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的源流-菊与刀

第九章　论日本文明的源流

前章已经论述了西方文明的特点，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开始时是百家争鸣，各种学说并立，经过一番争论后，彼此逐渐接近、融合，最后融为一体，其中含有自由精神。这个过程就好像把金银铜铁等金属熔化在一起，变成一种非金非银又非铜非铁的混合物，各种成分保持均衡，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可是，日本的情况就与此大不相同了。在日本文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当然也有各种因素，如君主、贵族、宗教和人民等，这些因素各自形成一个阶层，各有其独立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未能并立，也未能互相接近融为一体，好像虽有金银铜铁等元素，但未能熔成一体，即便熔在一起，各种元素的关系也不均衡，不是有重有轻，就是一种元素吞并了其他元素，使之不能现出本色，就如铸造金银货币时，虽然掺入了十分之一的铜，但铜的本色显现不出来，铸造出来的货币仿佛是纯金纯银一样，这就是偏重。文明的自由并不能用其他自由换来，只有允许人类享受各种权利，使之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种意见，利用各种力量，彼此保持均衡，才能获得文明的自由。可以说，自由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因此，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还是学者、官吏，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阶层，无论是智力还是武力，只要是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制。人类的任何权力都不是尽美尽善的东西，其固有的缺陷始终存在，或因卑怯而误事，或因为过激而生乱，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乏其数。这就是偏重的弊端，当权者应引以为戒。与西方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力偏重。

在日本，权力偏重的问题普遍地渗透到了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在第二章曾谈到一国人民的风气问题，而权力偏重也是一种风气。当前，学者们在讨论权力问题的时候，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不是声讨政府的专制，就是痛斥人民的放肆。但若深入分析问题的真相，就会发现，从最大的人际关系一直到最小的人际关系中，不论大小、公私，只要有人际关系，就一定存在着权力的偏重。这就好像日本全国有千百万个天平，不论大天平还是小天平，都失去了平衡，向一方倾斜。又好像一个三角四面体的晶体，即使分割成一千块一万块，甚至捣成粉末，它的每一个分子仍然具有三角四面的特征，如果将这些粉末再合成一小片或者一大块，仍将形成三角四面体的形状。就像这些比喻所形容的一样，权力的偏重普遍贯穿到任何事物的最末端，然而这种情况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原因是什么呢？无非是由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大且公，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议论也就多是关于这方面的。现在通过实际情况谈谈偏重的问题。哪里有父子的关系，哪里就有父子权力的偏重，哪里有兄弟的关系，哪里就有兄弟权力的偏重，在长幼的关系上是这样，男女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家庭里如此，社会上也是如此。诸如主仆、师徒、贫富、贵贱、嫡系、旁系、新人、旧人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在人类种族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也存在权力的偏重，在封建时代，诸侯有大小之差，寺院有正支之别，神社有本末之异等等，只要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权力的偏重。在政府方面，官吏按照地位等级排列，权力偏重的现象就最为严重。一般的官吏在普通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似乎很有权力，但他们在政府里所受的上级的压迫，比普通百姓遭受官吏的压迫更为严重。例如，地方小吏在召唤村长谈话时，傲慢无礼，令人生厌，然而他们在上级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样子更是可怜亦复可笑。村长遭到小吏的无端斥责固然值得同情，但他如果再无理斥责村民的话，就是更加可恶的。甲压迫乙，乙压迫丙，欺软怕硬循环不已，可谓是一个奇观。本来，按照个人的条件，人的贵贱贫富、智愚强弱的程度分为无数等级，但这些等级并不妨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然而，由于人们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权利也随之不同，这就是权力的偏重。

如果仅从表面来看，好像只有政府是有权者。但如果仔细分析政府的本质，以及政府的权力从何而来，就能得到更加细致的结论。本来，政府是人民聚集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所，这里的工作人员或称为君主，或称为官吏。实际上，君主和官吏并非生来就是掌权者，即使封建时代有世袭官爵的传统，但真正在政府办事的人大多是偶然选拔出来的，这些人在进入政府之初，并不会立即改变其与生俱来的本性，而那些在政府里玩弄权术的人，也不过是暴露了其本质而已。例如，封建时代也曾有过选拔平民担任政府要职的情况，但他们并没有做出巨大的成就，只不过在沿袭既往，充其量也不过做得比较巧妙些而已。所谓巧妙，是就玩弄权术而言的，他们不是爱民如子，使人民愚昧，就是欺压人民，使人民畏惧。这些人即使在民间，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必然还是如此的作风，不会改变。总之，这是日本人不可避免的通病，谁也不能例外。政府工作只是因为事务宏大，涉及面广，容易引人注目，而经常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由此可见，政府并不是玩弄权术的根源，也不是为所欲为的场所，只是集中了太多的专权者，给他们以“用武之地”，使其显现出了本质而已。如果把玩弄权术的根源归之于政府，也就是说人们只在做官期间才劣迹重重，而在做官前后却没有这种症状，这能说得通吗？实际上，专权是当权者的通病，他们一旦身在政府，大权在握，就会迷恋权力，从而滥用职权。如果因为政府或一家的具体情况而非实行专权不可，也是说得过去的。然而，就一般人而言，如果在接受教育和生活习惯中没有专权的思想作风，一进入政府就开始玩弄权术，这是绝对无法解释的。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玩弄权柄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偏重，并不局限于政府中，这是全国人民的风气。这种风气，就是日本和西方各国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然而要探讨其原因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西方人在其著作里曾经这样说过：亚洲人玩弄权术的原因，是因为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人口过多，以及在地理上受到山海阻隔，因而产生了极端的幻想和恐惧。如果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日本的情况，很难断定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即使能够解决问题，但由于这些原因都属于自然条件，人力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我想只就事物的发展来阐明日本人玩弄权术的原因。如果能够找出原因，也就会有适当的解决方法。在开国之初，日本也和世界各国一样，若干人民聚集在一起，选举能力最强、智力最高的人物来管理集体，或者屈服于外来的征服者。据史料记载，神武天皇就是从西方率领军队来到日本的。要统治一群人民，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必须有人帮助酋长，而这些人可能是酋长从其亲戚或朋友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同心协力，构成了一个政府的体制。政府形成之后，政府里的人员便成为统治者，人民便成为被统治的对象，于是就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统治者叫做上、主、内，被统治者叫做下、客、外。因此，就形成了上下、主客、内外的区别。从此以后，这两个集团就成为日本人际关系的两大分支，也可以说是日本文明的两个因素。自古至今，人际关系虽然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都可归纳为这两个因素，没有任何例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

统治人民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作为统治者，必须兼有膂力与智力，还要有些财富。在兼备了膂力与智力且有财富之后，就可以得到统治者的权力。因此，统治者一定都是有权者，而王室则集中了这些有权者的力量统治全国，自然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同时，由于王室由来已久，被统治的人民也就越来越服从它。自从神功皇后时代以来，国家屡次外征，由此可见，当时王室已经威服全国，毫无内患之忧。后来，文化渐开，日本有了纺织、耕种的工具和养蚕、造船的技术，以及医儒、佛教的书籍等其他一些文明事物，其中，有的从中国、朝鲜传来，有的是本国发明创造的。这样，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丰富起来，但由于管理这些文明事物的权力全部操纵在政府手里，因此人民唯有俯首听命而已。更甚的是，连全国的土地以至人民的身体也都成为王室的私有财产。也就是说，被统治者成了统治者的奴隶。在后代，日本有“御国”、“御田”、“御百姓”等的称呼，这个“御”字就是尊敬政府的意思，说明日本国内的土地和人民的身体都归政府所有。据说，仁德天皇在看到民间炊烟遍起时，曾说：“朕已富矣。”这虽然是出于爱民之心，视人民的富裕为自己的富裕，堪称一代仁君，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仁德天皇将天下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天下大权都集中于王室，所以权力经常偏重于王室，一直到它的末代。总之，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一切事物，从至大到微小的地方，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如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千万个，那么就有千万个偏重；归纳成一百个，就有一百个偏重；即使缩小到王室与人民这两层，那么两者之间也有偏重，而且显然权力经常偏重于王室一方（国家权力偏重于王室）。

