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山贞之：中山先生最亲密的朋友、军事奇杰

第十九章　秋山贞之

桂太郎是中山先生的一个政策上的同志，秋山贞之这一个人也要算是中山先生最知己的朋友了。

秋山贞之死的时候还是一个海军中将，是死后才追赠大将的。如果说桂太郎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的伟人，这秋山贞之可以算是日本军人学问家当中的奇人了。我也把他的事迹谈一谈。

秋山贞之在日本海军界，算得上是唯一的奇杰了，而同时是一个唯一的学问家。他的身材，正是和我们认识中的日本人一样，非常矮小。他的相貌是很平常的，如果在人丛中见着，谁都会一望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不容易在形相上看出他的奇伟来，至多我们只能看出他是一个平常人当中富于修养的人罢了，然而他的奇特却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学问而言，他是海军中唯一的智囊，他的海军战术是海军中的人认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他应该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而他又知识丰富，他能够用他的聪明去用这些知识，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做学者，所以他不曾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那些知识。种种学问和知识，在他的心灵中化成了一种直感直觉的作用，所以人人以为不能及的，就是他的直感直觉。许多人说他是天眼通，他心通，这大约就是他那一种由很丰富的学识所化成的潜在意力的作用罢。在中日黄海大战的时候，他是海军参谋官，黄海大战的胜利，他有不少的功绩。日俄的日本海战，他是舰队的参谋长，一切作战计划都有他的参加，把波罗的舰队打得片甲不留。他自己曾对我说，在俄国波罗的舰队东来的时候，他每日潜思默想，极意静坐。他确实从一种心灵的作用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波罗的舰队的行动。当时大家都很惶恐，畏惧波罗的舰队的巨大威力，而民间更是恐怖得利害，他自己却是有很坚定的信念，认定自己必定能够歼灭波罗的舰队。以后一切作战，都是在这一种很坚定的信念支撑下完成的，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要是靠科学的方法，日本舰队决非波罗的舰队的敌手。当时他常对我讲起许多日本海战的故事，多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学的话。这个人的性格，和平常日本的军人不同，他是非常朴素温厚的君子，绝没有普通日本军人那样矜骄欺诈的习性。我认为他所说的话，不是假话，不过他的认识和说明是否正确，当然又当别论的。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绝不能达到的。他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用“手不释卷”四个字可以形容。不是看书就是测图，此外就是静坐。他是一个很狂热而诚挚的神道教信徒，他确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极致，在一切修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当然是纯日本式的民族神权论，正是素行派哲学思想的余脉。不过他不是一个理论的信徒而是一个情意的信徒，在仪式上他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样，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政治主张上的原因。他是一个很狂热的南进论者，同时他还是一个排英美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不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认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够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和大洋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来住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张勋复辟的那一年，田中义一还在做参谋次长，而他那时的权势，可以说是倾动一时的。参谋总长萨藩出身的上原大将，是绝不问事的傀儡，一切大权尽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部精神都在注意中国的大陆。那年的四五月间，他特地到中国来，到徐州见了张勋，又游了长江沿岸。到上海的时候，曾和总理见面。在他回国之后，中国的复辟的消息已经遍布全国，而报纸上也盛传田中到徐州是和张勋的复辟有关。这个消息越传越真，在六月初的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此时便派我到日本去调查复辟运动的内情究竟如何。去的时候我带了许多封总理的信，这当中最重要必须讨问的人就是陆军的田中中将和海军的秋山中将。

我是六月十六日从上海起身的，到东京大约是二十一日。向来我到东京总是住在比谷公园附近的“旭馆”，那一回刚逢着议会开会期，旭馆被国民党的议员们住满了，我只好住在筑地的“冈本旅馆”。筑地这个地方本是东京的最低地带，我向来不愿意住的，这一回算是第一回。

房间定好了稍为休息一下，我便最先去看秋山中将，那时他是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一样，是最高的军令机关，他当时要算是海军的最高领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简陋的，照当时日本的房价，至多不过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来是去惯了的，所以从花园的篱门进去直到了他的书房，他正端坐在图书堆中闭目静思，听见有人进去，把两眼睁开，一看见是我，他好像大吃一惊的样子，把身子向后一退，指着我说：“你几时来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www.xing528.com)

我倒被他吓了一大跳，我答说：“我刚刚才到，我一定好旅馆，立刻就动身到先生处来了，我这一回因为旭馆住满了，住在冈本。”

