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使辽诗：北宋文学中的独特风景线

北宋一朝，与辽国的外交来往频繁。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而后一直到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覆亡，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宋、辽两国关系基本平稳，大致都能做到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其间，使臣你来我往，沟通双方。作为北宋一方，在两国交往关系中处于弱势，外交政策上就格外小心谨慎。北宋更多地派遣使臣前往辽国，以博取辽人欢心，以窥测辽国动向。其中部分使臣，将出使期间的见闻与感受形诸歌咏。

历史地看待民族交往问题，对今人来说是必须的。中国古代官方的民族观念，充斥着大国沙文主义色彩，很少以平等同类的眼光去看待外族，这是不容讳言的。魏徵对唐太宗说：“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反观古代中原汉族政权处理民族问题，又何尝不是如此？与异族和平相处，总是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只要力所能及，一定要离散、消灭对方，或使对方臣服。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翻检史书，“戎狄禽兽”、“戎狄兽心”之类的语言随处可见。在这样的民族观念引导下，很少有多民族平等和平共处的局面出现。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的形象体现，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也难得有不同民族平等和平相处场面的描写或讴歌。

造成这样的现实，固然与古代不同民族争夺生存空间、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等等而形成的历史积怨相关。同时，古代交通落后，异族之间如果居住相隔遥远，便极少交往。换句话说，中原汉族对四边的少数民族了解甚少，隔膜甚深。这也是“戎狄禽兽”观念产生的一种历史背景。

进入北宋，特殊国策造成系列对外战争的失利，中原汉族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只得卑躬屈膝。这对古代自大习惯了的汉族人士来说，是又一重的屈辱。于是，北宋的民族隔阂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连心胸开阔豁达如苏轼者，提及异族也总是声称“夷虏性贪”[24]，或丑化异族为“横拜如蹲犬，胡装尚衣貂”（《获鬼章二十韵》）。苏辙出使契丹，发现苏轼声名远播边地，赶紧告诉苏轼“逢见胡人问大苏”（《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的趣事。苏轼的答复依然充满了对异族的不屑，云：“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舌问三苏。”（《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

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增加对周边民族的了解，必须依赖相互间的一定正常往来。古代民族交往，大致不出军事、经济、外交三种途径。军事交往不是正常态式，双方都无法心平气和地看待对方；经济交往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经商行为，对朝廷上层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外交交往则是双方较高层次的正常来往，往往对朝廷的决策直接发挥作用。中原使臣到了边地，亲眼目睹异族的生活方式，亲身感受异域的风光景色，有了真实的与异族情感交流的体验，隔阂多少可以破除，他们会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民族。使臣或者将这种交往的过程与感受形诸文字，甚至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良好影响。北宋大臣出使契丹，频频有诗作问世，便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出使辽国的北宋使臣人数众多，其中不乏能文者，如苏耆、晁迥、王曾、王洙、余靖、富弼、欧阳修、苏颂、王钦臣、彭汝励、吕大忠、曾肇、宋绶、韩亿、韩综、韩忠彦、孔道辅、郭稹、赵瞻、刘跂、张舜民、苏辙、赵君锡等等。其中相当部分使臣有使辽诗留存，如欧阳修有使辽诗八首、苏辙有《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刘跂有《使辽作十四首》等。这些诗歌，叙述出使感受、沿途见闻、契丹风俗、民族情感等等方面内容，评点朝廷对辽政策，表达爱国忠诚，诗歌题材与写作手段皆有独到之处，在当时便脍炙人口，深受欢迎。苏耆曾两度出使辽国，苏舜钦《先公墓志铭》称：“诏使契丹，初出疆，每舍必作诗，山漠之险易、水荐之美恶，备然尽在。归而集上之，人争布诵。”[25]北宋使辽诗，构成北宋诗歌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北宋自太宗朝败于契丹，一直对其俯首帖耳。北宋使臣出使辽国，自然有一种屈辱感。北宋使臣既要委曲求全，又要不失大国体面，外交分寸难以把握。所谓弱国无外交，动辄得咎。如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九月，晁迥出使辽国，回朝之后即有人参奏说：“迥与辽人劝酬戏谑，道醉而乘车，皆可罪。”[26]真宗虽然没有惩罚晁迥，却也认为晁迥举止确实不当。又，仁宗天圣四年（1026）七月，“工部郎中、龙图阁待制韩亿为契丹后生辰使，崇仪副使田承说副之。”“承说，皇太后之姻也，庸而自专，妄传皇太后旨于契丹曰：‘南北欢好，传示子孙，两朝之臣，勿相猜沮。’亿初不知也。契丹主命别置宴使，其大臣来伴，且问亿曰：‘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之，何独不言？’亿对曰：‘本朝毎遣使，太后必于帘前以此语戒敕之，非欲达于北朝也。’”[27]哲宗元符二年，礼部尚书蹇序辰初使辽国，“颇失使事之体，为辽人所慢”，坐罚金八斤[28]。“知制诰余靖前后三使契丹，益习外国语，尝对契丹主为蕃语诗。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体，请加罪。庚午，出靖知吉州。”[29]出使期间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由于两国关系的不对等，都要被夸张处理。因此，出使辽国被当时的朝臣视作不愉快的经历。使臣们告别中原，奉命出使，担负着特殊使命，内心总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受。在这样的心境作用之下，赴契丹途中便充满了对异乡异族难以心安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因北宋国势的贫弱以及未与契丹民族真实交往之前便存在的拒斥和疑惧心理所引起的。换言之，赴使途中，使臣们大都心绪不宁，心情不佳。