源、平二氏兴起后，天下的权力被武门掌握，从此武门似乎能够与王室平分秋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为之一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源、平二氏还是王室，都属于统治者的范畴，国家权力归于武门，只是权力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而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依然保持着上下、主从的关系，丝毫没有改变。不仅如此，在宝龟年间，光仁天皇更是将天下划分为兵、农，从人民中间选拔既富裕又有武艺者服兵役，而羸弱者从事农业生产。这个命令的目的在于使富而强的人用武力保护弱小者，贫弱者就得从事农业以供养武人，因此富强者越发富强，贫弱者越发贫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更加明显，权力的偏重也更加严重了。据史料记载，自源赖朝就任六十余州的总追捕使之后，在各郡设置“守护”，在各庄园设置“庄头”，大大削弱了以往的国司、庄司的权力。从此，所有统治阶级出身、手下又有兵丁的武士们，只要有可以依附的人，都当上了守护或庄头，其部下便称为“御家人”，接受守护或庄头的指挥，从而成了幕府的部属，并且还制定了每百日交接一次，轮流守卫镰仓的制度。在北条时代，情况也基本相同，国内到处都有武人。承久之乱时，北条泰时在五月二十二日率领十八骑从镰仓出发平乱，仅仅三日之后，也就是二十五日，东国的兵力就已全部集结完毕，共有十九万骑之众。由此可见，各地武人经常忙于备战，根本无暇从事农业劳动，一直依靠农民的供养生活。随着人口的增加，兵和农的界限越来越分明，武人的数目也越来越多。源赖朝时期，政府曾经每隔三年或五年调动一次关东直属的武士，将其大部分派充各郡的守护，后来，这些职务不知何时成了世袭的。北条氏灭亡后，到了足利时代，各郡守护便互相吞并，有的兴起，有的灭亡，有的被土豪驱逐，也有的被部下夺位，逐渐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总而言之，自王朝建立以来，日本的武人最初分散在全国各地，各掌其权，拥护王室。在镰仓时代之前，武人们逐渐结成若干小集团，慢慢有了大诸侯小诸侯的称号。在足利时代，武士们又结成更大的集团，但是这些集团未能进一步结合统一，从而造成了应仁年代以后的混乱局面，这时候武人进入鼎盛时代。在武人兴盛的社会里，各种集团离合聚散、盛衰兴亡，但人民的生活却没有任何变化，始终在从事农业，供养武人。因此，在人民看来，王室与武门并无区别，对人民来说，武人社会的治乱兴衰如同天气的变化一样，只能在一旁观其演变而已（武门兴起后，逐渐破除了对神权政府的迷信，这在第二章已有论述）。

新井白石说过：“天下大势，经过九次变迁，才到了武门时代，从武门时代又经过五次变迁，才到了德川时代。”其他各家的说法也基本相同。当然，这种说法只是说日本执政者经历了几次而已。迄今为止，日本的诸多史书一直在强调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利弊，或者像说评书那样讲述战争故事、记载战争胜负等等，除此之外，偶尔涉及一些与政府无关的事，如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没有什么意义。总而言之，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由于学者们的疏忽，国家留下一个巨大的缺憾。至于新井先生的《让史余论》，也是这样一本史书。该书虽然谈论了天下大势的变化，但实际上天下大势的变化早在王室时代就已确定。自从天下被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种成分，以及划分了兵、农以后，这种界限更加明确，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在王室时代的末期，虽然发生了藤原氏专权和太上皇听政的事情，但这些都是王室内部的问题，与天下形势没有关系。后来，平氏灭亡，源氏在镰仓新建了幕府，北条氏以陪臣身份掌权，足利与南朝对抗而被骂为叛贼，此后，织田氏、丰臣氏、德川氏等相继执政，先后统一了全国，但这其中只有统治方法的巧拙不同而已，全国形势依然如故。因此，北条氏、足利氏所喜欢的，也是德川氏喜欢的，德川氏所忧虑的，也同样为北条氏、足利氏所忧虑，甚至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毫无差异。例如，北条、足利政府喜欢人民驯服、五谷丰登，德川政府也同样喜欢；北条、足利政府所畏惧的叛乱者的类型，德川时代也同样畏惧。但与日本相比，欧洲各国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欧洲各国，如果人民有了新的宗教主张，政府就会马上采取相应的措施。过去欧洲人民只畏惧封建贵族，但随着社会工商业的发展，中产阶层逐渐掌握了权力，人民又对他们产生了喜欢或畏惧。因此，随着国家形势的变迁，欧洲各国的政府也随之改变情况。而日本却不是这样的，不论商业、工业，还是宗教、学术，完全由政府控制，因而政府也就没有形势变化的忧虑和恐惧，如果发现与政府意图相抵触的事物，便立即下令禁止。政府唯一忧虑的事情就是怕同一阶级中有人起来推翻执政者（所谓同一阶级中的人，也就是指统治者中的人）。因此可以说，自日本建国两千五百余年以来，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重复，就如同多次诵读同一本书，或多次表演同一出戏剧一样，毫无新意。新井白石所说的天下大势的九次变迁，或五次变迁，只不过是同一出戏上演了九场，或上演了五场罢了。一位西方学者曾在著作里这样说过：亚洲各国也有动荡和变革，其情况无异于欧洲，但亚洲各国并未因这些变革而获得国家文明的进步。这种说法未尝没有道理（政府虽有新旧交替，但国内局势仍未变化）。

如上所述，日本历代政府虽有变革交替，但国内局势一直未变，权力永远偏重于一方，仿佛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一堵高墙，隔断了两者的联系。无论是有形的武力、无形的德智，还是学问、宗教等，都掌握在统治者手里，而这些人一直狼狈为奸，争权夺利，因此，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智慧集中在他们手里，荣辱廉耻也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高高在上，统治着人民。治乱兴衰，文明的进退，完全由这群统治者掌控，而被统治者从来采取漫不关心的态度，只在冷眼旁观而已。例如，日本古代经常发生战争，如甲越之战，上国与关东之战，乍听起来，仿佛是两国交战，其实不然。这些战争只是两国武士之间的战争，根本与人民无关。所谓爱国，本来应该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即使不是亲赴战场，也是应该时刻盼望本国战胜敌人，无论在任何微小的事情上，都不忘敌我之分，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爱国，才能表现出人民的爱国心来。但自古以来，日本的战争却不是这样的，日本的战争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而是武士与武士之间的战争；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战争。因此，在两家武士作战时，人民只是一旁观望，不管是敌方还是己方，谁强大就畏惧谁，而且随着形势的转变，也许昨天还给己方输送武器的人，今天就要去为敌方运送粮草。在战争结束、胜负已定的时候，人民也只看到战乱平息，庄头更换，既不以胜为荣，也不以败为耻，唯一让人民欢迎和感激的只是新庄头放宽政令，减少税赋。例如，关东八州是北条氏的地盘，北条氏败于丰臣氏和德川氏后，八州土地被德川氏占领。德川家康虽然是个英雄豪杰，但也不能一下子就征服八州的敌人。八州的人民既非敌方也非友方，只是北条氏与丰臣氏战争的旁观者。因此，德川家康进驻关东后所进行的扫荡和镇抚残敌，也只是讨伐北条氏的遗臣而已，对农民和城市居民只是简单地安抚了一下，便立即让他们安定下来了。自古以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直到今天，情况也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可以说，日本一直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国家。现在，如果日本和外国发生战争，大部分日本人民不会拿着武器杀敌作战，若将关心战争的人姑且也算作“参战者”，那么这些参战者的人数和那些“观战者”的人数相比，孰多孰少，是能够预知的。我所说的“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指的就是这个。虽然欧洲各国也经常有国家利用战争吞并外国领土，但吞并外国领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不用强大的兵力进行镇压，或者与当地人民签订契约，赋予若干权利的话，是不可能把占领地区并入自己版图的。由此可见，东方人和西方人风气大相径庭（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

