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刚建立时，只有五十几名党员，这些党员差不多都是手无寸铁的文人。虽然“一大”党章提出建立“革命军队”，可是既没有指挥员，也没有地盘，还没有钱。
陈独秀一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马上感到无活动经费之难。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工人运动，北方工运据点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经费靠募捐所得甚少，李大钊从月薪中拿出80元（相当于三分之一）作为活动经费，义务教学的学生党员有人甚至当了衣服，仍难以维持开办，急需中央拨款。
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发现陈独秀行踪，便到寓所将他逮捕并搜去《新青年》杂志等印刷品。经国民党要人孙中山、张继等为其说项，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李达、张太雷等人也奔走营救，巡捕房才称付几千元保释金便可放人。这时的中共党员多是穷教员或穷学生，谁也拿不出这笔钱，只好请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得到释放的陈独秀就此切实感到，中共在自身没有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外援十分重要，便同意参加共产国际并接受经济帮助。
共产国际于1919年建立于莫斯科，实际上由苏俄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资助的方式，是由苏俄向上海的西方银行转账，苏方领事馆派人兑换成中国货币秘密交给中共中央，中央再拨给各下属组织作为活动经费。陈独秀转入秘密状态后失去过去的工资和学术报酬，每月领取的30元生活费也要从党的活动费中支出。共产国际的资助，对于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活动的确起到了方便作用，不过一些国际代表恰恰依仗自己“财神爷”的身份对中共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毛泽东后来转入农村根据地后，靠自力更生发展力量，才能真正做到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意见而保持独立自主。
自从1921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财政资助后，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一些活动经费，党的负责人眼光主要盯在工人运动上，除了南方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组织的安源煤矿的工运外，北方工作重点就是京汉铁路。建党的这一年，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来到郑州，创建铁路工人俱乐部，通过召集工人搞娱乐活动的方式向他们讲革命道理。随后，当地工人提高地位、加薪等条件得到江岸、长辛店等地工人支持，至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主要城镇基本都已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发展了项英、林祥谦等一批工人入党。
此时控制北方的军阀吴佩孚起初对工人建立俱乐部、夜校并不重视，不过他在南北两线调兵的命脉是京汉铁路。发现工人起来有难以控制之势，他就感到应该镇压。考虑到铁路工人特别是火车司机有专门技术，吴佩孚还让手下的学兵队学开火车，遇罢工时能替代开车，镇压就没有了顾虑。
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开始时，提出的要求无非是增加一点工资，有集会和建立工人组织的权力，这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是很正当的。可是，在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封建军阀看来，这却是大逆不道。吴佩孚讲的一句名言便是：“你有罢工的自由，我有开枪的自由！”
在国内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列强，对外却奉行双重标准，为维护自身殖民利益不惜支持最黑暗的专制势力。英美法等国在华使领馆都向北洋政府提出，京汉铁路停运影响了他们的利益，要求迅速恢复秩序。吴佩孚马上调动两万多军警，在汉口、长辛店等地用子弹同工人对话。
1923年2月7日下午，北洋军阀用枪弹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重要的一堂课。
此时，罢工的上千工人在京汉铁路总工会门前集会，突然发现有两个营军队包抄过来。工人们刚要同他们讲话，突然间枪声大作，当场有37名工人被打死，200余人负伤。接着，军警大肆搜捕罢工领导者，组织罢工的领导人张国焘、林育南、项英等人在工人掩护下逃脱。当夜，军警抓到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将他绑在汉口江岸车站的木桩上，强令下令复工，遭到拒绝后就马上斩首，并把头挂在电杆上威吓工人。(www.xing528.com)
罢工领导者躲到隐蔽住所后，项英主张要坚持斗争，胆小的张国焘却说对抗下去会遭到更大屠杀，应该复工。2月9日，总工会发表声明谴责吴佩孚暴行时，也被迫同意复工。这次罢工失败后，前一段时间抛头露面的京汉铁路工会负责人全都转移，所建组织也随之瓦解。
接着，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工会随之关门，整个工人运动陷入低潮。
“二七大罢工”变成“二七惨案”，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重要的一课，使大家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
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时，一些人就在着手准备建军。1921年冬，中共旅俄支部从东方大学选派了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四人进入红军军事学校接受初级军官训练。1923年初，到莫斯科的陈独秀听说萧劲光等人不在东方大学而去了军校，马上将他们招来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想干什么，想当军阀啊？”在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党的最高负责人看来，在国内革命的当务之急还是用笔杆子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以及搞工人运动。可是话音刚落，京汉铁路的惨案就证明离开武力讲什么群众运动、民主政治都是空谈。
受到“二七大罢工”的震动，国内军阀大都注意取缔工会和搜捕“赤化”、“过激”组织，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陈独秀的住所都转入更秘密的状态。这时只有在国民党控制的广州附近，中共组织还能合法活动，共产国际便进一步催促中共中央加快同国民党的合作，苏俄派到中国的代表又在此前同孙中山达成了一份《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马林又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尽快加入国民党，并在改组中发挥作用。会上张国焘表示反对，认为国民党内成分太复杂，共产党的奋斗理想又与之不符，加入后会引发种种矛盾冲突，可以在党外联络，自身还应独立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人称“中共保姆”的马林马上不客气地讽刺说：“你的职工运动哪里去了？早被吴佩孚的几支枪杆子打垮了！”按这位国际代表的意见，还只有几百名党员、力量弱小的中共只有加入国民党，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
马林的态度确有些蛮横，不过他所说的工运遭挫败也是事实。据到会者回忆，党内最注意农村情况的毛泽东在会上说，湖南虽然工人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都是最重要的。这时除了彭湃外，党内还没有人进行农民运动的实践，毛泽东的这番先见之明，被后来的历史充分验证。
党的“三大”最后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因为那时国民党毕竟在广东有点地盘，还掌握几万军队，联合它一起才能“打倒军阀、除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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