使臣们出使途中情绪的恶劣，表现为对于异乡的气候风景、异族的民俗风情的排斥不接受。北宋朝臣出使，没有了唐人欣赏异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风光之从容闲雅的气度，也没有了唐人诧异边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之惊艳猎奇的心态，更完全没有了唐人“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之慷慨豪迈的心胸。北宋“积弱”的国势直接影响了时人的心理状态。心境不同，眼光就不一样。以刘跂《使辽作十四首》中两首作品为例，诗云：

寒日川原暗，颠风草木昏。捉襟愁肘见，语客畏声吞。旷荡疑人少，仓皇觉马奔。勿惊销髀肉，长遣节旄存。

神水坚冰合，沙场寸草无。长疑泪是血，误喜唾成珠。昼出惊貂鼠，宵鸣厌训狐。悲歌人不应，自觉寸心孤。

刘跂，元祐重臣刘挚子，字斯立，东光（今属河北）人，时称学易先生。神宗元丰二年进士，有《学易集》二十卷。这是组诗中的第五、第六首。在诗人的眼中，北方边地空旷荒凉，“寸草”难生；风颠日昏，凄惨黯淡；“坚冰”酷寒，“声吞”人愁；貂鼠训狐，心惊神厌。出使途中所见，处处令人悲苦愁叹。

苏辙元祐四年（1089）八月为贺辽国生辰使，对于异乡的气候风景、异族的民俗风情，诗人一开始并不接受。《次莫州通判刘泾韵二首》其二后半首云：“古锦屡开新得句，弊貂方竞苦寒时。南还欲向春风饮，塞柳凋枯恐未知。”莫州，乃今天的河北省任丘，已经地近契丹。这二首诗是与地方官的唱和之作，诗的主旨是称赞对方“拥毡绝漠闻嘉语，缓带临边出好诗”（其一）之才华。最后流露的却是自己对“苦寒”气候与“塞柳凋枯”景色的不适应，渴望能够早日“南还”，与友人再共饮于“春风”之中。诗人过雄州，同样有“烟波坐觉胡尘远”之感，期待“使君约我南来饮，人日河桥柳正黄”（《赠知雄州王崇拯二首》其一）。诗后自注云：“生辰使例，以人日还至雄州。”雄州，即今天河北省雄县，当时为宋辽边城。回到雄州，便有了“生入玉门关”的欣慰。《绝句二首》其二云：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铺草不曾消。晴寒不及阴寒重，揽箧犹存未著貂。

诗人不能接受“雪花铺草”的寒冷，难消“阴寒”所带来的身体之不适。途中诗人有时也强自安慰：“笑语相从正四人，不须嗟叹久离群。及春煮菜过边郡，赐火煎茶约细君。”（《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其二）这次出使，正使二人，副使二人。诗人期盼四人“相从”，自得其乐，本来就是拒斥外界环境的一种自我躲避。但是，诗人最终也没有摆脱对“寒生胡月夜无云”环境的不适应，只能纠缠在“明朝对饮思乡岭”之思归情绪中，以此消磨旅途孤寂之时光。