当社会上偶然出现了有才或有德之士的时候，如果他们居于原来的地位，就不能完全发挥才德，故而不得不摆脱原来的地位而进入上层集团。因此，古往今来，有不少人今天还是布衣平民，明天便贵为王侯将相。乍看起来，好像上下阶层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但实际上这些人是逃离了原来的地方而投靠到另一个地方，就好像离开低湿的地方迁移到干燥的高原一样，他们自身固然是如愿以偿，但他们并没有把原来低湿的地方变成干燥的高原，湿地依旧是湿地，与他们目前所处的高原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界限，上下的差别丝毫没有改变。例如，来自尾张的木下藤吉虽然当上了太合，可是尾张的人民依旧是农民，境遇并没有任何改变。藤吉只是脱离了农民，进入了武人集团而已，他的飞黄腾达也只是个人的飞黄腾达，农民的地位并没有普遍地提高。当然，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进行评论，即使评论也毫无益处。假如藤吉身处昔日欧洲的自由城市，这位英雄的作为一定不会被市民所喜欢。如果藤吉生在今天，同样做他过去所做的事，而且他家乡的那些农民也生活在今天，那么，在对藤吉的事业进行评论的时候，这些农民一定会认为藤吉无情无义，并且会骂他投靠武门只是贪图个人利益，根本不管故乡和农民伙伴，因而十分鄙视他。尽管藤吉和这些市民在行为举止的粗密宽严上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观点毕竟不同，而且自古至今，不论时势如何，社会形态如何，两种观点始终是不能相容的。13、14世纪，独立市民在欧洲盛极一时，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有粗暴过激或者愚蠢的地方，但他们一直没有依靠他人，一直努力发展商业，为了保护商业，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还配置了武器装备。到了近代，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各国的中产阶级在逐渐富裕起来以后，品行也随之提高，他们虽然常常在国会等场合争吵不休，但并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来统治人民，而是为了竭力反抗别人的压制，维护自身的地位利益。所谓地位利益，从地方上讲，就是地方利益（Local Interest），从职业上讲，就是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他们根据个人居住的地方或从事的职业，提出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的主张，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个人的生命。然而，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道趋炎附势，借助于他人的权势谋取利益，或者“以暴易暴”，将他人取而代之，步其后尘，卑鄙至极！这与西方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何止天壤之别。在中国秦朝时期，项羽远眺秦始皇出巡的盛况，豪气冲天地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也野心乍起，慨叹“大丈夫当如斯也”。实际上，这二人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而痛恨秦始皇的暴政，只不过是以这种暴政为目标，妄图夺取秦始皇的地位，实现自己的野心，做秦始皇所做的事罢了。也许他们暴虐的程度没有达到秦始皇那样的程度，但也不过是手段比较巧妙，懂得笼络人心而已。在集权专政统治人民这一点上，秦始皇与汉高祖之间并无不同。自古以来，日本的英雄豪杰人物虽然不少，但从他们的事迹来看，不是项羽，就是刘邦。至于欧洲独立市民所做的那些事迹，在日本有史以来，就连做梦也未必会发生（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

作为控制人类心灵的东西，宗教本来应该是最自由、最独立、丝毫不受他人支配、丝毫不依赖他人力量而超然独存的。但是，日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虽然有人说日本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两种，然而实际上神道始终未能形成宗教的体制，即使古代曾有过关于神道的学说，但早已经被佛教吸收了，几百年来，未曾显露过它的本色。近年来，虽然偶尔出现过神道这个名称，也只不过是有人在政府的变革时期，想假借王室的余威制造一点微不足道的运动而已。依我看来，这只是一时的偶然现象，神道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宗教。总之，自古以来，只有佛教构成了日本文明的一部分。然而，佛教从一开始就站在统治者的一边，并且依赖于他们的力量。虽然古今日本有很多所谓的名僧，有的曾经到中国取经，有的则在国内创立新派，建立佛寺，教化人民，但实际上，他们大部分都是想博得天子或将军的恩宠，凭借他们的力量传播佛教，甚至还有人接受了政府的爵位，如“僧正”、“僧都”等职位。政府最早在“延喜式”里就有过规定，“僧都”以上准于三品，而在后醍醐天皇建武二年的圣旨里，曾经规定“大僧正”准于二品“大纳言”，“僧正”准于二品“中纳言”，“权僧正”准于三品参议（见《释家官班记》）。由此可见，当时的名僧也同时身兼朝廷官职，而且能够与群臣争夺地位的高低。因此，虽然自古以来日本存在宗教，但尚没有独立的教权。只要到国内有名的寺院翻阅一下其历史记载，这些情况就一目了然了。圣武天皇天平年间，日本各郡都设立了国分寺；桓武天皇延历七年，传教大师在比叡山开山立教，建立了根本中堂，借此镇住都城的鬼门；嵯峨天皇曾赐予他印符，建立大伽蓝；此外还有南郡和京都的一些寺庙。在中古时代，有镰仓的五山，近代有上野的东叡山、东京芝区的增上寺等，这些寺院全部都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兴建的。不仅如此，历代天皇中皈依佛教或者亲王出家的也大有人在，据说白河天皇的八个儿子中，有六人出家为僧，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宗教能够取得权势。在诸多的教派中，只有“一向宗”比较接近于独立，但也存在这种弊病。在足利末期的大永元年，“一向宗”的实如上人曾经向天子捐纳即位用的经费，因而被封为“永世准门迹”，获得与出家亲王同等的地位。从僧侣的本分来说，同情王室的贫困衰微，力所能及地贡献金钱，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实如上人是以“西三条入道”为中介，用金钱购买了这个爵位，这是何等的卑鄙！因此，自古以来，日本国内所有的大寺院，不是天子、皇后的祷告之所，就是将军、执政者们下令建立的，总之，都是王室的寺院。如果有人问起寺院的来历，僧侣们不是说某位将军曾经赏赐食米几百石，就是说住持的身份如何显耀等等，犹如士族叙述自己不平凡的家谱一样，实在令人作呕。不仅寺院门前立着下马牌，而且僧侣出门时还要前呼后拥，净水洒道，有的甚至比封建诸侯还要威风。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这实际上并不是宗教的威风，而是政府的威风，无非是俗权中的一部分而已。佛教虽然兴盛，但已经完全被收纳在政府的权力之下，普照世界的不是佛光，而是政权的威严。因此，日本的寺院没有任何独立自主的教权，皈依佛教的人也不是诚心地信仰佛教。这一点从日本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因为宗教而引起战争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也恰好说明了日本的信教者是何等的懦弱。真正诚心皈依佛教的人，也只有一些无知无学、经常流泪哭泣的村妪野夫而已。由此可见，佛法只是文盲世界里的一种慰藉的工具而已，仅仅用来安慰最愚昧的人，此外，没有任何功用，也没有任何力量。据说在德川时代，有一个僧侣曾经因为破了戒——只是破了宗教上的戒，而不是犯了世俗之罪，就被政府下令逮捕，游街示众，然后处以流刑。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僧侣根本没有势力，不过是政府的奴隶而已。近年来，政府下令允许全国僧侣食肉娶妻，从这个命令可以看出，以前僧侣不能食肉不能接近妇女，并不是出于遵奉宗教的教义，而是因为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由此可以说，不仅僧侣是政府的奴隶，而且日本全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宗教（日本没有宗教权）。

