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夺权风暴”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为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制定了“规划”。这个规划的显著特点就是鼓动工人农民参加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社论指出：“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1967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规律进一步展开。”“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开展了半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更为激烈的全面夺权阶段。
就在《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布“展舞总攻击的一年”号令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陷入了极度混乱状态。中共上海市委的瘫痪和社会生活的极度混乱，使江青一伙认为夺权的条件已经具备。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到上海，找徐景贤和“工总司”头头谈话，紧急策划夺权。
1月4日上午，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了上海文汇报社的权。
造反派发表了《告读者书》。《告读者书》说：“《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在张春桥一伙的精心策划下，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被夺权了。
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宣告夺权。《解放日报》发表的《告读者书》指出：“旧《解放日报》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彻底批评，彻底改造。我们《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有责任接管《解放日报》的领导权。”“《解放日报》就是要成为革命左派的报纸，就是要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政工具，就是要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这个阵地我们占定了!这个权，我们夺定了!”
针对当时上海市的生产、交通和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的情况，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开会，决定起草一个告全市人民的呼吁书。1月5日，经陈丕显签字批准，由“工总司”等11个造反组织联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其主要内容是号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以稳定局势。同日，张春桥在“工总司”头头会议上讲话，却强调：“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1月6日，上海市全面性的夺权开始。王洪文、徐景贤一伙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批斗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并把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了3个由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一手炮制的“通令”。
《第一号通令》宣布：（1）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2）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3）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4）在曹获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的，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第二号通令》强令“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www.xing528.com)
《第三号通令》指出：“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一个由群众组织召开的大会，竟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
1月8日，“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立，并夺取了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火线指挥部”成为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随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代替了上海市公安司法机构。他们还企图用“上海市造反组织联络站”来取代上海市委。
就这样，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陷于瘫痪，实际权力落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人的手里。
1月8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题为《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的记者述评。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述评分析了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新进展的4个标志：第一个重要标志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第二个重要标志是：“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个重要标志是：“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个重要标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随后，各种舆论工具异口同声地喊出两个字：“夺权!”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告全市人民书，这是少有的好文章，具体讲的上海市，内容讲全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了《告上海人民书》并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
1月10日，毛泽东又批示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起草了“给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中央名义正式作出的这种肯定和赞扬，大大地提高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地位，扩大了这场夺权风暴的影响。特别是，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社论强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一月夺权”风暴残酷无情地摧毁了原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机构以后，张春桥一伙开始加紧筹备自己的“政权”。1月19日，在拼凑班子的会议上，张春桥狂妄地将“一月夺权”称为“一月革命”，同巴黎公社和苏联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并提出全市政权机构可以称作“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可定题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等。后来，又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但很快毛泽东又另有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革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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