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抗战是进行两个革命，既驱日寇又发展革命力量
自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对抗日战争的部分宣传便出现过一种片面的倾向，即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而只讲当年全国一致抗击外敌入侵的民族战争，淡化甚至避而不谈当时国内仍存在的激烈阶级对抗和局部内战。许多中青年人由此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作用产生了模糊的认识，一些人不知道也不理解抗战中国共两党的摩擦及其必然性。
其实当年抗战的国内各阶层除了“打鬼子”这个共同点外，还有各自不同的奋斗目标，进步的中国人浴血抗日不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而且还要打碎国内的旧制度。按当年的解释就是要使“胜利果实属于人民”，不能在战后恢复中国旧政权的黑暗统治。
当年的中国革命者其实很清楚，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是两个革命，即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结合。民族革命——目标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取消其他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使中华民族获得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目标是发展中国革命力量，准备在抗战胜利后结束国内反动腐朽政权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了解这两方面的内容，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史。
面对亡国危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体现了全民族的共同利益。代表大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当局也接受了这一要求，是因为日本入侵影响了他们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从1937年起出现了“四万万同胞齐奋起”的抗日浪潮。不过各党派把抗日当做首位任务时，以国共斗争为中心的国内阶级斗争退居第二位，在整个抗战期间并未消失且屡有激化。
东洋三岛上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略中华，除了其自身狂妄外，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否则诺大的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且丧师失地。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扬长而入一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的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当年的中国人要想有效抗日，除了直接打击日军外，同时也要铲除伪军、伪政权及其代表的中国国内的腐朽势力。
面对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反动势力产生了分化，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分裂，为维护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做出了以下不同的选择。
作为最腐朽阶层代表的清王朝残渣余孽如溥仪、蒙古德王和社会上一些不得志的黑恶势力主动投靠日本充当傀儡。
以副总裁汪精卫代表的国民党内的投降派认为“抗战必败、再战必亡”，带动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位将军在战时降日，并建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
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在美、英、苏的支持援助下坚持了抗战，不过仍具有反共和压迫人民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不同势力采取不同的政策，将降日派当成敌人，对重庆国民党当局则是斗争与联合相结合。把握好这些斗争方针和策略，中国革命力量才能在坚持抗战的同时极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讲历史时，总抱怨抗战爆发有利于共产党，其实日本人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也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国民党内部的统一。北伐战争以后，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居于国民党内的最高位，却从来没有统一过全党，更谈不上统一中国。当时那个四分五裂的“党国”连年内部混战不已，国民党各派一面与共产党作战，自己又互相混战。不过当日本的入侵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时，国民党内多数人也认为要停止“剿共”及“讨逆”，联合国内的一切力量共同对日。(www.xing528.com)
1936年之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南京政府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声称先完成“剿共”和“讨逆”才能对外。结果在国民党内恨蒋不抗日的不独一个张学良、一个杨虎城，当权的实力派中要求联共抗日者几年间接踵而来，为华清池那一幕惊险的捉蒋剧揭开了序幕。1933年，先有蒋介石的换帖“大哥”冯玉祥在察哈尔秘密联合共产党组建抗日同盟军；1934年，有当年的广东头号实力派李济深及其下属蔡廷锴等人发起要求联共抗日的“福建事变”；1936年6月还出现了广东、广西军阀联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两广事变；1936年12月接着又出现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
若是历史阴差阳错地没有发生西安事变，肯定接着又会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别的主角以别的形式演出同样内容的政治剧幕。此非天数，形势使然也。在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手无寸铁的学生发出吼声，是在街头举着小旗游行示威；手握重兵的将领发出吼声，那就是用枪口逼着最高当权者对日作战了！
日本对中国想采取独吞政策，英美等国对华对日政策也有所改变，希望国民党当局采取对日抵抗方针并停止内战。苏联则从维护自身安全及支持中国革命的角度出发，要求中共和国民党联合进行抗日斗争。南京政府内一些过去顽固反共的人物如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应停止剿共，集中力量抗日。
面对国内出现了团结抗战的可能，能否抓住这个机会，成为正在长征这一最艰苦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扭转危局的关键。过去一贯极“左”的王明，这时干了一件好事，1935年8月1日由他起草的《八一宣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当然这一宣言也是苏联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准备联华抗日的表现，同时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内多数人的意见促成，应算做“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真正的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与外界电讯联络中断，这一宣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对外号召，要求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八一宣言》发表后，共产国际又派张浩到陕北传达这一精神，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进一步作出决议，使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政策上的一大转变，即由武装反对国民党代表的国内统治阶级，转变为争取同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的政策转变很快落实为实际行动。1936年5月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共中央不仅向南京政府联络，同时也向西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多方联系。这些占据一方的割据者毕竟还有民族之心，加上红军已不威胁其利益，停止内战也可使蒋介石不致吞并他们，于是各派力量大都秘密表示赞同中共的联合抗日主张。
实现团结抗战的关键性因素，是把持南京政权的蒋介石的态度。此人虽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过考虑到对日战争在即，长江下游威胁自己腹心地区的苏区又已剿灭，对共产党的恐惧也有所缓解。从联合苏联并以和平方式溶化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出发，蒋介石施展了两面手法，在继续“进剿”红军的同时，于1935年末通过驻苏联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明，开始同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谈判。
不过，蒋介石在1936年间同中共秘密谈判时提出的条件不是“合作抗日”，而是让红军放下武器接受“收编”，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后才承认在北方停止“剿共”。不过，蒋介石仍下令加紧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在陕甘红军改编的问题上则不允许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这等于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对原有军队的指挥权。
兵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绝对不能让步的，放弃了军队只能任人宰割。于是国共谈判在1937年上半年仍然陷入僵局。直至卢沟桥炮声响起，才解决了国共双方的争执。
蒋介石的战略打算，是想让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赶快上前线，通过日本人之手将其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打算，则是一面抗战一面发展力量，既打破日本的亡华企图又积蓄力量准备建立新中国。
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的心思，在当年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国内明眼人几乎皆知，关键就在于谁能斗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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