宗教尚且如此，儒学就更不必说了。儒书传入日本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在王室时代政府曾设有“博士”，天子亲自阅读汉文书籍；嵯峨天皇时期，“大纳言”藤原冬嗣曾建立劝学院，教导皇族和贵族子弟学习儒学；宇多天皇时，“中纳言”藤原行平设立奖学院鼓励学习汉学等等，汉学逐渐普及开来，尤其是自古以来就盛行于日本的和歌。虽然汉学如此盛行，但在那些时代，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得到学习知识的机会，一切书籍著作也都是出自官宦之手。同时，由于印刷技术还没有发明，因此普通人民根本就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镰仓时代，政府虽然任用了大江广元、三善康信等儒学家，但他们也只是为政府服务，人民中间从未出现过学者。承久三年，北条泰时攻入宇治势多时，后鸟羽上皇曾颁布一道圣旨，在北条所率领的五千余名士卒中寻找能宣读圣旨的人，结果只有武藏国人藤田三郎一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水平是何等低下。从这时起一直到足利末期，研究文学完全成为僧侣的特权，任何人想学习文字，必须到寺院中去，后世因此把学习文字的学生叫做“寺子”。有人说，日本是由镰仓时代的五山开始印刷书籍的，这个说法可能正确。在德川初期，德川家康首先任用了藤原惺窝，后来又任用了林道春，此后日本太平日久，逐渐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儒学家，一直到近代。如上所述，由于社会的治乱兴衰，学术一直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在干戈不断的数百年间，学术完全操控在僧侣手中，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一大遗憾。由此可见，儒家的情况还不如佛教。然而，由于兵荒马乱导致学术衰微，不仅日本如此，世界各国皆是如此。在欧洲，从中古黑暗时代到封建时代，文化的权利一直操控在僧侣手中，直到17世纪以后，社会上才开始有了学术。此外，东西方在学术风尚上也有差别，日本向来崇拜孔孟之道，而西方各国则以实验为主，学术水平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也不能对日本学术一律加以否定。总之，正是佛教和儒学，才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引导到今天这样一个文明的境界，尤其是近代以来，儒学逐渐兴盛，扫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破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更是不可磨灭。从这一层面来说，儒学的价值也是很大的。因此，暂且不谈东西方学术风尚的是非问题，仅就学术发展的过程而言就表明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个差异就是在乱世之后，西方各国的学术基本都是从普通人民中产生的，而在日本却是从政府中产生的。西方各国的学术是学者们的事业，在学术的推广上没有公私之别，仅在学者中间有差别，而日本的学术却是属于统治者阶层的学术，犹如政府的一部分，纵观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国内所有的学校，不是幕府自己设立的，就是各藩诸侯设立的，没有民间学校。日本虽然也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和著作，但这些学者都是诸侯的家臣，著作也都是由政府出版的。“浪人”中虽也有学者，私人也有印制书籍的，但这些浪人是一直想做诸侯的家臣却未能如愿的，私人印制的书籍也是希望政府能够出版，但未能得偿所愿。在日本国内，从没有过学者的学术团体和出版的议论、新闻等，也从未见过传授技术的机构和群众集会讨论的事情。总之，私人没有做过一件有关学术的事情。偶尔有博学鸿儒开设私塾从事教学，其学生也必然都是士族，他们享受世袭的俸禄，在侍奉主子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字。当然，教学的内容也完全依照统治者的要求，专门教授统治人民的道理。因此，如果不能做官，普通人即使读破万卷书，也是毫无用处的。即使偶尔有君子隐于山野，也不是甘心隐居，常常感叹怀才不遇，牢骚满腹，或者就与世隔绝，放荡不羁。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日本的学者仿佛是被关在一个叫做政府的牢笼里，他们把这个牢笼当做自己的天地，在这个小天地里苦苦挣扎。幸亏社会上汉学的教育尚未普及，学者还不多，否则按照汉儒先生们的愿望，社会上会出现无数的学者，当他们都挤在这个狭小的牢笼里而感到无法容身的时候，怨恨和苦闷之情将更加严重，岂非可怜之至？这个牢笼的空间有限而学者层出不穷，这些人根本不知道笼外的世界，也不懂得如何提高自己的地位，只知道依附权贵，甚至不以当牛作马为耻。在德川时代，学者一旦得志，就会被任命为政府和各诸侯的儒官。其实，名义上是儒官，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权力的空架子，并未受到任何尊重，仅仅被当做一种工具来使用，而且，政府仅仅给他们基本的俸禄，让他们教导孩子们读书，并不让他们参与所喜爱的政务。他们之所以得到任用，只不过是因为当时社会上识字的人很少，政府不得已而为之，就好像只限“秽多”做皮活一样，其卑屈下贱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对于这样的一群人，我们还能要求些什么呢？又何必责难他们呢？在这群人当中，没有独立的团体是不足为奇的，没有自己的主张也不奇怪。而且，对于政府的专制和压迫，人民当中虽偶尔有稍具气魄的儒者表示不满，但追本溯源，这些祸患完全是儒者自己播下的种子生长、蔓延的结果，儒者们身受其害，只能说是作茧自缚。政府的专制是如何形成的呢？虽然政府本质上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事物，就是儒者的学术。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也往往是最善于玩弄权术和最为政府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政府只是门人，真正的老师是汉儒，这是多少可悲的事情啊！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后代呢？今天的日本社会，一方面是政府实行专制，一方面是人民受到专制的压迫，这是历代祖先留传下来的遗毒，而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人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学术不但没有权力，反而助长了专制。）

前面曾经讲过，儒学和佛教对日本现在的文明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都不免有厚古薄今的弊端。宗教的本意在于教化人心，其教义是永世不移的，佛家和神道家用千百年前的故事来劝谕今人，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儒学和宗教不同，它专讲人伦社会的道理和诗书礼仪之事，一半是有关于政治的学问，但这些学问直到现在还没有变通改进，难道不是憾事吗？人类的学问日新月异，不断变化，昨日之得，有可能变成今日之失；从前之是，将变成现在之非。对待每件事物都必须抱着怀疑的态度，努力地钻研探讨，不断地发明改革，子孙胜过父辈，后世超过前代，只有这样积年累月地一代一代发展下去，社会才能进步和昌盛。只有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诸多事物的时候能够感到非常的幼稚和可笑、粗野又可怜，才能证明今天学术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论语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我欺哉。”从这几句话中就能看到汉学的精神。所谓“后生可畏”，就是说如果后来者能够努力地学习，也能赶上今人，因此一时不可懈怠。可以说，即使后人尽最大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达到今人的水平而已，而今人又都不如古人，那么，后人纵然赶上今人，也不值得庆贺。如果后进学者奋发图强，立志前进，以数千年前的虞舜为目标，或者效仿周文王，就好像没有出息的孩子拼命地临摹老师的字帖一样，一开始就认为不如老师，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在模仿老师的笔迹，绝不可能超过老师。汉儒的思想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直至孔子，孔子以后，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中国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博学大儒可以对后人自诩为“大家”，但面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却默默无言，只有叹息自己的学问不及圣人。因此，儒学在后世越传越坏，人的德智逐渐降低，愚者和恶人越来越多，直至传到今天。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社会恐怕会变成禽兽世界，这样的推测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万幸的是，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绝不像儒者所认为的那样。如今不断涌现出超过古人的智者，推翻了儒者的设想，促进了文明的进步，这是人民之大幸！那些学者只知道崇拜古代、迷信古代，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简直是一群精神奴隶（Mental Slave）。他们用自己全部的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却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代代相传，深深影响了今天的社会，使社会停滞不前，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日本。在使西方的“Refinement”（陶冶人心）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确作出了贡献。不过，这种贡献只是古代的，在今天已经不起作用了。在物资缺乏的年代，糠麸也可以充当粮食，破席也可以当做被褥，更何况是儒学这样的经典思想呢？因此，过去的事情就不必再追究了。从前政府用儒学来教化日本人，就好像把乡下姑娘送到豪门大院里服务一样，她们必然能学会举止文雅，聪明才智也会有所增长，但却失去了活泼的精神，变成了一个不会管理家务的无用妇女。在当时，由于还没有专门教育妇女的学校，所以将她们送到豪门里服务也未尝不可，但在社会文明的今天，人们就必须衡量其利弊得失而另做选择了。(www.xing528.com)

