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菊与刀大全集》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

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日本投降日以来的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美国的政策是通过8月29日的广播传达的，由国务院、陆军、海军军部指令发布，并由麦克阿瑟将军^[1]巧妙地加以实施的。这种自豪的极好的依据常常被美国报纸和广播间的党派的赞扬与批评弄得模糊不清，很少的人对日本文化有充分的了解，以确定一项特定政策的理想与否。

日本投降时期的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战胜者是该利用现存的政府，甚至天皇，还是该把他废掉？还是该在美国军政府官员的指挥下进行从市町到省县的管理？意大利和德国的模式是在当地设立A.M.G.（盟军军政府）总部，作为作战武装的组成部分，把处理当地内政事务的权力移交至盟军行政官手中。在胜利日那天，那些掌管太平洋地区A.M.G.的人仍期望在日本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会被允许保留对他们自己事务的什么样的责任。《波茨坦公告》只是陈述为“日本领土上由盟军指定的地点应被占领，以确保我们在此阐明的根本目的”，在那儿必须永久消除“那些欺骗并引领日本人民妄图征服世界的人的权力和影响”。

国务院、陆军、海军军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具体表达了对这些事情的重大决定，这项决定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将负起管理和重建他们国家的责任。“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政府机器和机构，包括天皇来行使他的权力，最大程度地使美国的目的达成。日本政府将被批准在他（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来行使内政事务管理的正常权力。”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的管理与对德国或意大利完全不同。它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从上到下利用了日本官场的司令部组织。它把讯息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某市某省的居民。它的事务是向日本政府陈述工作目标。如果一位日本大臣确信目标不可能实现，他可以提出辞呈，但如果他的依据是对的，他就可以使指令得以修改。

这种管理是一种大胆的举措。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个政策的好处极为明显。正如希德林将军在当时所说的：

“通过利用日本本国政府而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可为我们所用的日本政府，我们就必须要直接运转一个管理7000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整个的复杂机器，这些人们在语言、习惯、态度上都与我们不一样。通过对日本政府的净化并把日本政府机构作为一个工具来利用，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要求日本人自己打扫房间，但我们正提供详细的规格要求。”

然而，当华盛顿在准备制定这样一项指令的时候，仍有很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会采取沉闷和敌对的态度，一个警惕的报复者的民族将蓄意破坏任何和平计划。这些担心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原因在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而远不是任何关于战败民族的或者政治、经济的普遍真理。也许在其他民族中不会有像在日本这样对一项善意信任的政策做到位。在日本人的眼里，它消除了战败的赤裸事实的耻辱象征，并激起他们实施新的国家政策，而对它的接受恰恰是因为日本人的特定文化条件下所形成的性格特征。

在美国，我们曾对和平条款的强硬还是温和进行过无休止的争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强硬和温和之间。问题是把握强硬之度，不多不少，这将打破日本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模式，并树立起新的目标。要选择的手段要根据所谈国家的国民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根植于家庭中，而且还根植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因而对德国制定特定的和平条款是必要的。对日本，明智的和平方针应与此不同。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一样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对社会和历史的负恩者。他们奋斗，不为偿还不可计数的恩债，而是为了避免成为牺牲者。和任何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父亲也是权威的代表。正是他，如短语所说，是“强使尊敬”的人。正是他如果得不到尊敬就会感觉到威胁。在德国生活中，每一代的儿子在青年时期都是反叛父亲的权威的，然后在成人时期最终向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屈服，他们把它看成和他们父母一样的生活。对人生而言，生存的最高点保持在青春叛逆的“狂飙突进”^[2]的那些年月。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那种极端的权威主义。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父亲对他们的小孩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人的经验里很少见。因为日本小孩把他与父亲的伙伴情谊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还公然以自己的父亲为自豪，父亲的声调有一点变化也能使孩子领会父亲的意图。但是父亲对他的小孩来说不是一个严格的人，青年时期也不是反叛父母权威的时期。相反，在社会的评判目光下，青年时期是一个孩子变得负责并服从他们的家庭代表人的时期。就像日本人所说，他们对父亲显示尊重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作为尊敬的对象，父亲是一个等级制和正确处世的分离的象征。

