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的观点看现实(49)
在现世界里，我们基督徒面对着许多不容易了解，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作不同的分析，也可以提供不同的意见。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虽然我们也都极力从基督教的观点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对基督教本身的了解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我们对事实的观察是一样的，我们所得到的结论，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为要帮助基督徒同道对现实问题得到更清楚的了解起见，我愿意在这里介绍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日本的竹田女士（Kyoto Takeda）于1947年7月26日在奥斯陆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的早祷会里的演讲词。这一次的大会，本来有日本代表团来参加的，但正当他们整装待发的时候，他们接到不许出国的通知，所以他们至终没有参加这个大会。但有两位久住在日内瓦的日本基督徒却代表他们出席了，其中的一位就是竹田女士。在那天的早祷会里，他们把灵修的程序，照着大会的规矩，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印出来。现在所介绍的，就是这里面的那节演讲词。这篇演讲，显示了一个日本基督徒内心的挣扎，也显示了她对于战争，对于她自己的国家，对于世界，对于基督教的使命，从痛苦的经验中得来的觉悟与看法。现在将原文翻译如下，题目是我给她加的：
世人的罪恶与上帝的慈悲
我的家乡就是那个在世界的混乱中投下火把的国家；这把火把它自己也烧了，直等到它变成灰烬。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日本变成一堆灰烬。当我站在这堆瓦砾当中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的基督徒们。八年前我参加了在安士特丹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我是日本代表中最年青的一个。在那个大会中，中国的基督徒青年们对我说：“你不能了解战争的意义”。我想同他们讨论关于未来世界的问题，但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说：“你没有经过战争的痛苦，所以你就没有具备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条件。”在当时，我心中那种寂寞忧愁的感觉，是我有生以来所没有经验过的。
但当日本自己也变成灰烬的时候，我便认识了战争的真意义。只有在那八年悲惨的痛苦中，我才认识了人类在战争中所共同遭遇到的厄运。从此以后，我就明白了那些中国朋友们在安士特丹对我所说的话的意义。
在那几年中所遭受的痛苦，对日本的基督徒们虽然是一个创伤，但同时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让我很坦白地承认，在战争时期中，从始至终，我们没有站在我们的国家外面，相反地，我们是完全站在她里面的。我们没有做时代的豪杰，去反抗我们国家的罪恶，做了英勇的牺牲。我们的手是不干净的，它们是沾满了日本的血污。我们自然是属于基督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抗拒基督的。我们面对着这个罪恶的现实，既不能脱离它，就只有在它里面设法实现基督教的教训。好像有两个相反的力量要把我们支解：那就是上帝和世界。然而我们又不能放弃他们任何一个。这就是我们的悲剧，也就是我们所能自动拣选的唯一的道路，因为我们相信是上帝自己把我们放在这个无告的现实中的。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国家从里面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们不能把我们国家的罪恶消解；我们太软弱，不能叫战争和混乱停止。我们这些基督徒眼看着我们的祖国陷于可痛的毁灭，就掉在失望的深渊里。我们不但同别的国家的基督徒同道们隔绝了，我们也同上帝隔绝了。因此，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沙漠里。但当我们到达这个孤独的沙漠里的时候，我们就觉悟到我们所受的痛苦是由于上帝的慈悲。因为我们的痛苦就是上帝自己的痛苦。而上帝的痛苦除了在日本基督徒们这个悲惨的历史经验中表达，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表达出来。在人的混乱中，他的爱还是追随着我们，他永远不会让我们跌到无底深渊里面去。当我们举目观看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审判，同时也是救赎。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以赛亚书》第6章第5节）。
在寂寞失望的深渊中，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基督，他为我们这些罪人代祷。他永远不会站在世界历史的外面，他却是同我们一切的人，在它里面的。当我们彼此因分门别户而斗争起来，他的袍子便被撕碎。当我们互相残杀，他便与我们一同受到创伤。他所受的苦，比我们任何人更多，为的是要庇护罪人，叫他们与上帝复归和好。在人类的混乱与罪恶中，我们看见上帝的爱，这爱是从上面来的，是要拯救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的。
只有在这个爱里，我们才能重新在人类的废墟上站立起来，迈步前进，去追求上帝的国度。只有在这个爱里，我们这些彼此隔绝的人类，才能重新结合起来。也只有在这带着创伤的爱里，我们这些罪人才能与上帝恢复融洽的关系。