自古以来，日本就号称义勇之国，武人果断而剽悍，直率而忠诚，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毫不逊色。尤其是在足利末年，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战乱不断，因而日本武人之风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鼎盛。在这些武人中，有一败涂地而亡国失权的，也有一战成名而建立基业的，不论门第出身如何，也不论资历如何，功名利禄转瞬即得。虽然文明程度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日本当时的情况和罗马末年北狄侵入时期的情况非常相像，因此，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武人应该自然产生像日耳曼民族所遗留下的独立自由精神那样的思想，也可以使人民的风气为之一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本章的开头所论述的那样，自古以来，权力的偏重就无孔不入，渗透到一切人际关系当中，即使经过震动，它也不会改变。这个时代的武人在表面上好像是豪迈不羁，但这种豪迈不羁的气概并不是出于本身的慷慨，也不是因为自己是个男子汉就目空一切，强烈要求个人自由，相反，这种气概不是由于受到外界的诱惑，就是借助外界的力量产生的。这种外界的力量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为君主、为门第、为祖先、为父或为自己的地位等，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是假借这些东西出师的。如果没有君主、门第、祖先、父、地位等借口，就要故意制造种种名义。无论一个英雄豪杰多么的文武双全，多么的有勇有谋，都不能仅靠个人的力量行事。例如，在足利末年，四方起义的豪杰或借口驱逐他的主人，或借口为君父报仇，或借口复兴祖先门第，或借口为保全武士的尊严等等，纷纷聚众起事，各霸一方，形成群雄割据之势。然而，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进京，那么进京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拜见天子或将军，假借其名义号令天下。那些未能进京的人，也往往在原地拜领君主的封官，作为光宗耀祖和控制下属的一种计谋。这种计谋是古往今来风行于日本武人之中的一种惯例，源、平两氏等首领也莫不如此。至于北条氏，他虽然表面上不直接要求最高的官位，依然保存着将军的名义，但却以五品官的身份掌握着天下大权。他不仅把王室当做统治的工具，同时也利用了将军的称号，表面上冠冕堂皇，内心却无比的卑鄙，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再如，足利尊氏采纳了赤松圆心的计策，怂恿后伏见天皇立王子为光明天皇，其实，任何人都知道这并非出于天皇的本意。织田信长最初俘虏了将军义昭，但后来认为将军的名义不如天子的名义有号召力，于是驱逐了义昭，直接挟持了天子。这些举动不是出于深情厚谊，而是赤裸裸的阴谋诡计，天下人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然而，他仍然大作表面文章，高谈忠信节义，利用形同儿戏的名分作为借口，洋洋得意，却没有人提出质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党羽，不论高低上下，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自然不会提出怀疑了。自古以来，日本武人一直遵守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社会中，从不以屈从他人为耻，这与西方人尊重自己的身份、爱惜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即使是兵荒马乱的时代也不能打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例如，一姓之中有大将，大将之下有家臣，之下是骑士，再次是步卒以及杂役、奴仆，上下的名分非常明确，权利义务也随之不同，没有一个人不压迫别人的，也没有一个不受压迫的，这就是既压迫别人又受其他人压迫，既骄横于此，又屈服于彼，就好像有甲乙丙丁等十人，乙对甲卑躬屈膝，仿佛受到了无法忍受的屈辱，但乙对丙却趾高气扬，颐指气使，用现在的得意补偿之前的屈辱，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平衡。这样一来，丙取偿于丁，丁又求之于戊，一环接一环，永无休止，恰如借钱给东邻而向西邻索要一样。如果以物质作比喻，那么西方人的权力就像钢铁，既难使它膨胀，也难使它收缩，而日本武人的权力就像橡胶，随着接触物的不同其胀缩的情形不同，对下则大肆膨胀，对上则立即收缩。这种权力偏重和偏轻的集合，就是武人的威风，遭受这个集合压迫的，就是孤苦无依的平民。平民固然值得可怜，但从武人集团的立场来看，这却是上自大将下至杂役、奴仆的共同利益。不仅要求得共同利益，还要保持上下关系的整齐和秩序。所谓秩序，就是在他们集团内部，人人都表现出卑躬的丑态，但把整体的光荣当做自己的光荣，放弃了个人的地位，忘却了卑躬的丑态，由此制造出另外一种秩序，并且人人安于这种秩序。久而久之，这种秩序就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不屈服于武力，不变节于贫贱，这就是武人特有的风气。如果仅从一个方面或一种场合来说，也许其中会有不少值得赞扬的地方，如昔日三河武士隶属于德川家族的情况就是如此。既然武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这样，那么，就必须有一种无形的最高权威维持这种关系，这种最高权威就来自于王室。然而，人类社会的权威实际上应该属于人类的德智，因此，如果没有真的德智，真正的权威也不可能属于王室。于是，武人们想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只保留王室的名义，使它成为傀儡，而将实权掌握在武门手里，当时的英雄豪杰之所以热衷于进京，以及故意保存和利用形同儿戏的名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追本溯源，就是因为日本的武人缺乏个人独立的精神，因而不以这种卑劣的行径为耻。（乱世的武人缺乏个人独立的精神。）

有一件事情可以表明日本武人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但是自古以来这件事情就被人们所忽略，这就是关于人的姓名的问题。本来人的名字都是父母起的，虽然成年后也有人改名，但这是出于自身考虑，而不是受他人的指使。人们衣食住行的用品虽然可以按各人喜好自由选择，但多半要受外界的影响，并且随着社会风尚的改变而改变。然而，与衣食住行的用品不同，人在命名时并不受别人的指示，如果不是本人征求意见，即使亲戚朋友也不能随便过问。在有形的事物中，这可以说是最自由的一部分。在法律规定禁止更改姓名的国家里，当然一定要遵守法律，但这样也不算是妨碍自由。而在可以自由更改姓名的国家，例如想把甲改为乙，或者不改，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如同夜间睡觉时脸朝左还是朝右一样，都是由自己决定的，根本与他人无关。然而，自古以来日本武门就有接受赐予“偏讳”而准许冠姓的惯例，实为一种卑劣低下的风气。即使英武的上杉谦信也未能例外，他曾经接受将军义辉的偏讳改名为辉虎。更过分的是，关原之战后，德川家族掌握了大权，诸侯中凡是冒姓丰臣或松平的一律恢复本姓，他们也许是奉命而行，也许是出于自愿，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卑屈的行径。也许有人会说，改名冒姓是当时的风俗，人们并不介意，因此现在我们也不能横加指责。其实不然。古往今来，凡冒用他人姓名的人，内心一定不会感到高兴，这是人之常情。足利时代永享六年，镰仓的将军持氏之子在成年后改名为义久，当时的管领上杉宪实曾建议他循例请求赐室町赐讳，但此时持氏已经有独立的意图，因而未采纳。姑且不论持氏的意图如何，他极有可能认为冒用他人的姓名是非常可耻的。在德川时代，细川氏曾谢绝赐姓松平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这件事情的真假暂且不谈，但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它当做美谈，这是毋庸置疑的。有关姓名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从中却可以看得出，自古以来以义勇见称的武人，实际上是何等的卑鄙懦弱，同时也说明政府的权威是多么的可怕，而且这种权威能够渗透到人心的深处，控制着人心的动向，这就不再赘述了。