儿童在他和父亲在一起的早期经验中所学会的这种态度成为了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生活模式。因为他们的等级地位而被给予高度尊敬的人并不会与此特点相符的自己行使随心所欲的权力；处于等级之首的官员们也不会典范地行使实权。自天皇而下，都有顾问和隐蔽的力量在幕后操作。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超国粹组织的代表“黑龙会”^[3]的领导人在接受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访问时，曾对日本社会的这一方面作了最为准确的描述。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在一角由钉子钉牢的三角形。”^[4]换句话说，三角形放在桌面上谁都看得见。而大头针则是不易察觉的。有时三角形往右，有时往左。它围绕着一个从不公开的轴摆动。就像西方人常说的一句话，所有的事情都以“魔法”完成。每一种努力都在使专制权力的显露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每一个行动表现出向常常与实权脱离的象征性地位效忠的姿态。当日本人真的认出不加掩饰的力量之源，他们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剥削，就像他们对高利贷和（成金）暴发户的看法一样，是与他们的体制不相称的。

由于日本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世界的，他们从不至于演变为革命来发动对剥削和不公正的反抗。他们并不想把社会的组织撕成碎片。他们可以在不中伤现有体制的情况下实现最彻底的改革，就像他们在明治时期所做的一样。他们将此称为“复古”，即回溯到过去。他们不是革命者。那些西方作者严重误解了形势，他们寄希望于日本的意识形态群众运动，他们过分高估了战时日本的地下力量，还期望他们在投降时夺权，他们还在日本投降以来预言激进政策会在选举中获胜。他们在所下的预言中说错了。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5]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更准确地讲到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日本政府拥有一个尊重人民意愿的民主的形态……。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天皇就以人民的意愿为他的意愿。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所说的民主政府可以被真正认为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这样一种对民主的说法对美国读者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但是毫无疑问日本更愿意在这样一种辨识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扩展国民自由的范围并创造其人民的福祉。

当然，日本也会试验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但是西方的制度并不一定就是神奇地改善世界的值得信赖的工具，虽然在美国是这样。普选以及当选者的立法权力机关在解决困难的同时也会增加同样多的困难。当这些困难持续发展时，日本人就会修改我们赖以实现民主的方法。那时美国人说这场战争白打了的声音将会提高，我们相信我们的工具的正确性。然而，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选对日本重建为一个和平国家的作用至多是非本质性的。自从19世纪90年代日本首次试行选举以来，日本还没有发生过如此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不能说小泉八云所描述的一些老问题不太可能重现：

“在这些付出了如此多的生命的激烈竞选中，真的并没有个人的仇恨；在激烈性让外人感到吃惊的那些国会辩论中也几乎没有个人的对抗。政治斗争实在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各宗族利益、各党派利益之间的斗争；而且每一个宗族或党派的忠诚追随者仅仅把新政治理解为一种新的战争——为领导人打的一场忠诚之战。”

在20世纪20年代的较近的选举中，乡下人在投选票之前往往会说：“我的脖子已洗干净准备挨刀了。”这句话把选举竞争同旧时的特权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看成一样了。甚至在今天，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所有含义仍与它们在美国的含义有差别，而且这是真实的，而不用去管日本是否采取危险的侵略政策。

