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贬谪文学研究：贬官类型及相关处置

第二节　贬官的主要类型及相关处置

唐五代贬谪具有广泛性与灵活性的特点，其在具体实施时因受贬对象、犯事大小而轻重有别，遣送赴任、在任所的限制以及迁转量移亦各有不同，因而贬官的名称亦不无区别。据有关诏书制令和正史行文看，可明确视之为“贬”的约有这样几种类型:左降官(贬降官)、责授正员官、量移官、流人。流虽为五刑之一，但它适用于官吏时，与贬相去不远，人们往往“流贬”合称，习惯上将其视为贬谪的一种。下面试就诸种类型稍予说明。

左降官。这是贬官的主体，是最典型、处置最严厉的一种贬官类型，也是文学研究中最为关注的对象。它往往同时含有降级、投闲、出外三种处罚意义，贬地也大都比较荒恶。如李德裕大和九年贬袁州长史，大中元年贬潮州司马，二年再贬崖州司户，其贬官制文中所谓“宜加窜斥”、“俾佐遐服”、“宜移投荒服”，即明确说明了朝廷的处罚意图^[16]。左降官从赴任、谪居到迁转还往往伴随着一些附加处罚。贬谪之初，制下即仓促就道，遣送赴任，李德裕三贬制书均明令“驰驿发遣”。左降官在贬所亦有诸多限制:不得补职、不得流连宴会、不得擅离州县^[17]。他们在贬所的身份虽仍是朝廷的官员，其职权却非常有限，有时甚至官带“员外”或“同正”，即不是正式职位。所谓“左降官是受谪之人，都不釐务”^[18]。柳宗元之贬永州，身份是“员外司马”，故他自述道:“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19];李德裕之贬潮州司马、崖州司户，均带“员外置同正员”字样，与正员官有别。贬官在任所如遇朝廷大赦，可提前量移;而左降官如所犯罪大，处罚严厉时，则别有处置。如元和元年八月，朝廷即明申:“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20];李德裕涯州之贬，朝廷亦明令“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21]。贬官在任所例经五考，考满量移，但在实际执行中，“左降官缘任处州府，多是遐远”，量移制度“因循日久，都不举行，遂使幽遐之中，恩泽不及”^[22]。柳宗元、刘禹锡永贞元年被贬永州、朗州，十年不曾量移;元和十年虽召至京师，但旋又远迁柳、连二州。至如朝廷明令不许量移者，除上举柳、刘及李德裕诸端外，还有明确期限者，如大和九年，牛党成员李汉贬汾州司马，即“诏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23]。

责授正员官。责授是“贬”的委婉说法，元和以前言“左授”;正员官与员外、判、试、检校等官相对，是职官正员。责授正员与左降官相较，贬后官职不带员外，其处置也大抵稍轻。这从以下几条史料中可略窥端倪。

1.(元和十二年)九月刑部奏: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勅，诸道左降官等，经五考满日，许量移者。其贬降日授正员官，或无责辞，亦是责授，并请至五考满，然后许本任处申阙。

2.(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吏部奏:今请应责授官，前制已改转者，各勅依今任考数，停替日便放。东西合选时，任自参选，不要反更有检辖，庶使人无凝滞，事有指归。敕旨依奏。

3.开成元年二月勅:贬责降资授正员官员，及曾经误累停免未经引用者，并与进改。左降官有事情可恕、才用足称者，中书门下量才处分。(www.xing528.com)

4.(开成)四年五月勅:诸州府有责授六品以下正员官，起今以后，宜委吏部许终四考满，与替。仍先具事由，申中书门下指检，不得同寻常员阙使用。^[24]

受贬者乃有罪之身，通常宣布其贬官的制书，措辞极为严厉。条1言“或无责词，亦是责授”，大概其制文较左降官要温和，至有无责辞者。又言“并请至五考满”，则此前责授正员官或不需经五考即可量移;参之条4，责授六品以下正员，可四考量移，可见责授正员官比左降官很多时候经考的时间要短。条2言已经量移的责授正员官，今任考满，即可脱谪籍参加吏部铨选，无需再量移别处。条3言责授正员官，可与误累昭雪的官员一样，获得进改，可见其地位明显优于左降官。以上四条均是关于量移进改的处置，至于责授正员官在赴任、谪居的处置上，与左降官有何不同，尚待考。

量移官。量移官并非一种独立的贬官类型，它只是贬官在贬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即自迁转离开初贬之地，至复资、脱离谪籍以前的受贬官员。其身份仍是左降官或责授正员官。所谓量移，顾炎武谓“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25]。顾氏只言遇赦量移，事实上考满量移更为常法。流人依例亦可量移近处^[26]。

流人。流为五刑之一，“《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27]流刑三等，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流放时间则有三年、六年、长流等几种。所谓“非反逆缘坐，六岁纵之，特流者三岁纵之，有官者得复仕”^[28]。流刑又可分两类，一为常流，役一年后可在所在编户居住，二为加役流，为犯死免为配流及反逆缘坐流者，加役三年。^[29]流人遇赦亦可量移近地或提前放还。官员遭流，先除名，“到流放地后可免居作(劳役)而附籍当地，同于百姓”^[30]。期满还可收叙复仕。这里需注意的是，流为减死之刑，贬官仅为行政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贬官有时几与普通流刑混同，甚至在某些处置方面更为苛严。如天宝五载七月敕:“流贬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史家明谓:“是后流贬者多不全矣。”^[31]可见，对官吏的贬谪已由行政处罚升级到对生命的威胁，与流放之严酷相近。又如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流移人并放还，左降官量移近处”^[32]。其后赦文多从此例。流贬之轻重倒置愈来愈严重。至长庆四年朝廷不得不进行辩明:“流贬量移，轻重相悬……流为减死，贬乃降资，量移者却限年数，流放者便议归还……”^[33]由此可见，贬官的强制性与严厉性已远远超出行政处分的范围，有时甚至比流刑更重。

以上左降官、责授正员官、量移官、流人(限于官员)均被史书明确称之为“贬”，如官员是以上四种身份者，将之视为贬官了无异议。但如前节所述，在唐人如此看重京官、轻视外任的情况下，有些外任，史书虽未标明贬谪字样，也是可纳入贬官范围的。下节所述节度、观察、东都分司官等，便较普遍地存在着这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