他重新把眼睛闭下，把两只手合着，默念了一两分钟，又重新向着我说：“还好，不要紧，这不是你有什么祸事，是因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久就有天灾，你快些搬到最高处去住罢，低地住不得。”

我被他闹糊涂了，但是我晓得他一向是如此怪里怪气的，然而又不好反对他，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东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馆了，搬到那里好吗？”他说很好，赶紧搬去，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住。我此时才把总理的信取出送给他，我问：“先生看中国的大局如何？”他又把眼睛闭上，照例默念了几分钟，把眼睛睁开说：“中国不出十天有国体的变动，这个变动发生在北京，可是发生之后不过三天便仍旧失败。”我再问他时，他说：“我的能力现在只能见到如此，以后的事情且待这一个局面出现之后再看罢。”我又坐了一会，谈了些别后的闲话，便告辞出来。

我对于他的话，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对于他的态度总是不能释然。回到冈本旅馆，用电话在金生馆定好了房间，嘱咐旅馆给我把行李移去，出来便去看田中中将。他住的是一间和洋折衷式的相当的华屋，书斋里面很精致地排列着许多书橱，金光眩目的书籍装满一室，当中放着一张洋式书案，和秋山那一个中国古代式的乱七八糟的书房是大不相同的。我走到他的书房里之后，田中还没有出来，我一人坐在书房里等，看见他壁间挂着一副泥金笺的簇新的对联，是张勋新送的。上面题着“田中中将雅正”，下面题着“弟张勋拜书”，文字我是记不得了，应该不会是张勋的亲笔。虽然在那样的时候，看见这副对联，不能不有种种联想，然而文字应酬是中国人的通常习惯，我也不很以为然。等了一会儿，田中中将出来了，他看见我注意看张勋的对联，似乎是很不安心的样子。寒暄完毕，他就着急地向我讲他如何反对中国的复辟运动，如何特意为此去见张勋，叫张勋千万不要复辟，越说越长，越长越奇。我绝没有说他和张勋有关，没有怀疑他叫张勋复辟，然而他如此大费唇舌地辩明，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在见了这两位中将之后，我对于时局的认识已经有了些许新的看法，人也倦了，时候也晚了，我就回到了金生馆。

我一到金生馆的门口，就看见绝不似寻常日子出现的景象，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望而知这里面有搞什么活动的人物住着。安顿了之后，细细地问旅馆的主人，原来“日本的中国复辟党”都聚会在此地，肃王派、恭王派、宣统派的领袖都齐了。清朝统治结束之后，清室的亲贵们只有藏着过安乐日子，哪有一个人有什么复辟的勇气。所谓复辟党，在中国人中除了张勋之外，恐怕就只有吴稚晖先生之所谓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骗子。所谓复辟运动，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在日本的几个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才是整天家兴风作浪。此时正是他们大举兴师的时候，听说是大仓组拿出二百万运动费给他们，所以摆得出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架子。

当晚我就写了一封很详细的报告，寄给总理。我的调查任务算是达到了目的。在东京住了三四天，便动身回上海。等我刚离了东京，一两天内，东京湾便发生很大的海啸，飓风把海水卷起，筑地一带变成泽国，街上都用小船搬置人物，秋山中将之所谓天灾，大约就指此了。等我回到上海，张勋的复辟已经发动，报上已经满载着什么封王封侯的记事了，可是刚刚三天，马厂兵到，一场皇帝梦依然如梦幻泡影般破碎了，这就是秋山中将之所谓“北京有国体变更，不过三天，必然失败”。但是何以他能够如此灵验，说得一点不错呢。总理说：

秋山中将是日本第一个海军的学者，他对于气象的学问本来有专门研究，而海军军令部是不断地接受各国各处天文报告的，何处发生飓风，这风有多大的力量，几时可到东京湾，他是应该计算得出的。他是政府中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他明明白白晓得种种的消息，他在主义上对于张勋等之所为是反对的，我们去问他，他既不能不告诉我们，而他的职责上万不能随便讲话，所以只好假托神仙，从静坐默念当中显示他的意见。

对了，这一场公案，我们得到最正确的解释了。只是现在想起来，“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两句话，确实有些意思。只可惜秋山中将这样一个天才，这次和我相见时，已经得了不治的癌病，不到六个月便作了古人。陆军的桂太郎死了，海军的秋山贞之死了，日本陆海军中，现在恐怕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