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调适是使用心理科学的方法对认知、情绪、意志、意向等心理活动进行调整，以保持或恢复正常状态的实践活动。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残酷政治斗争的压力、困难的压力、孤独的压力，疾病的压力，感情的压力，就必须进行心理调适。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心理调适，一般说来，从小就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经得起压力。
与“调适人格”对应的是“解组人格”。譬如，某人自己到了新的国度去生活，要适应那里风土人情， 自然环境，饮食习惯等，这就是有社会人格了。当中国进入了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社会环境之中，要适应竞争，要有商品意识， 自立意识，这都是调适人格。当然，调适人格绝对不是随风倒，不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不是没有个性，而是指顺应社会正义、社会历史潮流。在顺应同时，保持个体自由与自觉。
周恩来一生中总是站在时代前列，代表民众的利益，与社会处于调适关系之中。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当党的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的时候，当党的领袖某些观点明显和人民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怎样调适这些就显得极为困难。怎么处理和领袖的关系呢？怎样处理和指导思想上“左”的路线政策的关系呢？但是不管环境多么险恶，个人有多么危险，周恩来一生在时代潮流面前表现得如鱼得水，如鸟鸢空，调适人格使然。
调适是一种解决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纠葛，使之相互顺应，遵守相同规范而达到一个均衡的整合过程。调适人格也是人们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周恩来具有调适人格，所以能够在社会实践中做到求同存异、协商让步、迂回等待、和平共处等。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意思是守礼的君子与不同人可以相互顺应，但并不是同流合污，不懂礼的小人是同流合污，却不能做到相互顺应。周恩来把握了“和而不同”真谛，他提出并实践了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是周恩来调适人格中极具核心的规则。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谈话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1]这一观点可以看做是周恩来调适人格的精华所在。
善于协商是双方或多方政治集团采取非强制手段，运用对话的方式，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使问题得到缓解或解决。谈判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争论取得议定结果，而不诉诸武力和强权，当然同时要充分发挥调适作用。周恩来在国际谈判桌上，国共两党的谈判桌上，他充分、巧妙地运用了斗争与调适两大手段，使谈判有声有色。像“文革”中，周恩来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相当艰难的对话，绝少以强硬的手段去解决复杂的问题。迪克·威尔逊对周恩来充分运用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征服人心，给以极高的赞誉，他曾引用别人这样一段话，“共产党人赢得大陆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以周作为另一方代表的谈判桌。”[2]这虽是极而言之，但却有一定的道理。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孔子意思是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那就可以避免别人的怨恨了。孔子主张宽容。周恩来一生敢于斗争，但是在斗争无效的情况下，往往采取让步，包括忍让、具体问题妥协、策略妥协、个别原则妥协以及退避三舍这些内容。忍让是无力说服对方，也无法通过民主方法通过自己的意见，为了维护全局的和谐、团结、统一，而暂时放弃自己意见。这种忍让，在周恩来一生中太多了。这种忍让，包括具体问题的妥协，也包括策略的妥协。具体问题妥协和策略妥协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的。周恩来主张在国际斗争中有时要实行“退避三舍”的让步方式。1963年4月，他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3](www.xing528.com)
“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意思是对陷于绝境的敌人，不要追迫太急，以防其拼死反扑，造成自己不应有的损失。把尖锐的矛盾淡化下来，把激烈的场面变成平和的场面，这也是周恩来调适的方式之一。一是我方掌握主动权时，通过斗争又达到了一定的目标，周恩来主张要“适可而止”，反对一直斗下去。迪克·威尔逊说：“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谈判时都比较好斗，而周总是适可而止，合情合理。” [4] 1951年7月2日，周恩来曾指示赴朝同美国谈判代表时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5]
等待就是在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前提下，通过时间的推移，让对方觉悟的一种方式。他曾说，允许中间人士持保留态度，靠自己觉悟。[6]当自己正确观点被否定时，甚至被错误批评时，既不随波逐流，也不自暴自弃，而是冷静处置，等待历史转机的出现。张大卫认为周恩来的政治发展有四个基本方式，其中之一就是“他能够耐心等待”。[7]和平共处也是一种调适方式，在各方都有发展前途的条件下，谁也不要吃掉谁，国际之间是这样，有时阶级、社团之间也是这样。周恩来在1950年代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的。国际间的和平共处，包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强加给对方，还包括不渗透、不结盟。周恩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他对当代国际和平秩序的巨大贡献。
在国际共运史上，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活动方式、领导方式、思维方式上，有很大的片面性，即强调斗争性、轻视调适方式。这可能是由于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正是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势所决定。所以各个领域都充满火药味。当然，有些革命领袖人物在某些时候还是非常注重调适的。斯维尔德洛夫就具有多种调适本领。当他去世以后，列宁痛惜不已，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上，对其在组织上的调适能力作出高度评价。列宁认为，斯维尔德洛夫有“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如果把代替理解为能够找到一个具备同样能力同志的话。……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8]类似这样的评价列宁后来还说过多次。列宁还说，因为有了斯维尔德洛夫，使我们在战争情况下顺利工作，“连一个值得注意的冲突都没有发生。”[9]可见，列宁对斯维尔德洛夫的领导方式给以充分肯定，并号召全党学习、模仿。可惜的是各国共产党，尤其是苏共没有根据列宁的指示，去研究、学习、发扬斯维尔德洛夫的调适人格，这是国际共运无法弥补的损失。到斯大林那里，几乎一切让位于斗争，毁灭的斗争。
周恩来在1963年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10]周恩来是在上边讲了“要等待”，“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这些调适、斗争原则之后讲这番话的。周恩来从少年就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也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与吸取。我们必须了解周恩来调适人格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儒家主张“中庸”、“中行”，这对于周恩来整个调适人格的思路都有影响。“中庸”、“中行”告诉人们凡事不走极端，不“左”不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一，过去人们常批的折中主义与此不可同日而语。折中主义是在真理和谬误中间画等号。周恩来在“文革”中大批折中主义的当时，1971年和日本横路孝弘说过，“中年嘛——尽管其中不乏未老先衰者——为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11]这里周恩来偏偏给中庸以严肃的地位，表示了自己不同于俗流的领导、思维特色。
周恩来调适人格的思维方式和道家也有关系。1939年周恩来于绍兴同曹天风论过道家。周恩来说，道家最精彩的话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称赞道家无为而有为的辩证思想。[12]道家主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这种弱强、柔刚之间的转化的辩证思想深为周恩来所掌握，他的谅解、忍让、局部妥协都与道家以柔克刚的思辨有关系。
调适人格能广交朋友。在民主、平等、 自由成为历史潮流的今天，从人们政治心理上说，都喜欢求同存异、协商、谅解、缓和、共处、超越；从历史发展上看，具有依附型人格的人越来越少，而具有自治精神独立人格的日益增多。这样，靠强权、压服的市场也匮乏了，因而调适人格就显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周恩来的调适适应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政治心理。在周恩来身边总是人才济济，原因概出于此。一位外国记者说他“不但能把朋友而且还能把敌人争取过来”。[13]马里《发展报》编辑在周恩来去世以后说：“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任何人唱反调，这是罕见的事。”[14]吴奈温说：“世界大国中，特别是超级大国中，若能出现更多的像周恩来总理那样能给予同情和谅解的领导人，那么这个世界该多么好啊！”[15]这就说明，没有调适，就不会有众多的真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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