途中的孤寂与异乡的不适，非常容易诱发思乡情绪。欧阳修《奉使道中作三首》，集中抒发的就是思家之情：

执手意迟迟，出门还草草。无嫌去时速，但愿归时早。北风吹雪犯片裘，夹路花开回马头。若无二月还家乐，争奈千山远客愁。

为客莫思家，客行方远道。还家自有时，空使朱颜老。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风待客归。劝君还家须饮酒，记取思归未得时。

客梦方在家，角声已催晓。怱怱行人起，共怨角声早。马蹄终日践水霜，未到思回空断肠。少贪梦里还家乐，早起前山路正长。

离别之际，客行远道，千肠百转，魂牵梦萦。未离家门，先思归期。对家的思念成为旅途寂苦的安慰，成为克服出使期间千辛万苦的动力，“若无二月还家乐，争奈千山远客愁”。思家已极，不堪折磨，便劝告自己放宽心思，从思念的痛苦中摆脱出来，因为“还家自有时，空使朱颜老”。这样的劝告往往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思乡的情绪依然纠缠不休，甚至一直追随到梦中，所谓“客梦方在家”。这三首诗，第一首写辞家登程，第二首写客行思家，第三首写客梦还家，选取三个角度、三种时间段，将使臣的思家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异乡的拒斥与对家乡的思念，使得愁苦落寞的意绪成为使辽诗的主旋律。王钦臣《使辽回竟恭敏李公席上作》云：“穹庐三月已淹留，白草黄云见即愁。满袖尘埃何处说，李家池上海棠洲。”彭汝砺《使辽》云：“寒日拥云初漠漠，急风招雪晚萧萧。”“孤驿夜深谁可语，青灯黄卷慰无聊。”王安石《送契丹使还次韵答浄因老》云：“强将愁出塞，空得病还家。”这些诗读来没有一丝欢欣之气，诗中充塞着孤寂、无聊、苦怨之愁叹。

使臣的个性不同，使辽诗的作风也就略有不同。北宋曾经出使辽国的文人士大夫中，欧阳修算得上是一位性格刚强、不畏艰难者。《宋史·欧阳修传》称其“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井在前，触发之不顾”。欧阳修所作的奉使诗格调相对开朗，《奉使道中五言长韵》云：

初旭瑞霞烘，都门祖帐供。亲持使者节，晓出大明宫。城阙青烟起，楼台白雾中。绣鞯骄跃跃，貂袖紫蒙蒙。朔野惊飙惨，边城画角雄。过桥分一水，回首羡南鸿。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度险行愁失，盘高路欲穷。山深闻唤鹿，林黑自生风。松壑寒逾响，冰溪咽复通。望平愁驿迥，野旷觉天穹。骏足来山北，轻禽出海东。合围飞走尽，移帐水泉空。讲信邻方睦，尊贤礼亦隆。斫冰烧酒赤，冻脍缕霜红。白草经春在，黄沙尽日蒙。新年风渐变，归路雪初融。祗事须强力，嗟予乃病翁。深惭汉苏武，归国不论功。

不畏现实中的艰难，故而心境平实坦荡，眼光也就与众不同。诗人欣赏“绣鞯骄跃跃，貂袖紫蒙蒙。朔野惊飙惨，边城画角雄”之奇丽雄壮和“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的异乡风俗，心胸开阔，颇得唐人遗韵。然而，诗歌中仍然有“度险行愁失，盘高路欲穷”之路途艰辛困苦和“望平愁驿迥，野旷觉天穹”之边地荒凉空旷的描写，出使而带来的情绪上的波动隐隐可见。因此，欧阳修在《奉使契丹道中答刘原父桑乾河见寄之作》中便有了“风月坐易失，山川行知遥。回头三千里，双阙在紫霄。我老倦鞍马，安能事吟嘲”的落寞叹息。心境与情绪不能始终保持开朗乐观，愁苦之言连欧阳修也不能免，昭示了唐、宋诗人对待异国异族不同的精神风貌。换言之，北宋使臣使辽诗所表现出来的总体精神风貌并无太大差异。王安石的性格也是异常倔强，他也不曾正式出使辽国，仅仅是奉送辽使回国，其诗歌所表现的便是一片愁苦之音。

