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教阶段佛像样式与造像法的关系研究-以莲花手为个案

一、造像法与造像样式

密教造像造型复杂、样式多变，而样式的变化多体现在手势与持物的多样性上，这种代表不同意义的手势称为手印。手印是藏传佛教造像中，最有趣、也是最复杂的问题。它来自印度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印度，手印是一种记忆术，“用于宗教中，念诵《吠陀》圣典时起强调、提示、顺序等作用，也用来召唤某种神和神力。而后来更多地用于舞蹈仪式中……还用于绘画和雕塑中。也用于计算”⁽²⁾，由于手印是具有意义的手势而不是唯美的艺术造型，体现在圣像上，就具有造像法则的意义，成为构成宗教意义的图像因素，也就是说是佛教的造像，通过仪轨，即图像样式表达的教理，对此，单纯从造型的构成角度分析造像样式的演变是不够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

佛教造像是佛身、口、意三密的反映⁽³⁾，相对于显教来说，密教的三密更具有图像意义，本尊之印契，乃至行、住、坐、卧等一切姿态都是身密的反映，所以身密就是直接体现在图像上的各种构成样式，而代表佛之三密的四大曼陀罗组合造像，其中相好具足之大曼荼罗就是佛之身密;三昧耶曼荼罗以密印及种种标识表示本誓，为佛之意密;法曼荼罗是种子、真言、陀罗尼等言教，为佛之语密。这种观念在持明密教发展的初期和晚期，即持明成就密法中，都直接影响到造像法则。

公元4、5世纪印度密教中出现了持明密，即持咒与古代印度早已有之的手印相结合，形成不同于单纯持咒的原始密教，而密教的造像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持明咒形成之后，像法、曼陀罗法逐渐形成，而曼陀罗法的形成又直接影响到供养像法的形成。因为曼陀罗本身就是个祭坛，是对诸神进行祭典之所，因此也就涉及在此曼陀罗中造像及供养圣像的法则。所谓供养像，可以是单尊，也可以是组合，但无论是单尊，还是组合，一般不会影响到该神身形，比如手印、姿态及宗教功能的变化等有宗教含义的图像因素，因此即使对于早期造像中，同一类神出现的不同样式进行分析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它可能与不同的像法有关，而不仅仅看做是单纯的样式变化。这些不同像法约定下的造像，如持明供养像和成就供养像不同于一般的佛教题材表现，如本生、佛传等在构成样式上的相对随意，因此，可以说，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吐蕃及后弘期造像，基本都是按照一定的造像法完成的。佛像的手印、持物、姿态、胁侍，在没有相应教理的证实下，这些造像中主要的样式因素一般不会改变，这也是一种样式往往持续百年不变的基本道理。并且印度的佛教像法形成大多很早，也就是说当公元5、6世纪和8、9世纪由印度传入汉地和吐蕃的早期佛、菩萨造像样式，都已经是在成熟的像法仪轨下构成的，极少出现没有像法支持而成就的样式。(www.xing528.com)

大约5世纪左右，密教的发展经过陀罗尼阶段进入持明密法时期，这种密法就是将持咒与传统的手印以及各种供养法结合一块进行修持，由此相应的像法和曼陀罗供养法也就出现了。个案中，“莲花手”的分析反映了造像法与样式变化的关系。同是持莲花的观音，在同一时期和后来的时间里，出现了如此多的造型变化，从单纯的形式分析上看，这些样式之间的确存在相互演化的关系，即持莲花、有特定的手印、有一定姿态、有单尊有组合。但，问题是，这种纯粹的形式演化是在印度大约5、6世纪就完成了，传入汉地和藏区的持莲花观音已是有着十分明确宗教意义的样式。所以依据观音的造像法，可以从中区分出“世间尊”、“空行”等标样，以及“水月”、“扬枝”“引路菩萨”等变体样式。这种图像样式形成的宗教理论基础是印度的持明密教，流行于西藏的无上瑜伽父续、母续造像系统都是在此像法理论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佛教像法，尤其是曼陀罗供养像法对密教造像提供了基本的法则，即造像仪轨，反映在图像上，就是构成图像意义的因素更多，组合更有规律。比如“六字明王”的曼陀罗组合像，所反映的供养像法则已十分琐细，有胁侍、天王、供养人、香花等供养物，而按照六字明王的不同成就又构成单尊、双尊、三尊等不同的组合，从而代表不同的宗教含义。

造像法直接影响了佛教造像的样式，然而在密教发展的不同阶段，造像法则也产生新的变化，持明曼陀罗像法可能与成就曼陀罗像法就会不同。如“空行”观音的成就法像，要求的图像因素已十分丰富，要求观音有持物、手印、饰物、伴出的胁侍以及胁侍的样式特征等。然而，在实际的流行信仰中，体现完整成就法的造像并不多，多见的还是单尊造像，那就可能是意义比较单纯的供养像或其他(组合丢失、民间的供奉等)，如此，这种流行的供养像可能会有别于系统的成就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