巴别塔至终倒了下来。但只有在这塔的毁灭中，我们才能看见上帝伟大的计划，这计划是在悲剧的历史中得到成全的。
我所要介绍的第二篇文章是一位出席奥斯陆大会的印度代表多马君（M．M．Thomas）于本年9月3日，在伦教出版的《基督教通讯》（The Christian Newsletter）里发表的。多马君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干事，是一位深思好学的人。在奥斯陆的时候，我曾同他谈过几次话，在若干问题上获得深切的共鸣。多马君写此文的动机，大概是因为有不少出席奥斯陆大会的人们，觉得大会对目前一些急迫的政治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示，便感到失望，所以他提出对这问题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奥斯陆大会是在暗示了我们对政治问题所应当采取的态度。现将原文翻译如下：
奥斯陆大会对政治问题的主张
奥斯陆大会对政治问题究竟有没有主张？前几天有一位代表对我说：“印度有些青年出席了世界民主青年协会（原著者按：该会有共产党重要的成分）在布拉克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我们有些基督徒青年参加了奥斯陆基督徒青年大会。布拉克的代表们回来以后，对于政治问题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主张。”他又问：“奥斯陆对政治问题能不能提出一个清楚而又具体的看法，即使不能比布拉克的好，多少也要像它一样？”其他的代表们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采用一个不同的说法。但是在个人的谈话里，在讨论会里，这个问题是不断地被提出来的。奥斯陆究竟有没有一个对政治的主张？
我必须承认在起头的时候，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奥斯陆对政治问题有一个像布拉克那样有力清楚而具体的看法。我到奥斯陆是充满了烦恼的心情，我离开奥斯陆的时候是更加烦恼。烦恼却不是失望，因为这个烦恼的本身就有耶稣在里面作主。
奥斯陆叫我更清楚地看见政治世界中的现实，也更沉重地感觉到我们所面临的悲剧。我的烦恼是越来越增加了，有许多的人像我一样，对种族问题，殖民地问题，对权利政治问题，贫穷问题，战争和恨恶的问题，可能更敏锐地感到它们的严重性，因而感到彷徨。
我们认识了这些丑恶的现实以后，如果奥斯陆能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分析和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我们也不会觉得那么难过。相反地，奥斯陆却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原有的答案打破了，这越发增加了我们的烦闷。在大会中，我曾有过两次具体的经验，愿与读者分享：
在开幕的那天，荷印冲突的消息，在会场中搅动了我们。我知道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所以在参加这个闭幕大会的时候，我为我自己，为我的主张，充满了正义感，也充满了对荷兰的愤怒。同时我的心中也做了一个清楚的打算：要逼着大会把荷印问题提出讨论。但我记得当特虎脱博士（Dr．Visser’t Hooft）（译者按：特博士系荷兰人）在他的开幕演讲里，承认他的国家的罪过，而以基督徒团契的精神向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伸出他的手的时候，我在我的政治主张上所建立的正义感，便被打成粉碎。也许有的人想为这段话而鼓掌；也许另有一些人想利用这段话来向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攻势，但这二者在我都不可能。因为我的政治见解的正义性在那一剎那间已经被他的话摧毁，而变成我们在上帝面前通过耶稣基督而感觉到的一种共同负咎的情绪了。
在那个联欢大会里，当美国的一位代表狄士耐（Deschner）演讲的时候，我也得到同样的经验。美国的朋友们如果把狄君的话当作是一种政治的意见，他们也许会对他生气。在我自己，因为我对政治有很坚强的信念，我也会把他的话当作政治意见去利用它。但是，在上帝的启示中，他的话对我产生了一个恰恰相反的效果。我的政治主张所从而建立的基础，现在已经被它完全摧毁了。我只觉得在基督所显示的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在那一剎那间，我的政治见解，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当我得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几乎抱了一个愿望，就是愿我没有参加这个大会。我到这个会里来是在上帝面前与人相见。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人对于政治的正义感是会被显得完全不合时宜的。我叫我自己处在这种境地，岂不是愚蠢吗？许多人正为着自由与正义而奋斗，许多人正在饥饿中挣扎。印度尼西亚的人和各处被压迫的人民也正在从事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我对政治的正义感被打得粉碎，我和这些人的团结岂不就受到致命的损伤吗？我有许多共产党里面的朋友，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是我所赞同的。他们一定会说我是受情感的支配；而我的国家主义者的朋友们又会说我是愚拙。我实在愿意躲避开奥斯陆大会这许多次搅动人的灵性的会集，把我那些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正义感重新收拾起来，叫它仍然作我的动力。因为，我对我自己说，现实是现实，政治的现实毫无疑义的需要一个政治的解答。
