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先进战术技术必不可少，按军校正规教范却总打败仗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除了政治腐败，就是因为战术技术落后。在军事上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和战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奋起追赶他人以改变自己落后面貌之必需。不过，甲午战争时清军虽买了些西方枪炮，却不学西方的军事思想，战术还是沿用古代的密集队形，同日军作战时往往一接阵就被炮火轰散。当时北洋舰队虽然进口了外国造的铁甲舰，却把它们当成海外浮动炮台使用而不懂得争夺制海权，最后被日军堵在威海港口内消灭。
吃了这次败仗，中国军界才知道要办新式军校，学外国先进的战术。于是，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各省的陆军学堂乃至大批陆军小学都在清末兴办起来，又有几千留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由此培训出一大批民国时代的军官。
据统计，民国初年陆军的将军一半以上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包括蒋百里、蔡锷、阎锡山、孙传芳、何应钦、张群等一大批名人，蒋介石也是从保定军校毕业又上了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振武学校（因辛亥革命回国而未正式入校）。
从20世纪初直至30年代，经过日本改装的德式战术传入禹域，一本日本的《步兵操典》统治了中国旧军界三十年。此类学习，确实向中国传授了代表世界一般性的战争规律的军事学术，不为无益。然而总是迷信洋人，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学战术技术，自己无创见，仍难免被动挨打。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他的革命活动生涯主要也是军事斗争的生涯——利用会党暴动，组织新军起义，组织军阀反袁、护法，直至自组军队北伐。但是他统军作战的方式仍是在德国陆大、日本士官、保定军校教范的内容之中，与其对手北洋军阀还是同师同宗，所以孙中山逝世之前仍不能统一广东一个省。作为中山先生的继承者蒋介石，走的仍是德日战术抄袭者的老路（抗战以后又改学美国）。蒋介石能战胜国内各派军阀，其政治谋略胜过这些对手一筹，战术倒未必高明。其后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屡战屡败，除了政治腐败的原因外，战略战术上呆板和无创造性，长期墨守成规或照抄外国战法，无疑也是重要原因。
曾是国民党军中抗战名将的傅作义同日军交锋后，一个最深的感受即是，自己部队迎敌的每一反应几乎都在日军的估算之内，因为过去中国军队所学的军事操典全来自于日本。试想，在这种装备不如日本，官兵军事素质不如日军，战术再完全照抄日敌的情况下，徒弟岂有不输给师傅之理？中国共产党刚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之时，也有过这种照抄过去战略战术、照搬洋教条而连遭惨败的例子。
看看从1927年到1928年那烽火遍地的100多次武装暴动，虽说是英勇悲壮，可歌可泣，却几乎都是失败的记录。如果没有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队伍剩下的700人上了井冈山上并站住脚，给全国树立了一个榜样，恐怕中国革命战争在当时是无法再搞下去了。
对中国革命立有大功的李立三同志。
起义连连出现失败的客观原因，固然是敌强我弱。若研究主观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还不懂得如何采取新战法，仍然沿用北伐战争的那种打正规战以攻城略地的方法。再加上盲动主义方针的指导，面对掌握了政权、拥有强大军队并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国民党新军阀，只知道硬打硬拼，其结果只能是很快拼光了自己极为有限的力量。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当年共产党长期培养起来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不过在南下行军中大量逃跑，8月下旬只剩下1.3万人，在江西会昌又同由广东前来拦截的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及桂军共三个师遭遇。敌军总兵力在1.6万人左右，兵员和弹药容易补充。南昌起义部队却是一支流动的无后方的孤军，弹药兵员都无补充，打硬仗显然不利。
可惜，当时起义军所具有的军事知识主要就是正面打硬仗，只知按照保定军校、苏俄军校教范的那一套打法，尤其是叶挺部队在北伐时以“三猛”战术著称──猛打、猛冲、猛追。在叶挺、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下，起义军击溃了敌人，却消耗了不少弹药和兵员。由于未打成歼灭战，在当地也没有发动起民众，这一役虽击退了敌军，但自己的损失也得不到补充，部队进入广东时只剩下1.1万人。
进入广东后的南昌起义部队首先占领了三河坝，在当地留下第二十五师周士第部约3000人，由朱德指挥防守。起义军主力8000多人顺韩江直下，于9月23日进驻了潮州，第二日进驻汕头。此时，国民党广东军阀已向东江前线调集了六个师3万多人，装备也有极大的数量优势。起义军经长途行军丢弃了大量弹药，加上会昌一战消耗，每支枪一般只剩下三四十发子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摆开“堂堂之阵”打硬仗，明显对起义军不利。
