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发起组织召开党的一大的通知；月底，他和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参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党的一大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汉代王符《潜夫论·明暗》：“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道君主关键是要能“耳听四面，眼观八方”。古今一理，可见，毛泽东是智慧的，那就是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多方面听取意见才能辨明是非得失；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信以为真，往往要作出错误的判断。”(www.xing528.com)
从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来看，一是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二是确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三是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大会还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
缺席会议但当选为书记的陈独秀，当时有一封给代表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几点意见，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
现在看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一大代表，他们的命运各有不同，有的背弃了自己最初的誓言；有的朝秦暮楚，一生在变节中度过。但他们中更多的人是为了自己信仰奋斗终生，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虽说他们的命运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命运同20世纪中国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这个第一次党代会上的“书呆子”的历程，更是贯穿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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