出使辽国，使臣们无法回避宋弱辽强的外交现实。“正当胡虏百年运，又过秦王万里城。尽日据鞍消髀肉，通宵闻柝厌风声。”（苏颂《某向忝使辽于今十稔再过古北感事言怀奉呈姚同事阁使》）现实就是这样让赵宋子民无奈而痛苦。弱国一方，动辄得咎。使臣们必须有忍受屈辱的精神准备，有应对棘手外交问题的心理准备。出使之际，他们要有“丹心万里驰”（苏颂《某两使辽塞俱值郊礼之岁今以至日到北帐感事言怀寄呈同馆诸公》）的报国忠诚，要有“归国不论功”（欧阳修《奉使道中五言长韵》）的置个人荣辱于度外的胸襟，要准备应付种种意外的困难局面。另一方面，作为中原大国使臣，他们又有文化上的优越感，有时也难以放下大国的架子，其心态与行为表现为一种矛盾的状态。

大国的地位与现实的贫弱，迫使他们要追究五代割让土地与北宋不能收回失地的原因，检讨现实的对辽政策。“即今瓯脱地，浑占两河田。”（刘跂《使辽作十四首》其二）事实上，这才是导致大宋使臣心情不佳的深层原因。使臣出使途中偶发性的感触，并不能全面、深入地剖析北宋“积贫”、“积弱”的根源之所在，更多地是提出一种供人思考的现象：泱泱大国何以衰弱至此？刘跂《使辽作十四首》其九云：“一作重山去，频看破镜飞。长悲青冢怨，莫忘白登围。”诗人用典故，借汉代写宋朝。汉高祖刘邦曾在白登被匈奴所围困，七日后方得突围；汉代又有昭君出塞、被迫告别故乡家人、埋骨异域的悲剧发生。“长悲”、“莫忘”，警钟长鸣，却没有更多的分析与对策。“白登”一典，当指太宗雍熙三年五月宋军岐沟关之败。是役改变了宋、辽之间的攻守形势，宋军事上由强转弱、由攻转守，且从此一蹶不振。

愁苦落寞的意绪也是苏辙赴辽途中所作诗歌的主旋律。赴使途中，苏辙无法回避地要追究五代割让土地与北宋不能收回失地的原因，检讨现实的对辽政策。事实上，这才是导致苏辙心情不佳的深层原因。　《燕山》云：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中开哆箕毕，末路牵一线。却顾沙漠平，南来独飞雁。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上论召公奭，礼乐比姬旦。次称望诸君，术略亚狐管。子丹号无策，亦数游侠冠。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浣？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践。区区用戎索，久尔縻郡县。从来帝王师，要在侮亡乱，攻坚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www.xing528.com)

燕山在今天的河北省蓟县境内，东南绵延数百里，气势磅礴，直至海滨。苏辙到此，视野为之开阔，心潮随之起伏，诗笔转向激越慷慨。诗人叹服于燕山的雄伟壮丽，联想此地“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上论召公奭，礼乐比姬旦”的历史，追问“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浣”？这个问题实际上无须他人回答，这段历史清清楚楚。诗人的追问，是借此表述内心的痛楚。诗人痛心的事实是“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践”。这里的追问，同时又是对现实的追问。因为，“从来帝王师，要在侮亡乱”。何至于宋朝开国一百多年，燕山至今仍在异族的蹂躏之下？对朝政与现实的不满，表露得非常明白。苏辙为朝廷提供的对策是“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好好治理内政，静观敌变，乘机而动，以求最终“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这是苏辙出使途中首次作豪壮语，在北宋是久违的声音。