日本能用来把改造自己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这样的能力，它能对一种行动方针说，“这已失败”，然后将其精力投入到其他途径中去。日本人有一个可供选择之伦理，它曾尝试以战争的方式取得“适当位置”，然而他们失败了。这一方针，现在他们可以放弃了，因为他们所有的训练已把他们塑造成审时度势的人，有着一个更为绝对的道德规范的民族必须自信他们正在为原则而战。在他们向胜利者投降时，他们会说“随着我们的失败正义也消亡了”，而且其自尊也要求他们努力使其“正义”再一次获胜。否则他们会击打着自己的胸脯忏悔他们的罪过。日本人则在这两方面都不需要做。日本投降5天后，美国人登陆日本之前，东京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就开始谈论失败及其可能带来的政治变化了，它说：“但这都对最终拯救日本大有好处。”这篇社论强调每个人一刻都不应该忘记他们被彻底打败了。因为他们建立一个以绝对实力为基础的日本的努力已遭受到彻底的失败，自此以后日本必须走和平国家的道路。东京另外一家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说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一个严重错误”。“那旧态度——从它那儿我们得到的好处那么少而经受的痛苦却那么多，必须要抛弃掉，而代以基于国际合作和热爱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注意到了这种他们认为是原则性的转变，并对此感到怀疑。然而，不管是在个人还是在国际关系中，在日本它都是构成生活品行整体的一部分。日本认为采取了行动方针而没有实现目标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它失败了，他就会把它作为一个失败的主张将其抛弃，因为他不会受制于去追求失败的主张。日本人常说：“咬肚脐是没有用的”。在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是被公认的手段，他们想凭此得到世界的钦佩——一种基于他们的武力的钦佩——他们也承受了这样一种计划所要求的所有牺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神圣的声音告诉他们，他们已失败了。他们接受了这一事实所意味的一切。它意味着美军的驻军，于是日本人就欢迎美军。它意味着他们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就主动考虑制定一部放弃战争的宪法。日本投降后的第10天，他们的报纸《读卖新闻》就写了关于“新艺术与新文化的开始”的话题，论述道：“在我们心中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军事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价值无关。军事失败应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正是军事的失败才能真正抬高他们的情绪去面对世界，才能按照它们的实际来认识客观事物。每一种扭曲日本人思考的不合理的事必须通过坦率地分析加以排除……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赤裸裸的现实，（但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念投放到明天的日本文化上。”他们曾经尝试过一种行动方针并已失败。今天他们将尝试和平的生活艺术。他们的社论反复说，“日本必须在世界各民族中得到尊重。”日本人的责任就是在崭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声音；东京街头和偏远农村的普通民众也有同样的根本转变。让美国占领军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用竹矛战斗至死的人。日本人的伦理道德中包含着许多美国人拒斥的东西，但是，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的经验绝好地证明了一个奇怪的伦理会有多少让人赞同的方面。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对日管理承认日本人开辟新航程的能力，它没有坚持采用令人屈辱的方法来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按照西方的伦理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是西方伦理信条，侮辱和惩罚是使做坏事者服罪孽的全社会的有效手段。而这样的认罪是他恢复名誉的第一步。日本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却以另一方法陈述这一问题。他们的伦理观念使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所有意义负责，一个过失的必然后果会使他弄明白这行为的不合需要，这些必然后果甚至可以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失败。但是这些情况日本人不必视为屈辱而去憎恨。在日本人的词典里，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是用诽谤、嘲笑、鄙视、侮蔑以及强调不光彩之表象等手段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的。当日本人相信自己受到了侮辱，复仇就成为一种美德。无论西方的伦理多么强烈地谴责这种信条，美国对日本占领的有效性都取决于美国人在这一点上的自我克制。因为日本人把他们所强烈憎恶的嘲笑与“必然后果”分离开来，根据他们的投降条款，这些后果包括诸如非军事化甚至承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事情。

日本在战胜了一个主要强国^[6]的一次伟大胜利中显示，只要日本认为该国没有嘲笑过它，即使作为胜利者也会谨慎地避免侮辱最终投降的失败的敌人。在日本有一张每个人都知道的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投降时拍的著名照片。它显示俄国人仍然佩带着军刀。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服的不同，因为俄国人并没有被剥夺武器。日本人对那次受降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上尉和一名翻译官带着食物来到了他的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提塞尔将军自己的战马以外，所有的战马已全被宰杀吃掉了，以至于日本人为他们带来的50只小鸡和100个新鲜鸡蛋受到了由衷的欢迎”。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的会见定在次日。“两位将军紧紧握手。斯提塞尔表达了对日本人的勇气的钦佩……，乃木将军赞扬了俄国人长期的英勇的防御。斯提塞尔对乃木在这次战役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了他的同情……斯提塞尔把自己的良种阿拉伯白马赠予了乃木将军，但乃木说，虽然他非常愿意从将军手中收下它，但它必须首先献给天皇。但他承诺，要是这马回赐给他——对此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一定会爱护它就像它一直是自己的马一样。”^[7]在日本，人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自己的前院为斯提塞尔将军的马建造的那座马厩——常被描绘得比乃木自己的家还要考究，在将军死后成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自俄国人投降那天到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日本人已经改变了。例如，他们的大肆破坏和残忍虐待是世人周知的。不过，对于日本这样极端顺应形势的道德规范的民族而言，这就不是一个必须的结论了。第一，在巴丹战役之后敌人并没有投降，在那儿只有局部的投降。即使后来菲律宾的日军自己投降了，日本仍在作战。第二，日本人从没有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在20世纪20、30年代，每个日本人都被教育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蔑视日本”的，或者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把它视为糟粕”。这就是他们对排外移民法、对美国在《朴茨茅斯条约》和《海军裁军协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反应。日本人受到鼓励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美国在远东增长起来的经济影响和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态度。因此，对俄国的胜利和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形象地说明了日本人在完全对立的两方面的举动：在涉及受辱之时和并非如此之时。(www.xing528.com)

对日本人来说，美国最终胜利再次改变了形势。如同通常日本人生活中的情况一样，他们的最终失败带来的是对他们过去所追求的方针的摒弃。日本人的独特的伦理道德观使他们能够将一切擦去。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在擦洗干净之处记下新的羞辱的符号，而只是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是战败的“必须后果”的事情，这种做法取得了效果。