一个基督徒要在政治上做见证，他就会碰到上面所说的那样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奥斯陆对我们的呼召。一方面，政治上的公道需要一种自决的正义感，有了这种正义感才能生出具体的政治性的决定。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着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正义感便被打得粉碎。因为在十字架面前，我们都是钉死基督的共同的罪犯，需要上帝的饶恕，也需要彼此的饶恕。如果我们要投身于政治，这就是我们所必定遇到的痛苦——在某一个时候，我们的正义感被打碎；在另一个时候，我们又要把它重新收拾起来。因为一个基督徒必定会感到这种烦恼，必定会碰到这个悲剧，他就没有胆量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政治运动，无论他们是怎样纯正的。
我的共产主义的朋友们是对的。基督的十字架是愚拙。因为在政治上感到自己的政治确信被粉碎的这种经验，是叫人软弱的，而不是叫人刚强的。但是，当我感到自我毁灭的这一刹那，岂不就是奥斯陆使我感到基督徒团契的真实性的一刹那吗？当我们把自己的正义感破坏了，而在上帝面前共同承认罪孽的时候，岂不就是奥斯陆诞生的时候吗？
在没有完结以前，我自己还要说一句忏悔的话：在印度独立的前夕，我以为我自己是刚强的；我以为在政治上面对英国人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我想象着这些新的感觉一定会使我同英国人达到更好的友谊。但昨天在一个印度代表团的会上，当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把英国代表团看作基督内的弟兄，和他们共同应付英印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便感到有一个沉重的罪咎的担子，压在我的心上，我不得不趁这个机会向大家承认我的罪过。在印度，我们为自由独立而斗争，已经有一百多年，似乎我们在政治上已经有了力量了。但这个力量却没有在奥斯陆帮助造成团契的关系。相反地，在奥斯陆许多个代表团谦卑地面对着十字架的软弱和愚拙，把他们的骄傲打得粉碎的时候，他们便得到一种团契的感觉。这就是他们的力量。这个力量在未来的日子，当他们回到他们本国的时候，可以使他们负起政治的责任。“它把骄傲的人心中的想象打碎了；它把有力者从高座上拖下来，而把在低处的高举起来。”如果我们分享他的十字架，我们也将分享他的复活。这就是奥斯陆政治的见解——认识我们共同的罪孽，和上帝的饶恕，而把他们作为共同生活的基础。(www.xing528.com)
来的时候我们是烦闷的，回去的时候我们更加烦闷。但我们并不失望，因为耶稣是主。
政治是有着神圣的意义的。我们的信仰把我们解放出来，我们为这个神圣的意义作集体的见证。为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恐怕不能不继续在肮脏的纵横捭阖的政治漩涡里应付。这是一种见证。为其他的人，他们也许要站在一个超然的立场，不断地对一切的政治抗议，在他们的小团契内从事于人与人复和的神圣工作。但对一切的人，如果他们承认基督是主，到某一个时候，他们必定会对现实政治世界所要求的一切说个“不”字；并且要说：“我站在这里，我没有法子不这样做，所以，求上帝帮助我吧。”
我不知读者读完了这篇文章会作何感想？这篇文章充分表现了作者矛盾、冲突、徬徨、苦闷的心情。这种心情是一种痛苦，但同时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特有的福分。他要应付现实，但他又不能安于现实，更不能与现实妥协。因为有一个更高、更大、更真、更美的理想，向他挑战。相信人文主义的人，相信唯物论的人，不会感到痛苦，不会遇到这种挑战。他们未尝没有理想，但他们的理想是属于人的，属于世界的，所以他们不会感觉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他们内心中的冲突与矛盾。但是，我希望——我希望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信仰，这样的心情，不会使他变成麻木与消极，或者使他徬徨地永远站在歧路上而无所适从。我们要举目向天，但我们也要脚踏实地。我们要行动，要前进，虽则我们的行动和前进都永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要把大慈大悲和至刚至勇结合起来，才能在现实的世界中为我们的信仰作忠诚有力的见证。
我所要介绍的第三篇文章，是我自己在青年会世界代表大会里的演讲词。在8月14日那一天，大会举行了一个集体讨论会。主题是“基督教与思想的冲突”。被邀演讲的人有三位，一位是瑞士著名的神学教授布伦诺（Emil Brunner）博士，一位是美国的青年狄维拉（Detweiler）君，其他一个是我自己。这篇演讲在会后曾被引起热烈的讨论。我所以要把它介绍，就是因为它提出一个特殊的观点。这个观点，在流行的基督教的言论中是并不多见的。无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我希望它是正确的，从许多人的反应看来，它也好像是正确的——它至少可以供我们参考，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思想上的挑战。我应当补充一句，这个题目上的所谓思想冲突，实际上就是指共产主义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冲突。现在把原文翻译如下：
基督教与思想的冲突
在刚过去的礼拜天，我到了伦敦那个宏伟的圣保罗大礼拜堂去做礼拜。这天讲道的是马都拉斯主教何理士（Rt．Rev．A M．Hollis）。在讨论到印度问题的时候，他说：“印度是分裂的，并且是被宗教分裂。现在只有两个力量企图把世界统一起来：那就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所获得的信徒比基督教更多。”