《燕山》诗中苏辙没有更深地阐明“腥臊久不浣”的原因，却通过追悼北宋边塞骁将杨业，曲折表明自己的观点。《过杨无敌庙》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宋史·杨业传》称杨业“以骁勇闻”，“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入宋以后，在与辽国交战中屡立战功，“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这样一位骁勇善战的边将却由于主帅的错误兵败身死。这首诗开篇写今日杨无敌庙周围的荒凉寂寞，寄托诗人的一腔哀思。紧接着苏辙便直接追究战败的原因：“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杨业之死，非战之罪，乃性格太刚直而遭人嫉恨的缘故。宋太宗追悼、褒奖杨业的诏书中曾这样解释战败的原因：“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宋史·杨业传》）西晋名将周处（字子隐），“忠勇果劲”，刚直不阿，曾得罪梁王彤。后随梁王出征，遭其陷害，力战而死。其遭遇几乎与杨业相同。苏辙最后用此典，是想要告慰地下英灵，也是表明自己的观点：北宋屡屡战败，原因是疾贤妒能者当政和懦弱无能辈的决策失误。有鉴于此，《燕山》诗中才会提出“中原但常治”的对策。这样的思考，稍稍深入，但还是不能切中要害。哪个朝代没有疾贤妒能者？因此，这仍然是北宋屡战屡败的枝节原因。宋人军事上的失败，与宋代中央过分集权、扬文抑武等基本国策相关，这些是宋人当时无法认识清楚的。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是泛泛而谈，表现在苏辙诗中就更为空泛。

使臣到达辽国之后，通过实际的接触，对异族有了切身的了解与理解，相互间产生了交流与沟通，对待异乡异族的情感往往会有相当的转变。宋、辽自从签订和约以后，契丹人对中原抱有相当友好的情感，他们相当仰慕中原的先进文化。《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契丹主闻真宗崩，集蕃汉大臣，举哀号恸，因谓其宰相吕德懋曰：‘与南朝约为兄弟，垂二十年。忽报登遐，吾虽少两岁，顾余生几何？’因复大恸。又曰：‘闻皇嗣尚少，恐未悉通好始末。苟为臣下所间，奈何？’及薛贻廓至，具道朝廷之意，契丹主喜，谓其妻萧氏曰：‘汝可致书大宋皇太后，使汝名传中国。’乃设真宗灵御于范阳悯忠寺，建道场百日，下令国中诸犯真宗讳悉易之。差殿前都点检崇义节度使耶律三隐、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知制诰马贻谋来祭奠，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宁、引进使姚居信来吊慰，左金吾卫上将军萧日新、利州观察使冯延休吊慰皇太后。”[30]这样的友好态度，会给北宋使臣以真实亲切的感受，他们对待契丹人的态度，会从拒斥转向适应，从陌生转向友好。北宋使臣使辽诗，保留至今的以苏辙的作品居多，其间也比较完整地保留下苏辙态度转变的全过程。

苏辙进入契丹国境后，最先接触的契丹人是辽国的接伴使与副使。依照规矩，他们是来迎接北宋使臣的，负责安排北宋使臣在辽国境内的活动。《契丹国志》卷七载辽圣宗所为：“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记》，验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赐赉物则密令人体探。”做好充分的接待准备。这次担任接待苏辙任务的馆客者是侍读学士王师儒，他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尤其喜爱二苏文章。《宋史·苏辙传》称：苏辙“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这样一位特殊的接待者，很快便消除了苏辙对异国异族的猜忌和拒斥。苏辙参加了对方举办的招待宴席后，心情已经有了转变。《会仙馆二绝句》云：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连客，颇识峰峦是胜游。

岭上西行双石人，临溪照水久逡巡。低头似愧南来使，居处虽高已失身。

苏辙第一次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异乡的景物，赏识起“北嶂南屏”、“西山溪流”、“岭上石人”等，夸奖此地为“胜游”，且有了“低头似愧南来使”的轻松调侃的语气。这时候，苏辙没有了阴霾的心情，没有了对环境的不适应，没有了诸多不愉快的联想，没有了对异族隐隐的敌意。异乡的气候风景如旧，只是诗人的心情改变了，景物动人的一面也就呈现出来了。语气之间，苏辙对“胡人置酒流连客”也颇感欣慰。