天皇的保留具有重要意义，这事处理得很好。是天皇首先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先拜访天皇，这是给日本人上的一堂直观教学课，其影响力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据说，在建议天皇否认其神性时，他提出异议说让他抛弃他本身没有的东西会使人感到很难为情。他诚恳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一个神。然而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力劝他说，西方人对于天皇主张神性的观念将有损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同意承受否认神性带给他的难堪。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来自世界各报纸对他的消息的所有评论翻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评论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说他很满意。显然外国人在以前不会理解，他很高兴已经发表了声明。

美国的政策还使日本人得到了某种满足。国务院、陆军、海军部的指令上规定，“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团体，应给予鼓励并提供便利。”日本劳力组织在许多产业中，曾活跃于20世纪20和30年代的农民联合体也重新兴起。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主动性就是作为战争的结果日本也赢得了某些东西的证明。一名美国通讯记者说过，东京一位罢工者抬头看着一个美国士兵露骨地眉飞色舞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今天日本的罢工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很多相似点，农民的控诉常常是他们所承受的赋税和徭役会妨碍正常的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因为它们没有企图改变制度本身。今天，遍及日本的罢工也没有减缓生产。比较喜欢用的形式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通过增加产量使管理人员丢脸”。三井所属的一家煤矿的罢工者把管理职员全部赶出矿井，并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了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们在一次‘罢工’期间的运作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他们自己的工资提高了两倍。”^[8]

当然，不管可接受的政策显得多么通情达理，任何战败国的管理总是困难的。在日本，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是不可避免的尖锐问题。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的职员的管理，它们将至少同样尖锐。复员军人问题是美国管理者在战争结束前非常担忧的，如果日本的官员不被保留，这个问题肯定不会比它原有的威胁减轻多少，但也不是容易解决的。日本人是深知这种困难的。去年秋天，报纸充满感情地讲到，对于那些经受苦难却战败的日本士兵，战败这杯酒是多么地苦涩，报纸恳求他们不要让它干扰了自己的“判断”。复员军人总的来说表现了相当不错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一部分军人投入到追求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秘密社团。他们很容易抱怨目前的状况。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那种旧的特权地位。受伤的士兵常常是穿一身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都要向他行礼。即使和平时期军队征兵时村子里也会开欢送会和欢迎会。有美酒有佳肴，有舞蹈和娱乐表演，士兵坐在荣耀的位置。如今复员军人得不到这样的关注了。他的家庭会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仅此而已。在许多城市和乡镇他都受到冷遇。在了解到日本人经受到这种变化是多么痛苦后，我们就很容易想象他会满足于与旧日同伴相聚，回到过去那种把日本的名誉托付于士兵之手的日子了。而且，他的一些战友也会告诉他，幸运的日本军人怎样已经在爪哇、山西、满洲与盟军作战了；他为什么会绝望？他们会告诉他，他也会再次去战斗。国家主义的秘密社团在日本是很早很早就有的团体；他们“使日本的名声清白”。那些只要还有什么事儿没做就感到“世界倾斜了”的人总是最有可能成为这种地下社团的候选人。这类社团如黑龙会、玄洋社^[9]等使用暴力在日本的伦理是允许作为一个人的名声的情理的。要想消灭这种暴力，在即将到来的若干年内日本政府必须继续以长期的努力，在强调“义务”的同时抑制对人的名声的“情理”。

这远远超过了诉诸于“判断”的要求。它要求重建日本的经济，这会使现在二三十岁的人得以谋生并找到“适当位置”。它要求改善农民的命运。每当经济不景气时，日本人就回到他们的故乡农村去，但是，很小的农庄会负上债，很多出租的地方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工业也必须起步了，因为反对给较小儿子分遗产的情绪很强烈，除了长子之外其他的年纪小的最终都要到城市里去寻找他们的机会。

无疑，日本人面前是一条漫长而困难的道路，但如果国家预算不提供给重装军备，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日本这个国家在珍珠港事件前10年间，把国家收入的一半都花在扩充军备及军事力量上，如果它取缔这样的支出并逐步减轻取自农民的地租，是可以建立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方式是耕种者得60%，40%用于支付税金和租金。这与缅甸、暹罗这样的稻谷种植国家大不相同，那里的传统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日本耕种者身上的巨额税金最终使维持国家的战争机器的费用成为可能。