前面已经讲过，自上古以来，日本社会就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阶层，并导致了权力的偏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仍未改变。在人民之中没有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宗教和学问也被统治者牢牢控制在手里，从未获得独立。生在乱世的武人虽然貌似强大，但不懂得个人的含义。无论乱世或治世，人与人的关系，从最大到最小都存在着偏重的现象，同时，没有偏重，任何事情都行不通。这种情况，就如同用一种能治疗百病的药来滋补统治集团，将权力集中在当权者手里一样。如上所述，无论天子的政治还是将军的政治，无论北条、足利的计谋还是德川的计谋，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此善于彼，或彼逊于此，不过是视其运用这偏重手段的巧拙而作出的判断罢了。只要将偏重的手段运用得当，把最高权力集中于执政者的手里，就是终偿所愿、万事大吉了。根据古来的传统，“国家”二字中的“家”，并不是指人民的家，而是指执政者的家族或门第。因此，国就是家，家就是国，甚至将封建政府财富的增加也叫做“富国”，这说明“国”已经被“家”吞并了。由于执政者想用这种思想来确定政治的根本方针，因而其实行的策略也就是把偏重的权力集中于一家了。《山阳外史》曾认为足利的政治的重大失策就是“尾大不掉”，也就是说，足利氏未能实现偏重，没有把权力集中于一家。作为当时的儒者，产生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不过，这毕竟是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的论调。如果认为足利氏的“尾大不掉”是重大失策，那么，对于德川的“头重脚轻”就一定会大加赞扬了。自古以来，在所有集权政治中，对这种策略再没有比德川氏运用得更巧妙更有效的了。德川氏统一日本之后，一方面，大兴土木，耗费了诸侯的财富；另一方面却拆毁了各藩诸侯的工事，禁止他们修筑城郭，禁止建造大型船只，禁止往首府运送军火。此外，朝廷还把各诸侯的妻子拘于江户，并叫他们兴建宅邸，引诱他们不务正业、浮华堕落。如果看到诸侯们还有余力，朝廷就借“效劳”或“警备”等名义，让他们疲于奔命。这种有令必遵、有令必行的情况，犹如先被他人挫伤了手足再与其角力一般。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德川家族的手段可以说是最为高明的了。从德川家族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极尽巧妙的能事。本来，政府的成立必须保持一定的均势，由中央掌握权力来控制全局。不仅仅日本需要有这种政治均势，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也都需要。日本人在野蛮未开化的古代就懂得这个道理，故而几千年来，一直对“专制”念念不忘，那么在文化逐渐进步的后世，如果剥夺了政府的权力，还能实现文明吗？因此，政权的存在是必要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可是，在西方各国中，这种权力并不是来自一处。各种政令虽然出自一个政府，但它们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即使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也是根据人民的意见颁布，或在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后统一发号施令罢了。自古以来，日本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不仅是主客关系，可以说也是敌对关系。德川政府耗费诸侯的财富，就相当于战胜者向战败者索要战争赔款；禁止国民造船，禁止诸侯筑城，也就相当于战胜者拆毁战败国的炮台，这不是对本国人应该有的行为。

在步骤上，处理社会上一切事物都分为第一步和第二步，在处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即迈出第一步时，必须要考虑清楚怎样适应第二步。因此可以说，第二步支配着第一步，谚语所说的“良药苦口”和“苦为乐之因”，就是如此。把苦药当做苦药而厌恶，把痛苦当做痛苦而躲避，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只看到事物的第一步，那么，厌恶或躲避似乎都是应该的。但如果为第二步，即恢复健康和安乐着想，就必须忍受第一步的苦了。至于权力的偏重，即集权，也是为了暂时维系全国的人心，在处理问题上定出了先后的顺序，集权就是第一步的措施，这也是迫不得已的，绝不是出于恶意。不仅如此，如果偏重运用得巧妙，偶尔也可能收获惊喜，但在发展到第二步时，就会暴露出以往的弊病和第一步处置的不当。由此可见，专制政治越巧妙，弊病也就越多，统治越久，贻害也就越深，最后发展成为难以医治的痼疾。德川时代的太平就是“第一步”，在今天，政府想改革社会状况，进入人际关系第二步的时候，情况则异常艰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德川的专制统治十分巧妙，而且统治的时间又很长。对此，我曾经这样评论过：“粉饰专制政治，就像悠闲的退休者摩擦心爱的葫芦一样，虽日夜不停费尽心力，但葫芦仍然是个圆形的葫芦，只不过是光泽增多了而已。当时势将要发展到第二步的时候，如果仍然留恋旧的事物而不知变通，为了不切实际的目标而追求在脑中虚构出一个幻想，并把它当做事实来追求，因求之不得而感到苦闷，就像不知葫芦已有裂纹而仍在摩擦一样，未免太愚蠢了。”我认为这样说是对的。总之，这都是只看到了事物的第一步而不知有第二步，只停留在第一步上却不肯迈进第二步，使得第一步妨碍了第二步。如此一来，即便用第一步的偏重保证了事物的顺序，实际上也不会达到目的，还会使人际关系窒息。当人际关系窒息了的时候，《山阳外史》里所说的足利的“尾大不掉”也好、德川的“头重脚轻”也好，都无法辨别是非了。总之，《山阳外史》的观点也只是着眼于事物的第一步，无异于摩擦葫芦之见。

在德川统治时期，人民就好像处在那种专制偏重的政权下一样，从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人民的活动来看，如同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开一样，简直寸步难行。不仅身份上有士农工商之别，而且在士族中还有世袭为官的，甚至像儒官、医师等还要世袭其业不得改变。农民各有不同的家世，工商业也有固定的股份。这种界限就像铜墙铁壁一样，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纵然人们才气十足，但因为没有发挥特长的机会，只能退而求其次，苟活于世了。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这种习惯渐渐成为人的天性，人们完全丧失了敢作敢为的精神。例如，由于贫苦人民都是无知的文盲，一直受人蔑视，日积月累，贫上加贫，这简直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痛苦，然而，他们却没有克服困难改变现状的勇气。人们善于忍受不期而至的苦难，却没有人去积极地克服苦难，争取未来的幸福。不仅贫苦人民如此，就连学者和商人也是如此。总之，日本人缺少普通人类所具有的朝气，沉溺于停滞不动的深渊中不能自拔。这也正是德川统治日本近三百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最近国内虽有废藩之举，但国民风气依然没有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仍然十分清楚地存在着。归根结底，这完全是权力的偏重所致，也可以说是忽视事物第二步而遗留的弊端。因此，如果不查明这种弊端的来源，清除这权力的偏重，无论处于乱世还是治世，日本的文明都不会进步。不过，如何治疗这种病患，是现代政治家的研究课题，而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我只是简单地介绍这种病患的情况而已。虽然西方各国中也有贫富强弱不同的现象，富强的人对待贫弱的人也可能是傲慢无礼或刻薄残忍，贫弱的人也有可能为了名利谄谀或欺骗他人，他们相互间也存在着与日本相同的丑恶情况，甚至比日本人更厉害。但是，即使他们都有这些丑恶的行为，每个人仍然保持着个人的思想，精神依然爽朗。他们的刻薄傲慢，只是富强，而不是另有所恃；他们的谄谀欺诈，也只是因为贫弱，而不是另有所惧。同时，富强和贫弱都不是天生的，是依靠人的智力可以实现的，即使在实际操作上没有成功，人们仍然可以依靠自己走独立进取的道路。如果向西方的穷人询问这个问题，他们即使口头上不说，但内心里一定会这样回答：因为我穷，所以才服从富人，但我只有在贫穷的状况下才受他们的控制，我的服从将随着贫穷的消失而消失，他的控制也将随着富贵的消失而消失。前面所说的精神爽朗，就是指这种心理。自古以来，日本人就禁锢于社会上偏重的陋习，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不论贫富强弱，也不问智愚善恶，只是根据他的地位采取轻蔑或恐惧的态度，毫无爽朗可言，这和固守自家门墙的西方人相比，何止天壤之别。（只要权力有所偏重，不论治世或乱世，文明都无法进步。）

权力的偏重不仅会影响人际关系，它给全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讨论经济问题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问题不易弄清楚。由于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不能把西方各国的经济理论原封不动地搬到日本来，但是在经济上有两个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可以普遍适用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物质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消费又为生产提供了条件。例如，春季播种是秋季收获粮食的手段，在衣食住上消费，能够维持身体的健康和培养体力，同时又为生产衣食住等生活用品提供条件。然而，在生产和消费的问题上，也有消费而不生产的情况，比如火灾、水灾等灾害，或者由于穷奢极欲而把财物挥霍得一干二净，也无异于水灾、火灾。在经济上重要的手段不是禁止消费，而是在消费之后，根据所得东西的多少来判断消费是否得当。当所得的东西超过了所消费的金钱时，就叫做赢利；所得和消费两者抵消，便叫做收支平衡；如果所得少于消费或者毫无所得，就叫做亏损或完全损失。经济学家的目的在于研究如何使所得超过消费，从而逐渐积累财富和有计划地进行消费，使全国富裕起来。因此，积累和消费是相辅相成的两方面，不能把任何一方仅作为手段、把任何一方仅作为目的，也不能认为任何一方可以仅在先、任何一方可以仅在后，两者既没有难易轻重之别，也没有先后缓急之分，应该同等对待。只知道积累而不善于消费的人，最后不会获得大量的积累；只知道消费而不善于积累的人，最后也不会有大量的消费。国家富裕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断地扩大积累和消费，积累和消费都非常发达的国家才叫做富国。由此可见，应该按照全国人民的意志来进行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既然有“国家财富”这个名词，那么也应该有“国家意志”这个名词，国家财富应该按照国家意志来处理，政府每年的收入和支出也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因此西方各国每年都要与人民商议政府的财政问题。第二个原则就是在积累或消费财富的时候，必须有相应的智力和处理财富的习惯，即理财的能力和理财的习惯。例如，纨绔子弟多半败家破产，赌博发家者多半不能久享，这就是因为财富与他们的智力、习惯不相适应。如果没有理财智力和习惯的人拥有过多的财富，那么他不仅会糟蹋财富，而且就像给孩童一把利刃一样，往往存在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祸患，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如果上述两个原则正确的话，那么与它对照一下，就能够发现自古以来日本经济的得失了。王室时代的情况暂且不谈，这里援引葛山伯有先生所著《田制沿革考》里的一段话：

