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团结:联合中上层社会群体
在社会革命中，中共积极谋划并建立了由各种社会群体参与的社会网络，以支持政治革命，并实现革命的目标。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对革命政权性质的定位从“工农民主政权”到“联合政府”的转移，意味着中共在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联合社会中上层社会群体，建立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方面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首先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条件地联合富农，把矛盾的焦点对准地主阶级。192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指出:“建立农村统一战线最主要的问题是富农的策略”，“中国现在的富农，因他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农村中阶级分化不同的关系，而发生对土地革命的各种不同的态度，因此我们对于富农的策略不能是机械地联合，而是要看客观上富农表现的态度决定各种不同的策略。”《通告》还指出，“还同情革命的富农，必须吸引到反地主阶级的战线之内;已经反革命的必须在反地主反军阀的斗争中同时反对富农;摇摆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那就不必故意加紧对他们的斗争，而使之中立。”针对中央对富农政策的调整，4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明确规定土地革命的打击对象是地主阶级，目的是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
但中共对富农的政策仍然在发生摇摆。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出中共中央在富农问题上“犯了最大的错误”，用“‘机会主义’的富农路线”代替了“党的依靠贫农而与中农联合的总路线。”认为，“中国的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小地主。他们用更加束缚和更加残酷的剥削形式去剥削中国农民基本群众。”[75]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总路线完全正确，承认党对富农的政策发生了动摇，今后“不应该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该坚决地反对富农。”
1931年，“9·18”事变以后，中共再次调整了“党的群众基础”的内涵，提出了“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并意识到“要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像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忽视了“9·18”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这一现实，忽略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目的是进攻苏联，因此提出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倒一切军阀”、“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这表明，中共领导人仍没有摆脱“苏联革命中心”的话语模式。
针对革命时局的迅速变化，中共在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做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地农民统一战线。”在土地革命中，对富农，我们只能“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等自由。”
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建立包括一切民族革命分子的社会支持网络。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要反对关门主义，也要反对冒险主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毛泽东指出:(www.xing528.com)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76]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要求中共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事事经过统一战线。要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要分清统一战线中各个阶级的特点，为此，毛泽东指出:
(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77]
最后，抗战结束前夕，中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通过向外界宣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对党群关系的内涵做了最新阐释。其中，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这三个纲领的提出，在理论上最终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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