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阿登战役：坦克大决战、反败为胜

每当暮春田野里罂粟花怒放的时候，总会有大批的英国人过海来到比利时西弗朗德斯的伊普尔凭吊在一战伊普尔战役中捐躯的数十万名英军将士；而每年隆冬十二月，也会有大批的美国人来到比利时瓦隆尼亚东南近卢森堡边境的巴士通（Bastogne，近译为巴斯托涅）来悼念二战末期在这里的阿登大战役中牺牲的近两万名美军将士。美军在这次大战役中的伤亡数超过了著名的诺曼底战役——而这竟然是因为盟军高层令人不可思议的骄敌麻痹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1944年夏，盟军开辟西线战场。6月6日清晨，以美军为主力的盟军在长达一百八十多公里的诺曼底北海滩强攻登陆成功，近三百万盟军将士先后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成功开辟了西线战场。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德军节节败退，到9月底，盟军已经将西线的前沿阵地从西南东三面逼近德国本土。面对西线反攻的节节胜利，盟军高层几乎都乐观地认为：希特勒败局已定，德军在所有战线上都在打防御战，已经不可能有机会站稳脚跟反扑了。

但实际情况和盟军高层的乐观估计恰恰相反。

从9月底开始，希特勒就秘密地策划了由他亲自命名的“守望莱茵河”的反攻作战计划，企图集中优势兵力迅速突破盟军防线，强渡马斯河，夺取盟军的主要补给港口安特卫普；德军则重新夺回西线主动权。

“守望莱茵河”计划需要大量坦克为前阵冲破盟军的防线。为此，希特勒调动了好几个最强劲的装甲集团军到阿登前线；还增配了六千门火炮和两千多架飞机。比利时东南的阿登山区是当时盟军防线的最薄弱环节，而且阿登山区还有一个气候上的条件有利于德军反攻：每年12月份这里不但寒冷，而且天空总是阴雾沉沉风雪弥漫。这不仅有利于德军掩蔽他们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而且盟军空军很难在阿登山区对德军坦克进行有效的轰炸。

“守望莱茵河”行动在高度保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着，大量坦克的调动都是在夜间进行；德方甚至不准使用电报以防止情报被盟军截获。尽管如此，驻扎在阿登地区的美军第一集团军的情报专家狄克逊少校还是截获到了德军坦克大批调动的密电，并破译了希特勒调动装甲集团军的最高军方指令。他立即把这些重要情报报告了美军在阿登地区的司令布莱德雷将军，竟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这些破译的密电甚至也没有引起巴黎盟军总部的重视。接下去，狄克逊少校又截获了德军最精锐的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于12月10日进驻阿登的重要情报，居然还是没有引起盟军高层的警觉。当时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对形势非常乐观，甚至认为可以适当休整轻松一下，为此他提议于12月16日在巴黎为一位普通美国士兵举办战地婚礼，以制造乐观氛围。德方自然是及时抓住了12月16日这个最好的进攻日期。就在德军发动进攻的前几天，狄克逊少校又截获到了德军调动的情报，布莱德雷依然认为这只是德军的例行调配，他执意要前往巴黎参加战地婚礼——这是个很看重上下关系的人。更荒唐的是，他担心狄克逊少校会多事而影响自己的巴黎之行，竟然命令狄克逊少校休假。

当时阿登地区双方军力的对比是：到12月16日为止，希特勒已经成功地调动结集了二十三个师的德军，兵力总数达四十万；而驻守在阿登地区的美军仅仅只有四个半师，兵力总数不足八万。阿登地区的美军就是在这样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入了激战的前夜。

1944年12月中旬，冰天雪地的阿登地区达到了三十八年以来的最低气温。

12月16日夜，德军以数千辆坦克为前阵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大规模反攻。尽管阿登地区有部分美军一直处于戒备状态，但根本应付不了这样的猛烈攻势，美军节节溃退。消息传到巴黎，盟军高层大惊。艾森豪威尔甚至说：“怎么会是他们!?”

