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蒋、汪叛变革命，黄埔军校风雨飘摇

当蒋介石提出要共产党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主张给予反击，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却决定，接受蒋介石提出要共产党退出的条件。其结果是已经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聂荣臻等在校重要人员被迫退出黄埔。他们离开黄埔和第一军后，主要工作转到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军委直接领导着七个单位党的工作：国民革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根据中央的精神，周恩来、聂荣臻等人，主要协助广州国民政府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制订北伐的军事计划，积极为北伐战争做准备。

北伐开始后，聂荣臻作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

1926年底，周恩来离开了他奋斗了两年多的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军部，离开广州，赴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秘书。此时全国的共产党员，已经由上年的990多人，增加到1.8万多人。但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状况与迅猛发展的形势很不适应。中央局委员只有5人：蔡和森正在苏联，瞿秋白和张国焘去广州参加联席会议后没有回来，留在上海的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彭述之分管宣传，陈独秀管组织。但陈独秀的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周恩来调中央，名义是组织部秘书，实际上负责中央的整个工作。

为策应北伐军乘胜进军，周恩来到上海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第三次上海武装起义之中。在此之前，上海工人曾举行过两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周恩来到上海后，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上海武装起义开始，80万工人总罢工，5000多工人纠察队员投入起义。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下的北伐军速度较快，在上海工人同军阀部队浴血搏战时，已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但白崇禧奉蒋介石的密令，借口“军队初到，很疲困”，按兵不动，作壁上观。直到工人起义队伍占领北火车站，胜败的大局已定，他才挥师北上，进驻上海，由薛岳指挥的第一师在麦根车站将军阀的一部分溃兵缴械，并把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迅速抢到手。然后，将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兵工厂内。

上海工人经过30多小时的战斗，终于取得第三次起义的胜利。

3月24日，程潜指挥下的江右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从安徽东进，占领南京。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受到“暴民侵害”，突然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市区开炮轰击，中国军民死伤惨重，财产损失不计其数。3月26日，蒋介石乘“楚同”号军舰从江西赶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人纠察队的问题上，拿“外人说话”作口实，要求上海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后来又要求把纠察队改归他指挥调动。上海总工会以“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己组织”为理由加以拒绝。对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蒋介石也不予承认，下令要它停止活动。

25日，周恩来从各种信息中已敏锐地察觉到有一些不正常的动向，并向中共中央报告：白崇禧将薛岳师调开，将刘峙师调来闸北。同天又决定，上海工人纠察队正式改编为八个大队，一切武器集中由总工会掌握。实际上是在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30日，周恩来在特委会上报告：“从整个的情形看，他们对我们已有准备。”但是，以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南京事件后正强调发动反英运动，醉心于对蒋介石持缓和态度。因此，周恩来发出的警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

4月初，政治风云更加险恶了。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后，加紧进行反共的秘密策划。4月2日，蒋介石下令将刚由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来上海，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他又限令不完全听命于他的第二、第六两军在4月6日前全部撤出南京，渡江北上。9日，吴稚晖等八人公开发表反共的“护国救国”通电。同天，蒋介石赶往南京，颁布战争戒严条例十二条，严禁集会、罢工、游行等，限制工人活动。同时，蒋介石分别召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青红帮头目和新军阀的代表，连日密商屠杀革命人民的计划。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表示，给蒋介石以经济上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大资产阶级，站在蒋介石一边。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则答应提供流氓打手，给蒋介石使用。

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以及各种反动势力支持后，加紧筹划政变：派何应钦去南京，将卫戍南京的北伐军三个团缴械；把同情工农的部分北伐军调离上海，代之以新改编的第二十六军。与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吴稚晖等召开秘密会议，由吴稚晖、张静江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呈文，为他叛变革命作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为了麻痹革命群众，他又向上海工人纠察队表示“断无缴械之理”，并把亲题“共同奋斗”锦旗，派军乐队送给工人纠察队，以示对工人的“敬意”。指派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成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起义的胜利果实。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www.xing528.com)

蒋介石加紧反共，而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仍右倾麻痹。4月初，汪精卫从海外归来，陈独秀喜出望外，4月5日，他竟与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为蒋介石“辟谣”，说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两党应开诚合作”，这个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阴谋活动，麻痹了革命群众的警惕性。

4月9日，一切布置就绪以后，蒋介石由沪赴宁，躲到幕后去指挥屠杀工人。上海的反革命事变由白崇禧指挥，杨虎、陈群监督执行。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形势骤变。当晚，上海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12日凌晨，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死伤近300人，上海总工会会所被强占。13日，上海工人、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要求交还枪支，保护工会，又遭蒋介石军队袭击，宝山路血流成河。14日，反动军警又联合展开“清党运动”，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整个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后三天中，共杀害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拘捕“共党分子”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残酷的刽子手。