起义军的前线指挥叶挺此刻从军事上计算，认识到双方力量对比不利，不便于分兵拒敌。他提出：“形势实至万分险恶，提议放弃潮汕，集中我们兵力，并将多余枪支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军。”其他负责同志却大都不赞成这一主张，叶挺也就只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www.xing528.com)
为争取主动，叶挺、贺龙率主力6000余人首先向敌出击，在汤坑展开交锋。开战后部队靠着英勇，以正面猛攻的方式一度打退了多于自己两倍的敌人，子弹却消耗殆尽。叶挺、贺龙见难以再战，被迫于9月30日上午后撤。
由于这一次硬仗耗尽了力量，昔日的“铁军”连撤退却都无力很好地组织，出现了严重的混乱。此时正患重病发高烧的周恩来也随队向海陆丰前进，途中领导机关被敌人冲散，抬担架的士兵也在混乱中溜走，只剩下叶挺、聂荣臻和一个警卫员架着他行走。幸亏周恩来两年前在这里当过东江行政专员，熟悉当地情况，按他的口头交代大家找到了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有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救护，周恩来一行随后到海边找到了船只，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夜一天到达了香港。其他的起义领导人中除了彭湃回到当地家乡组织斗争，也都找到船隐蔽地撤走了。
在此危急关头，若不是朱德、陈毅及时带走800余人的剩余力量，其全部覆没是毋庸置疑的。
南昌起义转移到香港的领导人如叶挺、聂荣臻等，随后又奉命组织广州起义。由于起义部队中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一个半团”，也就是武昌中央军校生（属于黄埔六期）组成的教导团全部和警卫团一部，采取的战术又是死守观音山、沙面堤岸，在强敌围攻下硬拼两日。面对三个师的敌军反扑，最终阵地被突破，教导团被迫突围，剩下的人多数被屠杀。
广州黄花岗的血花，谱写的是一曲战败的英雄颂歌。暴动的余部突围撤到海陆丰，而没有到井冈山，又是一大遗憾。毛泽东后来感叹，那些人都是军校学生，而井冈山正缺少军事干部。可惜这些人到了广东东部靠海边的海陆丰地区被当成普通战斗兵使用，很快大都白白消耗掉了。
从广州退出来的教导团余部，那时还不懂正规战之外的打法，仍是硬打硬拼，继续攻县城和地主的炮楼。这样只能是人员越打越少，几个月后就只剩几百人退到山里，由徐向前等人指挥打游击。由于这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不会讲粤语，同当地老百姓很难沟通，随后只好乘船离开。如徐向前就转移到上海，奉命到鄂豫皖去开辟新根据地。
秋收起义的情况，开始同样也是硬打硬拼。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枪声大作，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在当天爆发。秋收起义部队名义上有一个军番号，实际只有第一师的三个团。这三个团代表着工、农、兵三个方面：一团是原来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二团是安源的工人武装；三团是平江、浏阳的农军。这些部队暴动后的计划是首先占领湘东各重镇，然后向长沙进攻。
这三个团共有5000余人，只有第一团即原来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叶挺部队抽出一部分骨干组建的正规军，有战斗经验，军事素质和武器比较好。安源矿工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那两个团武器多是梭镖、鸟铳，且缺乏军事训练。他们向湖南东部的平江、浏阳、醴陵县城发起全面攻击时，都是按照北伐时的打法，先打红旗、贴标语，再摆出堂堂之阵去攻击敌人坚守的城镇。虽然起义军乘敌措手不及，一时攻下醴陵、浏阳等城，湖南军阀组织了两个师实施反击后，起义军马上就连遭败绩。幸亏毛泽东在文家市收拢了队伍，率部南出罗霄山中段，才把剩下的队伍带到了井冈山。
中国革命的象征——“朱毛”。
作为后人，不能责怪和苛求于这些武装斗争的先驱者。在那些刚刚涉足于军事领域的探索者中，谁也不可能预先就有一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不过，英明与愚钝、天才与庸碌的最大区别，恰恰是对已有教训的反应。
面对全国范围的起义一再失败，当时的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还在那脱离斗争实际、听不到枪炮声的上海亭子间里继续拟制已根本行不通的城市暴动计划，贵在不二过、擅长吸取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却再也没有采取以弱小的力量同强敌打正规战的办法，而是埋头于竹树繁茂、云烟缭绕的苍茫井冈山上，专心致志地去探索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开创井冈山根据地之初，形势十分险恶。四面是一片白色恐怖的包围，只有井冈山上树立着红旗不倒。朱毛会师后革命影响扩大，马上招致敌人的“进剿”、“会剿”，其兵力又较红军占绝对优势。真是一着不慎，即有全军覆没之虑，此时在战略战术问题上没有创新，十分弱小的红军势必无法生存。
当年毛泽东在战略战术问题上与那些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他人者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既学习他人之长，又走有自己特色之路。在那“敌军围困万千重”，力量对比悬殊的严峻斗争中，毛泽东开始起步探索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全新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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