而后，苏辙的态度变得平和起来。辽中见闻，依然有触景伤情之处，但总体上的态度是接受，而不是拒斥。《出山》云：

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

这首诗对辽地的风土人情就描述得比较详尽。过了古北口，山地渐少，平田连片，各族百姓大致都能安居乐业。即使“流徙”此地的汉人，也能够“赋役稀少聊偷安”。苏辙此时提及“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态度远不如《燕山》诗愤激与痛恨，更多的是接受。契丹人立国，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复杂融合的过程。苏辙此诗写出了辽地民族融合的比较令人宽慰的现状。“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这是异域风情的速写，令人向往而不畏惧。“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以下，是苏辙与祖辈居住在辽国的汉人交谈后的感触，诗后注明“此皆燕人语也”。汉人不忘故国的民族情感触动了苏辙。“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是对《燕山》诗中“割弃何人斯”的回答。流落异域的汉族人，情感上充满了对中原现政权的依恋，他们将沦落的原因追究到“石瑭”、“禄山”，也不会谴责赵宋，苏辙的情绪明显受他们影响。这首诗采用“诗史”实录的方式创作，后半段所流露的民族情感也都是见闻实录，不掺杂苏辙自己更深更痛的追问，也没有因此而带来情绪上更加强烈的波动。心境与态度的改变，可以影响诗人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哪怕是最为敏感的民族矛盾问题。

与中原相比，契丹民族文化落后，日常生活粗糙，生存环境恶劣，所见所闻又使苏辙产生不可遏止的中原民族优越感。《虏帐》云：

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舂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我来致命适寒苦，积雪向日坚不融。联翩岁旦有来使，屈指已复过奚封。礼成即日卷庐帐，钓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甘心五饵堕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祥符圣人会天意，至今燕赵常耕农。尔曹饮食自谓得，岂识图霸先和戎！

诗中有异族生活方式的形象生动的记载，也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成见的表现。北宋对契丹的卑躬屈膝被苏辙美化成“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真宗与辽国签订城下之盟的懦弱和羞辱，被苏辙美化成“祥符圣人会天意，至今燕赵常耕农”。赴使途中还是一肚子的屈辱不平，到这里都转化为自我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实质上是苏辙在特意维护自己上国使者的身份与尊严，不自觉地表现出大汉族与大国之情绪。这样的情绪，不是一次或数次的民族接触与交往可以消除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间。

不过，在辽国的多数时间里，苏辙的态度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诗笔接触到异域的诸多方面。如写异域风俗人情者尚有《奚君》，诗云：“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不知臣仆贱，漫喜杀生权。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异域异族的生活方式、君臣关系、婚姻风俗，都与中原不同，这让苏辙感到非常新奇。写异域地理环境者则有《木叶山》，诗云：“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乾坤信广大，一气均美恶。胡为独穷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复尔，垢污不知怍。君看齐鲁间，桑柘皆沃若。麦秋载万箱，蚕老簇千箔。余粱及狗彘，衣被遍城郭。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尧舜仁，独不施礼乐。”对契丹人居所土地的贫瘠荒凉充满同情，诗人以善意的口气叙述这一切，而不是抱有敌意的乘机奚落鄙夷。

态度的改变源于对异族了解的增加与深入。苏辙发现，事实上契丹民族对中原政权抱有比较友好的情感。《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其四云：“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顾我何功惭陆贾，橐装聊复助归田。”辽人礼貌周全，所表达的善意令苏辙感动。到苏辙结束使命回归中原的时候，甚至出现“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渡桑乾》）之感人情景。苏辙在这首诗里依然叙述了对异乡气候、环境、饮食的不适应，如云“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但此时所描写的个人不适应，是作为“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情景的反衬。与此民族友好的大前提相比，个人短暂生活的不适应又算得了什么？此时的苏辙，不再纠缠于历史的陈账。“久安和好”是契丹人的美好愿望？还是苏辙自己的良好祝愿？总之，这才是民族相互交往的一种理想境界，也符合现当代民族相处交流的理念。这是苏辙在完成整个出使任务过程中的深刻体验，是苏辙认识上的飞跃。

出使期间如此的态度变化，与南宋使臣出使金国的态度明显不同。南宋使臣踏上刚刚沦丧的国土，见到新为异族奴役的故国百姓，心境异常悲苦愤恨。“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范成大《州桥》）所见所闻，一致会化作收复失地的决心。不可能有情感上前后巨大的转移。

