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史：从1750年到1800年的顶峰

在第一编中就曾经说明过，按照我们在那里对“科学”所下的定义，从来没有一门科学是由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创立或缔造出来的，一般也不可能确定它“诞生”的准确日期。我们现今的所谓“经济学”，其为人们所承认是经历了一个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末的缓慢发展过程的。不过在第一编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也许有助于我们变得比较精确一些，至少就阐述的需要来说是如此：那就是“古典学派境地”这个概念。⁽¹⁾这种古典学派境地出现于十八世纪的后半叶，而以前从未出现过。根据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决定从1750年到1800年之间的某时开始，而这一时期的顶峰也许是A．斯密的《国富论》（1776）。然而，每一部古典学派境地的著作都要总结或巩固那些导致这一境地所做的工作——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因而无法根据它本身来了解它。所以，在本编中我们将试图叙述从“开始”到《国富论》出版后二十年这整个二千多年的历史。既然这段历史时期中许多世纪没有文字记载，叙述起来反倒方便不少。

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古典学派境地是两种类型研究成果合并的产物，彼此有一定区别，有必要分开考虑。⁽²⁾一种是哲学家在几百年研究工作中缓慢积累起来的事实资料和理论工具。另一种与此稍不相干，是由实际工作人员在讨论当时政治问题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事实和理论。我们不能把这种未成熟的经济学的两个来源严格区分开来。一方面既有许多情况界乎两者之间，如不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就无法分类；另一方面，直到重农学派的时代，那些学者的分析技巧还很简单，属于常识的范围，即使没有学问的实际工作者也能掌握它们，因而这些学者的著作并不能视为与我们的目的无关而加以摒弃；相反地，它们常常具有本书中所谓的科学水平。不过广义地说，我们这样区分还是站得住脚的。

(2) 像分期一样，设置这种类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虽然这样做的确是有事实根据的，却不必看得太认真，否则旨在帮助读者，倒成了误解的来源。只有记住这一点，分期与分类才会有用。

让我们回顾一下“经济思想”——即任何特定时间，任何特定社会中流行的对于经济事务的意见，与其说属于经济学史的范围，毋宁说属于经济史的范围——和“经济分析”——即我们所说的科学努力的结果间的区别。经济思想史起始于有关古代神权政治国家的记载，其经济所呈现的现象和我们所处的社会并非完全不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从根本上说也不是那样毫不相同。可是经济分析史则仅从希腊人开始。

古代埃及具有一种依赖于灌溉系统的计划经济。亚述人与巴比伦人的神权政治国家拥有庞大的军事与官僚机构以及复杂的司法制度，其中汉谟拉比王的法典（约在公元前二千年）是最早的法制里程碑；它们采取一种活跃的对外政策；它们还把货币制度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程度，而且知道借贷与银行业务。以色列的圣经，特别是其中有关立法的部分，显示出当时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来国家的实际经济问题。但是看不出分析方面努力的痕迹。我们也许最能在古代中国找到这种痕迹，因为那是我们所知道的具有最古老文字文化的地方。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尚存的中国古典文献常论及这些问题，主要是从伦理观点论述，例如孔夫子（公元前551—478年）和孟子（公元前372—288年，其著作已在1932年由L．A．里亚尔译成英文）的教义都曾涉及这些问题。孔夫子一生有两个阶段曾担任实际行政工作，又是一个改革家。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货币管理与兑换管制的方法，这似乎先得有相当的分析才行。由一再发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现象，无疑曾经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但是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³⁾(www.xing528.com)

 (3) 不过请参阅E．D．托马斯所著《中国政治思想》（1927）；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1936）；以及黄昌辰（译音）的《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

这样明确的推断当然是很不可靠的。也许有些分析没有留下记载。但是可以想象这种分析工作不会很多。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相对于科学知识来说，普通常识在经济学领域要比在其他几乎任何领域内流传得更广。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不管经济问题多么重要，要激起特殊的科学好奇心，较之自然现象所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自然界蕴藏的奥秘探索起来非常令人兴奋；而经济生活则是最普通的、最单调的经验的总和。社会问题主要是从哲学与政治方面使学者感兴趣；而从科学角度来说，这些问题一开始并不显得那么有趣，甚至根本不成其为“问题”。

(1)〔熊彼特本打算在第一编若干章节中详述他关于“古典学派境地”的概念（以及分期问题所包含的困难），特别是他为什么要把经济分析史的内容安排在第二、第三和第四编三个主要部分加以阐述。这些章节他未能完成。不过读者可以在全书中间断地发现他提到这些问题，特别是在第三编第一章以及第四编第一章。正如熊彼特所指出，本书中所谓“古典”一词有三种含义，彼此应加以区别。以前它是指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这一段时期的经济学文献。“它一直保留这个标记，直到‘古典’这个词失去了尊崇的含义，开始代表‘陈腐’为止，这时凯恩斯勋爵就用这个词指A．马歇尔与当时他的追随者的学说（或者简单地说，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熊彼特本人用“古典学派境地”这个名词来描述经过长期论战所造成的实质性的一致看法，也就是新做的工作和以前开创性工作的统一。当他想用古典这个名词于第一种意义时（即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他就加上引号，“以免混淆”（见第三编第一章第1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