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朋党论

9.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朋党论

背景资料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户部尚书等朝廷要职，是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地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这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称“庆历新政”。但是，庆历新政触动了北宋统治阶层的利益，遭到了无数人的反对，这其中就包括了原本支持变法的仁宗皇帝。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开始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朋党。为了批驳这种言论也为了为自己辩护，欧阳修在1044年（庆历四年）上了一篇，名为《朋党论》的奏章，以发表政论的名义来规劝仁宗皇帝，并且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

讲话实景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一般说来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而团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得到大治。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纷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但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纷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www.xing528.com)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作为借鉴了。

经典解读

既然你们非说我是朋党，那好，我就告诉你们什么叫朋党。这恐怕就是欧阳修在写这篇奏章时心中郁积的块垒。欧阳修在这篇《朋党论》中犀利地指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

对于政敌的恶意诬陷，欧阳修并没有消极地为自己辩护，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并指出那些说别人是朋党的人本身也同样是朋党，而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则有本质上的差异。

欧阳修不愧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大文豪，这篇《朋党论》借着政论的名义为自己辩解，而其中更隐含着对于那些污蔑自己的人的犀利驳斥，把自己的君子之党和对手的小人之党作了彻底的区分。因此，《朋党论》也是我国古代最有名的政论散文之一。

名句赏析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欧阳修毕竟不是孟子，北宋也不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孟子可以肆无忌惮地用言语驳斥君主，指出君主的过错，而欧阳修就只能借古讽今，给皇帝提个醒，让皇帝自己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来。但是，就算是很多话欧阳修不能说也不敢说，这却并没有影响到欧阳修的文章的犀利程度。商纣王、汉献帝、唐昭宗、虞舜、周武王。历史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是非功过也早已有了定论，此时的欧阳修根本不需要再说其他的话，这些历史自然就会触动仁宗皇帝的内心，欧阳修的言外之意也早已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