当然，在辽国期间，苏辙表现出强烈的思归思亲情绪。“前日使胡罢，昼夜心南驰”（《伤足》），这对远离亲人的使臣来说是很正常的。除了寄给兄长苏轼的四首绝句以外，又有《春日寄内》，诗云：“春到燕山冰亦消，归骖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华发，初试东风脱敝貂。插髻小幡应正尔，点盘生菜为谁挑？附书勤扫东园雪，到日青梅未满条。”冬去春来，苏辙的使命已经完成，立即要起程回去。“插髻小幡”、“点盘生菜”都是中原立春特有的风俗。此时，诗人反而归心似箭，他已经在预想与亲人重聚的具体时日。此外，又有《十日南归马上口占呈同事》，诗云：“南辕初喜去龙庭，入塞犹须阅月行。汉马亦知归意速，朝旸已作故人迎。经冬舞雪长相避，屈指新春旋复生。想见雄州馈生菜，菜盘酪粥任纵横。”立春日，宋人将生菜、果品、饼、糖等拼置堆积盘中食用，称“春盘”，以表迎新之意。苏辙想象自己可以回到雄州，见此欢闹节日景象。

刘跂到达辽国以后，受到的也是友好盛情的款待。《使辽作十四首》其十一、十二云：

今日朝元仗，千官两掖门。从容鱼藻宴，供奉柏梁尊。厌服貂裘敝，愁看桂酒温。谁知广文淀，水面箔为藩。

置酒穹庐晓，僧山合管弦。应缘地褊小，难遣舞回旋。风急皮毛重，霜清湩酪膻。君看东向坐，贵重尽童颠。

契丹人设国宴招待使臣，君王亲自出席，“千官”陪同，盛况空前。酒宴之间，君臣和诗，气氛融洽而高雅。相传汉武帝曾在柏梁台上与群臣赋七言诗，人各一句，句句用韵，后人称之为“柏梁体”。这样的酒宴氛围，让来自文化修养相对高之中原地区的北宋使臣，感到异常亲切，很容易产生宾至如归的感受。在他乡酒宴所见的“回旋”急舞，也令使臣耳目一新。心态的转变，就使刘跂有了平和的心境去欣赏异乡异族“风急皮毛重，霜清湩酪膻”之类不同于中原的人情风俗。欧阳修出使辽国，所受到的也是这样高规格的接待。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载：“欧阳文忠公使辽，其主每择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尔。’其为外夷敬服也如此。”

契丹人仰慕中原文化，北宋使臣有更深刻的切身体验。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31]所以，北宋使臣时常负担起文化交流的职责。契丹国君往往选择本国文学才能出众者，接待北宋使臣。酒宴之间诗歌酬答，别具风貌。如仁宗皇祐二年（1050）三月，“翰林学士、刑部郎中、知制诰赵槩为回谢契丹国信使，西上阁门使、贵州团练使钱晦副之。契丹主席上请槩赋《信誓如山河诗》，诗成，契丹主亲酌玉杯劝槩饮，以素折叠扇授其近臣刘六符写槩诗，自置袖中”[32]。

使辽诗在这里所传递的，不仅仅是使臣们的心路历程，也是在给中原人士传递新的民族信息。中国古代官方的民族观念，充斥着大国沙文主义色彩，很少以平等同类的眼光去看待外族，这是不容讳言的。读宋人文集，能够意识到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深深隔阂。以苏轼为例，基于对异族狭隘的认识，苏轼多次坚决要求朝廷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苏轼心胸气度要远比苏辙豁达开阔，接人待物要远比苏辙平和宽容，这都是被人们所熟知的。然对异族的评价却不如乃弟宽厚平实。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苏辙有了这次出使的机会，有了与异族相对长的交往时间，有了对辽国更真切深入的了解。比较苏辙出使途中与到达契丹之后的态度变化，非常能够说明问题。隔阂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相互不了解，闭关锁国只能造成更深的隔阂。苏辙的态度转变昭示了民族交往的一条规则：需要客观、具体、深入地去了解“他者”，方能更加真实地把握对方，方能逐渐达到民族和平共处的理想境界。笔者时常钦佩金庸先生《天龙八部》通过塑造萧峰这位英雄形象所昭示的民族和平相处的既艰深又浅显的道理。萧峰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缘于身份的突然改变，缘于他因此对契丹人有了更真实深入的了解。假如萧峰始终为一汉人，他也将带着很深的民族隔阂，一生视契丹人为“辽狗”。萧峰的态度转变可以与苏辙的出使经历相映证。这就是北宋使辽诗所留给后人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