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激进时期的边缘文学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逐渐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在短篇小说领域内，孙犁、峻青、王愿坚的创作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和好评。孙犁小说的抒情性从40年代的《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开始就已经奠定。50年代以后他陆续创作了《吴召儿》《山地回忆》《小胜》《正月》、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等。孙犁的短篇小说并不正面描写革命或战争，而是在战争中的乡村背景下，以回忆和想象的方式重构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和人际关系，特别是以散文化的方式对乡村女性的描写，寄予了作者对纯粹、朗健、活泼的生命形式的理想。孙犁的风格独树一帜，但他的创作并没有像其他红色经典那样有更广泛的影响。因此，孙犁的创作可以被称作那个时代的“小众文学”。

王愿坚的主要作品，反映的是30年代初期“苏区”革命和红军长征的历史，但这些历史并非作者所亲历。《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三人行》等，可以看作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上虚构的“革命故事”。

茹志鹃从5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五六十年代的作品集中收在《高高的白杨树》和《静静的产院》中。但作家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因为1958年3月号的《延河》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以及围绕这篇小说展开的讨论。《百合花》也是以一种追忆的方式对革命时期人际关系的想象，战争在小说中只是一个背景，集中描写的是发生在前沿包扎所里的片段故事：一个农村出身的小战士与两个女性的纯洁感情。在当时的文学气氛中，小说的情感态度——缠绵、温情和感伤，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危险的，但《百合花》却意外地走出了“惊险”时刻，受到了许多批评家的高度评价。围绕《百合花》的讨论，可以看作激进文学兴起时期水平最高的一次讨论。参加讨论的几乎都是知名评论家，如欧阳文彬、侯金镜、细言、洁敏、茅盾等。(www.xing528.com)

在诗歌领域内，现代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已经消隐。即便是来自解放区的诗人如蔡其矫等，也因与主流文学的冲突而流于边缘。蔡其矫的诗歌创作始于40年代初期，他20岁奔赴延安，又深入敌后的晋察冀边区，在革命的岁月里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我们读到的诗人最早诗作如《乡土》《哀葬》《肉搏》《雁翎队》《兵车在急雨中前进》《风雪之夜》等，记录了诗人在战争年代高唱的时代战歌，汇入了雄壮的主旋。自50年代起，蔡其矫的诗风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突出地体现为他的“纪实”性风格的淡出和抒情的强化。他开始表现出了作为“南国”诗人明丽多情、浪漫轻柔的特点。他强化了诗人主体的感受和想象，而不是努力逼真地描述诗的对象。他的作品也反映新时代的生活景观，但他避免了直白、浅露的“流行色”，而是突现了当时极为鲜见的诗的柔性。诗人显然了解时代要求什么。这使他陷入了犹豫和矛盾。一方面，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已形成的诗风，一方面他又需检讨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究竟和工农兵的实际生活还有一段距离，这是我和我的诗歌的最大缺点”。蔡其矫的这一矛盾是时代的普遍矛盾。他曾模仿“大跃进民歌”，先后创作了《襄阳歌》《水利建设山歌十首》，试图放弃自己探索并坚持已久的艺术风格，试图“改了洋腔唱土调”，这一改变获得了喝彩。但蔡其矫很快就放弃了这一尝试。1957年底蔡其矫创作了《雾中汉水》，1958年创作了《宜昌》《川江号子》等作品，但在情绪上似乎还要激烈些。这些作品是诗人心灵孤旅的歌吟，是歌唱在别处悲怆的宣泄。在疯狂浮夸的时代，蔡其矫的诗却隐含着强烈的悲剧性。在当时的环境气氛中诗人显示了他的忧患感和英雄气。批评家没有无视蔡其矫的孤旅远行，他的创作和选择被认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他是“一百灰旗”，是“歪曲现实”，是“资产阶级及修正主义文艺观点”。80年代曾名噪一时的“晦涩朦胧”的概念也早在60年代初批评蔡其矫的创作时被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