继上海大屠杀后的15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事变，优秀共产党员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此外，苏、浙、闽、赣、桂、川等省，也相继进行反共“清党”和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

在北伐战争开始时，黄埔军校中革命势力还是相当有力量的。中共中央1926年9月20日在一个报告里说：“现时黄埔中左派分子几乎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右派的势力渐渐打落下去。”10月，又发出22号通告，指出黄埔军校现在已在招收大批的入伍生，各地应鼓励国民党左派青年和无党派青年中有革命倾向的前去报名，蒋介石本来想用“黄埔同学会”来控制黄埔军校，但在北伐开始以后，也有些乱了手脚。他在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学录中作的一篇序中说：我发起“黄埔同学会”是想限制他们的活动，结果反被他们从中所把持。正因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紧接着就把屠刀指向了黄埔军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相继发出《饬黄埔学生不可妄有发言和越轨行动言》《黄埔学生停止开会令》等文告，妄图束缚革命师生的手脚，严禁革命活动，为镇压黄埔学校革命力量制造舆论准备。同时又密令广州反动当局策划反共大屠杀。1927年4月14日晚，李济深即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进行“清党”，并委任原黄埔军校教官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星夜就职。15日晨，广州宣布实行戒严，封闭了设在广东的中华全国总会广州办事处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等，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2000多人，拘禁于南关戏院、公安局监狱内。顿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无辜被反动派杀戮者不知多少，这就是所谓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提前一天晚上，钱大钧还命令中山舰及西江舰驶至黄埔军校海面实行封锁，将第五、六期学生和入伍生600余人全部缴械。15日，军校公布了蒋介石的文告，并宣布了“清党”命令，令黄埔军校内的共产党员在三天之内或者自己报名承认，或者请假自行离校。18日早上，军校反动当局又把黄埔师生骗到本校俱乐部开会，命令反动武装重重包围起来，强行将200多名共产党人加以逮捕，并押解到中山舰，利用深夜运往南石头监狱、虎门炮台和鱼球炮台等处监禁和秘密杀害。政治部主任熊雄、教官萧楚女也在这次事件中分别被捕并先后英勇牺牲。据教育长方鼎英当年给蒋介石的清党报告中说：“这次被逮捕共产党员共400多人。”这就是广州黄埔军校“四一八”惨案。

但是黄埔军校的革命力量并没有完全被反革命力量摧毁。军校内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脱险北上，其中有一部分人由北江到了韶关，同韶关一带的农民教导师会合，继续进行了讨蒋反奉的工作。5月6日，从广州脱险的黄埔军校师生100多人到达武汉，他们到武汉后继续坚持特别党部的工作。

黄埔四期学生刘劭民是株洲市荷塘区人，高小毕业后，考入省立长沙市第一师范学校。他在学校时就追求进步，喜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是学生和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返回湖南。1927年1月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共党组织派往湘西边城凤凰，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开展工农运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和长沙马日事变后，盘踞凤凰城的反动军队倾巢出动，向国民党县党部内的共产党员和全县工农运动进行大反扑，当地豪绅顾某、军阀陈某几次收到何键缉拿捕杀共产党人和嫌疑分子的密令。遂决定缉捕刘劭民等人。

5月22日，顾某以开茶话座谈会为名，邀请刘劭民、韩仲文、杨子锐三人赴会，刘劭民虽有不祥预感，但党部其他凤凰籍成员疏忽无防，认为陈渠珍、顾家齐都是凤凰人，不会伤害他们。哪知他们刚进入顾家，伏兵分四路扑来围住他们三人，并将他们五花大绑押进县城死牢。刘劭民对韩仲文、杨子锐说：“如真处死了我们，也是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干革命就不怕流血牺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吧！”

当天下午，官兵要处死刘劭民、韩仲文、杨子锐三人。他们把三人押出牢房游行示众，消息传出，沿途两旁挤满了无奈的民众为三人送行，大家一直跟随到刑场。三人在游街时，面对死刑视死如归，路经县邮政局大门前时，刘劭民突然看见同乡局长林汉涛也在人群前挥手惜别，刘劭民对他说：“我是中共党员，为中国革命和劳苦大众工作牺牲了，这完全是光荣的，请您致函我母亲，不要挂念我。”话没说完，官兵又催他快走，但三人不断连声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在官兵的屠刀下，刘劭民英勇牺牲了，这位年轻的黄埔毕业生时年仅23岁。1983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他和韩仲文、杨子锐颁发了烈士证书。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员被杀达2.6万人，革命人民被杀近30万人，还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被捕。

大革命处于死亡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