源平之乱时，征发之事不由政府，人民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一乡一庄的土地，既要缴纳于官，又要纳奉于平氏、源氏，加之间或有奸宄之徒抢夺粮食，无告之民，陷于涂炭之苦。后来源公执政，郡设守护，庄设庄头，而国司、庄司仍然存在，人民俨然奉戴两君……及至足利时代，虽没有制定其他统治郡县的法令，但将国、郡、乡、庄全部分由武士管理，租税则任凭领主征用。此外，又征五十分之一作为自奉。例如，一块土地产粗米五十石，抽出一石运往京城，充作将军的厨膳之用。有时亦增至二十分之一。而守护、庄头更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征收，导致双重租税……至于“段钱”、“栋别”、“仓役”等的征收，更是没有定时。所谓“段钱”，就是按田地出的钱，相当于现在的土地税；所谓“栋别”，就是房产捐，相当于现在的房捐；所谓“仓役”，就是专向富农富商征收的税赋，相当于现在的财产税。义满公时期，财产税按四季征收；义教公时期，一年内征收过十二次租税；义政公时期，仅仅十一月份就征收过九次，十二月份又征收了八次。因此，农民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商旅倒闭不能交易。据《应仁记》记载：“自丰臣氏统一天下至文禄三年，全国租税制度才正式规定，其中，三分之二归庄头征收，三分之一归农民所有。”书中还说：“到了开国初期（德川），因前代租税严重，遂减低三分之一（即四公六民的法令），始解人民于倒悬。”

根据上述记载，古代日本的租税无疑是非常沉重的，德川初期才有所放松，但是时间久了，又慢慢地恢复了以前的苛捐杂税。古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常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指责工商业者缴纳赋税极少，或者根本不缴纳赋税，饱食终日，不劳而获，极为不合理。然而，如果认真研究事情的真相，就会发现工商业者也绝非不劳而获，即使偶有极少数的富商巨贾过着坐享其成的安逸生活，但这也是依靠资本来谋利的，就像地主富农凭借大量土地不劳而食一样。至于那些小商人，他们即使不直接向政府纳税，在经营上的困难也与农民差不多。在日本，由于自古以来就没有工商税，因此从事工商业的人数自然会增加，但工商业的赢利总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就是农民的利益和工商业者的利益达到了平衡。例如，农民们耕种“公四成民六成（税率）”的土地，所得固然不多，但在一般情况下还能勉强养活妻子。而居住在城市里的工商业者虽然免交营业税，似乎比农民富裕，但仍然有很多人不免于饥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同行的竞争。本来，从事工商业所获的赢利是一定的就有一定的限度，如果一个地区内的商业需要不增加而只增加人员，结果，十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分给了二三十人，应得三成利润的生意减低为一成；一百人应得的钱分给了二三百人，应得二千文的工资降低为五百文。由于同行间的互相竞争，自己的利润降低了，却给他人带来了利益，甚至连农民也要得到这些利益。因此，虽然工商业者表面上没有税赋，但实际上与有税的农民相差无几。如果工商业者获得了丰厚的利益，那么多半是由于政府采纳了一些所谓“有识之士”的建议，设置种种障碍，阻止了农民转业经商，因而才能使工商业者人数比例较少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由此可见，同是从事有益于国家的事业，农业和工商业的利害是一致的，虽然表面上存在着有税与无税的差别，但二者都是为国家积累财富的人民，也都不是不劳而获的。

因此，在人际关系上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在经济上则有生产者和不生产者之别。也就是说，农工商以下的被统治者是生产者，士族以上的统治者是不生产者。或者生产者叫积累的阶层，不生产者则叫消费的阶层。这两个阶层在劳逸得失上当然不公平，但在人口过多、资本相对集中的情况下，人们被迫互相竞争，谋求职业，必然造成贫者劳苦、富者安逸的现象。不仅我国如此，这在世界上也是普遍存在的弊病，人们对此无可奈何，也就无可厚非了。再者，虽然士族以上的统治者叫不生产者或消费者，但政府需要有文事武备的人才来维持国家的秩序，为经济的发展服务，因此不能说政府的开支都是在浪费。在我国经济中特别不合理而且特别不同于其他文明国家的地方，就是在对待同一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时，人们态度不一。根据我国古代的一般情况，经常是由人民来积累财富的，例如按照四公六民税法，人民用生产的六成供养家人，其余四成缴纳给政府。然而，这部分租税一旦缴纳之后，就不知所踪，也不知作何用途，至于有无剩余、是否充足等，也一概不知。总之，人民只知道积累的情况，却不知道消费的情况。而政府一旦取得这部分租税之后，似乎也忘记了它是从何而来、如何得来的，认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于是不假思索，任意挥霍，也就是说，政府只知道消费而不知道积累。经济上的第一项原则是，积累与消费是同样重要的事情，必须同等看待。但从上述情况看来，人民和政府却是以两种态度对待同一事物，就如两个人写一个字，每人分写一半，很显然，再高明的书法家也写不好这个字。人民和政府的心情截然不同，他们不仅互不了解，见到的利益各有不同，甚至在看到对方的举动后，也不以为然。如此一来，经济上怎能不产生不合理的现象呢？应该消费的人不消费，不应该消费的人反而大肆消费，根本不能保证经济应有的平衡。在天下大乱之际，足利义政兴建银阁寺，在别墅的屋顶上嵌满了金银珠宝，耗资六十万缗之巨，仅修建高仓官邸的一面隔扇就花费了二万钱。由于足利义政奢侈无度，虽然不断向人民摊派大量的苛捐杂税，但国库仍然亏空，毫无积蓄，导致国内上下都非常贫困。内乱以后，太合兴建大阪城，然后又远征朝鲜，外有巨额军费开销，内有笙歌艳舞的奢华，甚至用黄金铸成金马贮藏起来。可以说，这是上富下贫的时代。在历史上以贤明著称的北条泰时以及时赖、贞时等，大都奉行俭约。在德川时代初期，明君贤相辈出，政府的措施恰当有利，与足利义政等时期相比，自然胜过百倍，但也未有过民间因致富而大操大办的事情。在今天可见的北条及德川的遗迹中，最著名的是镰仓五山、日光山、东叡山、江户城、名古屋、增上寺等等，这些古迹都是异常宏伟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物质水平不高的时代，为什么要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呢？这些工程真的符合当时全国的经济状况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再者，国内现有的城池、神社佛寺的古迹和大佛、大钟以及大寺院等建筑物，虽然非常雄伟壮观，但大都不是神道、佛教昌盛的象征，只是表明了独裁君主强大的权势而已。当时虽然也建造了少量的水道沟渠等基本设施，但并不是出于人民的意愿，只不过是当时的君相有司等在所谓考察人民的疾苦之后，为民兴利罢了。本来，在人民缺少知识的古代，政府的独断专行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还会有人提出异议呢？因此，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评价古代的是非，但是，不论在明君贤相的时期，还是在暴君污吏的时期，都没有避免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的截然分开，因此造成了经济上无限的不合理现象。这种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后人应该将其作为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明君贤相虽然应该把国家财富用于必要的事业上，但所谓必要的事业，是由君相的个人喜好决定的，有的人认为武备为必要，有的人认为文事为必要；有的人以真正的必要为必要，有的人则以不必要为必要。在足利义政时期，政府曾下令废除一切借贷契约，被人们称为德政，德川时代也有类似的例子。即使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似乎也是德政。国内的积累者对于消费者采取了毫不过问的态度，消费者也不是量入为出，而是出入全无限制。政府只是看到人民生活比过去稍好，就自以为是最大的仁政，其他的就毫不在意了。每年的情况都是如此，这边积累那边消费，就像两个人共写一个字，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今天。如果把古代与现在的经济情况作以比较，就会发现全国经济进步的迟缓是非常惊人的。例如，在德川家族统治日本的二百五十年间，国内从未用兵，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了。在这个空前的太平盛世中，日本人民虽然愚笨，技术虽然不发达，积累虽然缓慢，但漫长的二百五十年间，经济上也应该有长足的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能说将军及各诸侯无德。如果这是因为君相有司的无德无才所造成的灾祸，那么无德无才并非人之罪，而是因为其所处的地位以及面对的客观形势。因此，从经济方面来说，明君贤相也并不见得有多么伟大，天下太平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有人曾经说过：战争的确是可怕和可憎的灾难，但它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就像人身上的刀伤一样，虽然一时感到可怕，但只要不伤及要害，伤口很快就会愈合。因此，在经济上，最可怕的不是刀伤，而是像痨症那样逐渐使人衰弱的疾病。根据这种观点，日本的经济之前因为权力的偏重分成了积累者与消费者，双方之间互不联系，即使不是逐渐衰弱，也会长期停滞不前。虽然日本经济在数百年间稍有进步，但并没有达到繁荣昌盛的地步。即使是德川家族二百五十年的太平年代，日本经济也没有显著的进步，这可以说是患上了所谓的经济痨症。自古以来，日本学者就主张政府的税务官与郡县的税务官在职权上应该有所分工，其本意也许是认为由政府税务官收税容易造成财富聚敛，因而主张授权于那些比较接近人民的郡县税务官，以便稍加节制。然而，将同一政府之内的官吏职权进行分工，实际上并无益处。从这种主张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显然知道把财政权完全交给消费者的弊端。