任何欧洲或亚洲的在今后10年间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将比扩充军备的国家具有潜在的优势，因为它们的财富可以用来建设健康、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我们在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中几乎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我们不会由于国防计划的费用而陷入贫穷。我们国家没有遭受破坏。我们主要不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完善了大批量生产和机器设备，除非我们着意搞大规模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和研究设施，否则我们的国民就会找不到工作。资本对有利投资的需要也是急切的。在美国以外这种情况完全不同的。即使在西欧也是不同的。德国尽管有赔偿的所有要求，但它不被允许重建军备，在以后十年里如果法国的政策是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德国就会建立起法国不可能做到的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日本可以利用充分的相同优势超过中国。在中国军事化是当前的目标，其野心得到美国的支持。如果日本在其预算中不包括军事化，如果它愿意，在不用很长时间内将此提供给繁荣自己的过程，它就会使自己在东方的商贸中不可或缺。它可以把经济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一个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一个荣耀的地位，如果美国能继续利用它的影响来支持这项计划，对日本将会是极大的帮助。

美国不能去做的，其他国家也都不能做。这是用命令的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在任何一个被统治的国家，这种办法从来没有效果。对于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任何外国都不能对其发号施令去遵循自己想象的生活方式。日本人不能通过立法去承认被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并无视在其等级制度中建立起来的“适当位置”。他们不能通过立法来采纳我们在美国已成习惯了的自由和随便的人际交往，还有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之人的迫切要求和个人选择自己的配偶、自己的职业、自己想住的房子以及他愿意承担的义务的激情。然而日本人自己对他们认为必要的这个方向的改变已非常清楚。自战胜日本那天以后，他们的当政者说，日本必须鼓励它的男男女女过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当然，他们不这样说，但任何一个日本人都明白，他们已开始怀疑“羞耻”在日本的作用，并且希望自由在他们的同胞中有新的发展：不会去担心“社会”的谴责和排斥的自由。

因为在日本社会压力不论被多么心甘情愿地接受，对个人要求都太多了。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藏自己的情感，放弃自己的欲望，并作为一个毫无掩饰的家庭、组织或民族的代表去面对。日本人已经表明他们能够忍受这样一种方针所要求的所有自我约束。但是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太沉重了。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过度抑制自我。由于担心过上让他们的心理付出较轻代价的生活的风险，他们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了一条代价没有止境的路途。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并鄙视有着较少苛求的伦理观念的民族。

通过承认侵略战争是一个“错误”和一个失败的事业，日本人已向社会变革迈出了第一大步。他们希望在和平国家中赎回一个受尊重的地位。这就必须实现世界的和平。如果俄国和美国在未来数年致力于军备准备进攻，日本则会在那场战争中利用它的作战知识。但是，承认这种确定性并不能让我们怀疑一个和平的日本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情况变化的。如果状况允许，日本将在和平中的世界谋求它的位置。反之，就是在一个组织成武装阵营的世界里谋求位置。

目前，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之光已经熄灭。他们会注意去看在世界其他国家军国主义是否也已失败。如果没有，日本会重燃自己的好战激情并展示它能作出多好的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地方也已失败，日本可以使自身证明，它已经很好地吸取了帝国主义王朝的野心并非通往荣誉之路的教训。

【注释】

[1]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杰出的军事家，五星上将，曾任美军远东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任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执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及战后政策。——译注

[2]“狂飙突进”：原文为德文“Sturmund Drang”，德国18世纪70年代由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掀起的一场文学革命运动，“狂飙突进”这个名称，象征着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表达了他们摆脱封建束缚、解放个性和建立合乎自然的社会秩序的新时代的要求。——译注

[3]“黑龙会”：日本民间军国主义反动团体，190 1年创立，以夺取黑龙江流域为目标，机关报《黑龙》，主张驱逐俄国，使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一战后专门从事反对日本进步力量的活动。1931年改组为大日本生产党，协助军部的法西斯化运动，1946年被解散。——译注

[4]厄普顿·克洛斯引自《在日本面具的后面》，1942年，第136页。——原注

[5]币原男爵：即币原喜重郎（1872～1951），二战后日本首任政府首相，1924到1927年曾任日本外务大臣，推行“协调外交”，主张同美英协调，并因之遭到日本军部及右翼势力的攻击而下野。——译注

[6]这里指俄国，在1904～1905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最终取胜。——译注

[7]厄普顿·克洛斯引自《在日本面具的后面》，1942年，第294页。这个关于俄国人投降的版本不一定完全真实，但却有着文化上的意义。——原注

[8]《时代》，1946年2月18日。——原注

[9]玄洋社：日本的一个右翼团体，1881年创立，主张超国家主义，以入侵亚洲大陆为纲领，1946年解散。——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