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有一点给人印象很深：尽管这是一曲悲壮而严峻的悲歌，却并不使人感到悲观和沉郁。
在这出悲剧中，莎士比亚通过种种艺术手段，着力塑造了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一个典型——哈姆雷特。我们在剧本中和舞台上看到，当哈姆雷特从父王的亡魂那里得知父亲惨遭叔父谋害的经过后，他深深意识到历史赋予的使命，发出了这样深沉的感慨：“时代脱了节，唉，真糟啊，可偏偏我有责任把它整好！”把脱了节的时代重新整好，这样重大的历史使命哈姆雷特自然是无法完成的，但他终究还是向这个时代的代表、他的叔父克劳迪斯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剧终时，我们看到，他在比武厅上先是慷慨陈词，痛斥克劳迪斯的累累罪孽，然后从高台上一跃而下，将带毒的利剑刺进了这个罪犯的胸膛。显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一方面，他通过克劳迪斯等卑污的灵魂，惟妙惟肖地揭示了现实是什么样的，与此同时，又通过哈姆雷特这一鹤立鸡群的形象，满怀激情地展现出现实应该是什么样的。尽管这位被作者理想化了的“救世主”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设想都是抽象的、乌托邦式的，因而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使得作者的理想和读者、观众的希望都有所寄托，使人感到，现实生活中尽管充满了淫乱堕落、欺世盗名、尔虞我诈、借刀杀人等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但也还有哈姆雷特这样伸张正义的英雄，已故先王这样“尽善尽美”的贤君，以及奥菲利娅那样纯洁的爱情和霍拉旭那样不渝的友谊。这就为这出主题异常严峻的悲剧平添上一线光明的希望。
随着剧情的逐步发展，剧中的全部重要人物都相继死去，最后连哈姆雷特也不例外。这种悲惨的结局本来是很容易造成一种惨淡、阴暗气氛的，然而实际效果却并非如此。映入人们眼帘的是这样几种截然不同的死法，克劳迪斯被哈姆雷特连戳三剑，滚翻在地，那顶象征着权力的王冠也从他的头上跌落下来；好进谗言的御前大臣波洛涅斯躲在帘子后面偷听，被哈姆雷特一剑捅死，瘫倒在地，像条死狗似的被拖了出去；王后误喝了克劳迪斯为哈姆雷特准备的毒酒，毒性发作，从宝座上滑落在地；企图用毒剑暗算哈姆雷特的雷欧提斯躺在台阶上抽搐死去；而奥菲利娅，却是“像一条美人鱼一样漂在水面上”，唱着歌与世长辞的；至于哈姆雷特王子，则是告别了“不幸的王后”，赦免了雷欧提斯的罪愆，讲完了自己的遗嘱，然后安详地躺在国王的王位上，离开这“冷酷的人间”，去追随父王先行的亡魂。剧终时，哈姆雷特的尸体在肃穆的丧礼进行曲中被抬上城堡最高处的平台，他的葬礼不但有军乐伴奏，有群臣志哀，更有克劳迪斯做祭品。尽管正义的化身哈姆雷特在这场斗争中遭到了毁灭，但是作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代表的克劳迪斯终于受到应得的惩罚，被他愚弄、欺骗的王后和雷欧提斯在弥留期间也最终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转而请求哈姆雷特宽恕。这样，道德胜利的桂冠终于戴到了哈姆雷特的头上，正义的阳光终于照进了阴森的丹麦城堡，也照进了和哈姆雷特同命运共呼吸的千百万读者和观众的心。惟其如此，哈姆雷特之死才使人不但不觉得黯淡凄惨，反而感到一种莫大的宽慰和满足。(www.xing528.com)
《哈姆雷特》从整体上讲是一出典型的悲剧，但作者不时绝妙地插进一些幽默、风趣的场面，如哈姆雷特和戏子们的交谈、同“苍蝇”般的小丑大臣奥斯里克的对答、装疯时与波洛涅斯的对答等，特别是对几个反面人物的机智而尖刻的嘲弄，往往引起读者和观众由衷的、轻松的哄笑。当那个从不让自己的舌头安静片刻的大臣波洛涅斯被哈姆雷特误刺身亡后，哈姆雷特指着他的尸首诙谐地说：“这位大臣现在多安静、多谨慎、多庄重啊，可是他生前却是一位愚蠢而多嘴的小人！”当霍拉旭告诉哈姆雷特：“我是来参加您的父王的葬礼的”，哈姆雷特回答说：“我想你是来参加我的母后的婚礼的。……这是一个节约的好办法：葬礼中剩下的肉饼，吹凉了正好宴请婚筵上的来宾。”这是一种“悲剧喜唱”的艺术手法。俗话说：“要想甜，撒点盐。”反过来讲，本来是十分悲痛的事情，通过这种逗人发笑的形式来表现，反而使读者和观众更加同情作者所同情的主人公。这种手法绝不是简单地增加一点笑料来缓和气氛，娱乐读者和观众。它不仅没有损伤悲剧深刻的主题，没有削弱悲剧感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反而使全剧有张有弛，有起有伏，曲折地反映出哈姆雷特那种咬啮人心而又无可言状的痛苦心情以及他的忠贞、正直、机警，反衬出克劳迪斯、波洛涅斯之流的荒淫、蠢笨、虚伪。
我们社会主义时代也需要悲剧。尽管由于时代不同，我们的悲剧同以往任何时代的悲剧相比，其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认真研究《哈姆雷特》从剧本到舞台以至银幕的艺术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和创作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确实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98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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