“共产主义所获得的信徒比基督教更多”这句话是不是确实的呢？我不敢替世界其他的地方说话，但在亚洲，特别是中国，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在过去20年中，共产主义在中国吸收了成千成万最有思想，和富有社会意识的青年人。青年所看的读物，也大部分受着马克思思想的支配。在共产党区域里，许多农民都变成共产主义热诚的信徒。为着这些原故，在第二次大战以前，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力量，是与日俱进。而在战后，则更有一日千里之势。
共产主义在中国和其他的地方，为什么能够这样地生长呢？我以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国际间的不平等；第二是社会间的不平等。所谓国际间的不平等，就是控制着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帝国主义。所谓社会间的不平等，就是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行社会制度中的剥削。让我来解释这两句话的含义：
当一群人处在贫穷和饥饿的境地的时候，他们或则梦想着来世的天堂；或则在现世里谋求补救的办法。如果他们的贫穷和饥饿不是由于物资的缺乏，而是由于分配的不均，则他们更要谋求现状的改变。
如果一个国家受着一个非常腐败和专横的政府的统治，使人民活不下去，他们就必定要起而反抗。无论这个举动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
如果一个民族受着异国的统治，无论这个统治是暴虐的，或是温和的，这个民族一定要为独立自由而斗争。这斗争可能是和平的，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暴力。
在这几种例子中，共产主义都是一条方便而具有号召力的出路。共产主义的号召就是自由、平等，就是充裕的经济，没有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也把它自己当作民主政治的最正确的基础。既是这样，如果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我们看见成千成万的青年，以热烈的心情去迎接共产主义，把它当作人类唯一的救星，我们还能觉得奇怪吗？
但如果我们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形的造成，基督徒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其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没有把共产主义看作一个挑战，相反地，我们却把它看作我们的敌人。我们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种子，是在人类不满足的状况中生长出来的。在现世界里，构成这个不满足的状况的主要因素，就是国际间的不平等，和社会间的不平等。
我们忘记了有组织的基督教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是和这两种罪恶结成不解之缘的；从历史方面说，对这两种罪恶的造成，它至少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现在的青年所以对基督教各种组织失掉了兴趣，正因为我们对于这两种罪恶所造成的许多迫切的问题漠不关心。我们对于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感觉到。
总一句话说，我们并没有从事于消灭这两种罪恶的积极工作。相反地，我们所做的是这件积极工作的一种安乐椅上的代替物：那就是对于这个威吓着我们，要把我们的“现状”改变的那种敌对制度，加以无情的攻击。
我说基督徒要负这件事的责任，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忘记了有“历史的报复”那样东西的存在。历史在今天所采取的报复，就是为着我们昨天所犯了的集体的罪恶。“罪”的工价是死亡。我们今天所遇见的种种残暴，正是昨天的罪恶所结的果子。对于这些残暴，也许我们个人不能负责。但如果它们是过去人类集体罪恶的结果，而我们自己又都是这个集体中的成员，与它有不可分离的联系，那么，我们与这些残暴的行为也不能说是毫无关系的了。
我们对别人的过失，义形于色，这是不可厚非的，但我们忘记了在义形于色的心情中，加上忏悔和谦卑的成分。相反地，我们对自己是自以为义，而对别人则不肯宽容。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没有除去，便忙着替别人除掉他们眼中的刺。
以上的种种事实，都造成了惧怕别人和自以为是的心理。这种心理现在蔓延得很广，并且显示了一个可怕的趋向。最显著的一个事实，就是目前的反苏潮流。许多基督教同道被这种狂流冲激，已经失掉了他们立足之地。有的人甚至抱着一种幻想，他们以为如果能够设法促成世界第三次大战，用原子弹去把共产主义消灭，世界便会变成民主主义的乐园。这种妄想的徒劳无功，我们姑且不去说它。我们所要问的却是抱有这种主张的人们，会否想到：第三次大战即使可以促成，它所能毁灭的共产党徒，恐怕远不如它所制造出来的共产党徒的多。
既是这样，我们基督徒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只有这一个——我们必须对付现在摧残着人类的两大罪恶：国际间的不平等，和社会间的不平等。并且我们必须努力用我们所认为是基督教的方法去对付它们。
现在我已经把这三篇文章介绍完毕。我不愿意再加什么评语，我只愿意让这三篇文章各自以它们的印象给予读者。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诚恳地希望，也是祈求一切的基督徒同道要虚心、要冷静、要客观，在不断的祈祷、等候、思想、研究的当中，谦卑地接受上帝直接给我们的启示，和上帝通过别的人，通过世界的动乱而给我们的启示。在这以后，即使我们的思想和主张还是不同的，我们一样的可以在基督里面结成密切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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