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发展辩证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一)发展的辩证法

邓小平关于发展是内因与外因、阶段性与持续性、“重点”与“两点”、均衡与非均衡的辩证统一的思想，是其发展辩证法的重要内容。

1.发展是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

发展是内因和外因的统一，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科学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这一基本原理。他立足内因，多维度全方位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体系。一是矛盾动力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发展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落后的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其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二是改革动力论。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杠杆，是引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第二次革命”。三是实践动力论。邓小平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1]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前无古人，是一场伟大而全新的“试验”，只能“摸索”前进，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立即改正，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发展。在邓小平看来，社会发展动力是通过主体发挥作用的，而主体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的基点上，坚持自立原则。所以，他多次强调我国的发展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

邓小平不仅注重发展的内因动力，同时也给外因的“条件”作用以充分关注。他指出，中国要发展经济，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是“开放”。因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3]历史经验昭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落后，就必须开放，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大环境中。二是“稳定”。“文革”的沉痛教训告诫我们，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发展。没有稳定的国内环境，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因而，“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4]三是“和平”。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

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着力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既要反对离开改革和发展求稳定的错误，又要防止忽视稳定谈改革和发展的倾向。

2.发展是阶段性与持续性的辩证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背离了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这一辩证法原理，无视发展的阶段性，片面夸大连续性，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了一些“左”的政策，诸如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很大损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发展阶段论的重要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一，社会发展阶段论。邓小平指出，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他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根本国情，“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否则，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会重蹈过去“左”的覆辙。第二，经济发展阶段论。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再翻一番，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将是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极其伟大的胜利。第三，改革发展阶段论。邓小平认为，改革要随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要分步骤、划阶段、有秩序地稳步推进。改革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两个大的阶段，而无论农村改革或城市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都“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邓小平不仅重视发展的阶段性，还十分注重阶段间的连续性，强调可持续发展。早在1987年，他在谈到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时就指出，关键看三条，其中之一就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6]1989年，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7]特别要指出的是，邓小平还为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三个极有特色和意义的重要思想。第一，和谐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社会的持续发展是诸发展要素的协调发展，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人口、资源和环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协调发展。第二，改革开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他在1985年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8]第三，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9]而且从长远来看，精神文明建设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www.xing528.com)

发展是阶段的，又是连续的，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不能离开发展阶段性而片面强调发展的持续性，也不能离开发展的持续性而片面强调发展的阶段性，只有将发展的阶段性与持续性相统一，正确处理近期发展与远期发展、阶段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前进。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发展阶段论、可持续发展论以及二者辩证统一的思想，是指导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实现祖国繁荣昌盛的最正确最“管用”的科学理论。

3.发展是“重点”与“两点”的辩证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我们未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规律，错误地坚持“以阶段斗争为纲”，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损害。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断然作出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英明决策，引导全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大道。邓小平从不同角度探讨和阐述了他的发展“重点”论。一是“中心”论。他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10]二是“大局”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1]一切要从这个大局出发，服从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三是“基础”论。邓小平指出，“物质是基础”，“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12]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13]四是“关键”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14]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表明，邓小平的发展“重点”论，牵住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是引导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理论。

当然，以经济发展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精神文明建设，轻视人的发展，搞“单打一”、“一手抓”。恰恰相反，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的“重点论”和“两点论”是统一的。邓小平的发展“两点论”，主要体现在“两手抓”和“全面抓”的论述中。他从不同维度阐述过“两手抓”，即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这四种不同的表述，涉及内容广泛，体现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要全面发展，我们要“全面抓”的思想。这一点还可从他提出的综合系统改革论中清楚看出。他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有系统的改革”。因此，必须坚持发展“两点论”，实现我国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发展是“重点”与“两点”的辩证统一。“两点”是包含“重点”的两点，“重点”又是“两点”中的重点。没有重点的两点论是均衡论，脱离两点论的重点论是一点论。坚持发展的“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是邓小平为我国制定的发展方略。它要求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重点”不动摇，带动和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它既反对离开“重点”的均衡论和重点转移论，又反对离开“两点”的一点论。邓小平的发展方略，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4.发展是非均衡与均衡的辩证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深刻总结了过去以牺牲整体利益维持低水平的平衡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非均衡发展战略。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这个新战略的基本设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和其他地区，“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5]之后，他又强调指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16]正是在这种先后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在过去长期实行平均主义的均衡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特别强调非均衡发展，这是极其英明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有些人所说的邓小平没有均衡发展的思想。其实，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是非均衡与均衡的辩证统一。他关于均衡发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目标上的“共同富裕”论。邓小平反对两极分化，强调共同富裕。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17]“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8]“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9]邓小平还提出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一些具体办法，并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预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0]如今党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战略，一个重要根据正是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论述。二是发展方略上的“两个大局”论。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1]正是在这“两个大局”的理论基础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实施了地区经济非均衡和均衡相结合的协调发展战略。不难看出，发展是非均衡与均衡的辩证统一，这是邓小平发展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