力地打击犯罪行为，同时又能满足刑法典对稳定性的追求。(www.xing528.com)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是立足于汉族文化这一主流文化的，而我国民族种类众多，民族间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大，进而导致了各民族在价值的追求上存在着不小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势必造成刑法在某些民族地区的适用困难。短期内想要在我国实现刑法的统一适用是不可能的，如此情形下，赋予民族地区以变通立法的权力，便能确保全国都能够有相应的刑法惩治犯罪，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又为逐步实现刑法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统一适用这个目标打下基础。

最后，法律得到正确的适用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面对我国当前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全国范围内“同案不同判”案例频频出现的现实，在司法改革中应重视完善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以期用具体生动的案例指导法官对法律的正确把握，提高法官的理论水平和办案能力。司法的不断完善，能为立法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指导立法朝着更合理、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的形事立法应当采用分散型的模式，以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规定为具体表现形式，扬其长、避其短，依各法律形式的特点、优点去规制与之相适应的犯罪行为，最终在我国形成以刑法典为主体，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为两翼，以民族自治地区变通规定为补充的刑事法律体系。下文将分别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事习惯法、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规定、判例法等五个方面展开详细的论述，评析各种法律形式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