经济上的第二项原则，是对于财富的积累或消费必须有相应的智力和处理财富的习惯。本来，理财之道在于灵活果断和节俭克制，两者必须配合恰当，互相制约，保持平衡，才能逐渐扩大积累和消费。如果偏于一方，缺乏果断地使用而只知节约，就会陷于贪婪吝啬的境地；如果忘掉节俭，一味地果断使用，就会造成挥霍浪费，这都是与理财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然而，如果把全国人民划分为积累者和消费者两个阶层，在两者界线明确的情况下，整个阶层的举措必定偏于一方，如积累者虽具有节俭克制的思想，但因缺乏果断地使用而陷入吝啬中；消费者虽具有灵活果断的地方，但因违背节俭的精神而不免铺张浪费。日本虽然没有普及国民教育，但日本人的天资并不愚蠢，在理财方面并不是特别拙劣，只是由于人为原因，将不应分割的事业分割开来，最终导致了各阶层的不同习惯和不同做法，因而陷于拙劣。然而，就日本人的本质来说，并不是笨拙的，如果调和得当，就能够形成灵活果断和节俭克制的作风，对于理财会起到最好的作用。相反，如果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反而造成了挥霍浪费和贪婪吝啬的风气，并不是因为日本人的本质恶劣，而是调和不当所致。例如，氧气和氮气混合能够变成空气，为动植物生存所必需。但作为两种单独的气体，氧气和氮气对生物不仅没有良好的作用，反而有害于生物的生存。从日本古来的理财情况看，凡是花费金钱举办事业的人，一般都是士族以上的统治阶层。他们在政府里兴建土木工程和执行文事武备计划的事情自然不用说，诸如社会上的一切读书、习武、研究技术和爱好风雅等事情，除去为了个人的正常生活外，不管是否有用，能够有时间去从事人生中比较高尚的事情的人，也只有士族以上的人。因此，他们的行动自然灵敏活泼，敢作敢为，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文明的根本，然而在理财这方面，由于千百年来积习的影响，这些人只知出而不知入，只知消费而不知积累，只知消费现成的东西而不知创造没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挥霍浪费的弊病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积习日久，就会成为一种风气，认为理财之道不是士君子应该做的事，不但不以不懂为耻，反而以懂为辱，可以说是迂腐至极。结果，最高明的士君子和最笨拙的理财者便成了同义词。从农商以下被统治阶层的情况来看，他们和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犹如生活在两个世界，风俗人情迥然不同，谈话时的称呼不同，坐的席位有区别，服装也受到限制，适用的法律也有不同，他们受上层阶级的统治和轻侮，甚至自身生命的权利也操控在上层阶级的手里。据德川时代的律书记载：“凡各役卒，倘发现商人百姓等贱民有非法言论和不轨行为，不得已而格杀者，经核查属实后，免予追究。”

从这条法律来看，商人和农民好像经常要面对千百万个敌人，即使能够保全生命，也只是幸免于难而已。人们既然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又怎能有余暇顾及其他的事情呢？因此，在既没有廉耻功名之心，也没有从事文学艺术之志，也就只知道服从政府的法令，按时缴纳赋税而已，可以说，人们的身心都被紧紧地束缚着。但是，思想活动是人类的本能要求，是无论怎样都无法完全压制或禁锢的，它总会找到发挥的空隙和途径。对于这些商人农民来说，改变身份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在经营产业和积累私人财富方面却有充分发挥智慧的空间，极少受到阻碍。因此，稍有才干的人就会千辛万苦地节俭克制，尽可能多地积蓄财富，其结果也往往是积累了巨万之富。但是，这种人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致富而致富。对于他们来说，勤俭致富并不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只是把它当做一生唯一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除了财富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可贵的东西，财富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他们不但不理睬学术等属于人类精神方面的崇高事业，反而把它们当成是一种奢侈而加以排斥，甚至在看到上流人的从事这些职业时，还嘲笑他们迂腐。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思想虽然有些道理，但其卑劣的品格和怯懦的精神却实在是可鄙的。如果调查一下在日本国内号称富豪的人的来历以及他们的发迹史，就可以看到这种可鄙的品格。古往今来，白手起家而成为巨商富豪的人，都不是学者士君子之流，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目不识丁的粗人，对他们来说，可耻的事不以为耻，无法忍受的也能忍受，他们唯一的行为就是通过吝啬积累了财富。至于那些败家者，不是不学无术，不从事生产积累，就是穷奢极欲，沉溺于酒色，耗尽了家产。这些行为与士族之流的超然物外的态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士族之流不事生产，追求所好，不肯卑躬屈膝，即使陷入贫穷也毫不在意。固然，因沉溺于肉欲而败家和因超然物外而破产的行为在败家破产上并无不同，但是从思想方面来说，下层人物只知道贪财图利以满足肉体之欲，而上层人物尚存有德智活动的一面，因而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由于以上原因，被统治阶层的节俭克制变成了吝啬贪婪，而统治者阶层的灵活果断则变成了挥霍浪费，两者都不利于理财，因而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虽然日本非常贫穷，但并不缺乏天然物产，而且在农业方面与世界各国相比，也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地方，决非天然积贫积弱。也许日本的税法有些苛刻，但税款并不是泥牛入海，它还是留在国内成为财政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日本全国会贫穷到如此地步呢？根本原因不在于缺乏财力，而是缺乏理财的能力；不是缺乏智力，而是因为智力被分割成两段，上下联系不畅的缘故。总之，自有史以来，日本国家的财富还没遇到同它相匹配的智力。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把被分为两段的智力连接起来，使其与国家经济状况相适应。但是，由于这种陋习已经存在了千百年来，一朝一夕的运动也无法将其改变过来，虽然最近这个运动已经逐渐兴起，但由于上下两个阶层不能互相效仿长处，反而效仿对方的短处，导致运动无法开展起来。这个趋势是无可奈何的，不能归咎于人民，自古以来，人民就是被滔滔的天下大势裹挟着向前走，因此，现在人们仍然无法抗拒这股潮流也是在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