不到一天，美军第106师的两个团7000多人被德军包围后投降，成为美军在欧洲战场上遭到的最严重挫败。到第三天，德军已经把战线推进成为宽一百公里、深五十公里的“突出部”（Bulge），德军兵力已经逼近了马斯河。“突出部”是一个军事术语，但它却成了这场大战役的代名词，在美英的军事史上，阿登大战役常称之为“突出部战役”（The Battle of Bulge）。

希特勒的主要目标是要强渡马斯河，直取安特卫普而阻断盟军的补给。为了坚守住马斯河，美军急速增援，战斗惨烈；最后美军守住了马斯河，代价是四千多美军的阵亡。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艾森豪威尔把麦考利夫（AnthonyMcAuliffe，1898—1975）准将精锐的101空降师于17日空降到了巴士通，但马上就落入了德军重重的包围圈，战斗十分激烈。由于天空阴沉，能见度很低，美国空军一时间无法空投补给，形势十分紧急。19日巴顿将军指挥的美军第三集团军奉命北上支援巴士通。

坚守巴士通的美军非常顽强，德军围困五天而不克。22日，希特勒亲自发给麦考利夫准将一封劝降信：要么投降，要么被歼灭！麦考利夫在给希特勒的回电中只用了一个字：“Nuts（胡扯）！”。此电文在盟军中广为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这成为二战史上的美谈，也是军事史上的短信之最，只有一个单词。不得不佩服麦考利夫准将在紧要关头上的勇气和幽默感。

三天后的圣诞节，阿登地区的天空豁然开朗，为美军的大反攻提供了良机。美国第八航空队的战机遮天蔽日般出现在阿登上空，为在巴士通几乎快要弹尽粮绝的101空降师空投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并对德军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次日，巴顿将军指挥的部队终于杀开血路冲了进去。巴士通终于解围。

美军第二装甲师接着在马斯河东岸同德军展开惨烈的坦克大决战，在美国空军的配合下摧毁了德军所有的坦克，为阿登战役的反败为胜奠定了基础。

1945年元旦，德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扑行动失败。元月3日，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同时出击，展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交锋。德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却，全部撤回。盟军终于取得了阿登战役的最后胜利，但代价是惨重的。

从军事角度看，英军统帅蒙哥马里认为德方的《守望莱茵河》行动是“天才的计划”，几乎天衣无缝。然而它毕竟把相当的赌注押在了阿登地区的天气上。凡涉及“天”的东西，都靠不住，天有不测风云，这“天衣”非但不能“无缝”，在最关键时刻，那“天缝”不但大开，而且是晴空万里。盟军终于把握了天机对德军做出了“地狱般的摧毁”。美军在阿登战役中，就如同在诺曼底战役中一样，再次作出了可歌可泣的伟大贡献，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邱吉尔甚至认为这是“美国人在战争史上最伟大的一役”。

我又想起了在诺曼底战场的那个傍晚，我的法国朋友的那番议论：美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参战的，“死掉的全是穷人子弟和黑人”。我不能够说他全错，至少是极其片面的。对于诺曼底大登陆和阿登大战役，美军的确是体现出了为正义而战的“拉法耶特精神”。否则欧洲还会遭到法西斯的蹂躏不知到何年何月！

笔者曾三次在前往卢森堡的中途访问了巴士通市。这是一座让到访者深深感受历史的城市，时时在提醒人们先辈们为和平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和平的来之不易。这里有阿登战役纪念馆，里面列出了来自美国各个州的军人的贡献。在市中心的麦考利夫广场上，有麦考利夫纪念铜像和美军的巨型坦克。在巴士通周围，到处可以看到二战遗留下来作为纪念品的巨型坦克。

每到巴士通，让我想到的往往是巴顿将军，以及那疑云缭绕的巴顿之死。

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1885—1945）是举世闻名的二战骁将，他战功累累，威震四方，彪炳史册。就阿登大战役而言，他指挥的第三集团军也作出了关键的贡献。巴顿是智勇双全的将才，还是很有思想和远见的军事家，但也是粗犷暴戾的武夫。

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六年的1935年，身为陆军中校的巴顿在夏威夷撰写了一篇《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的论文，预言珍珠港有被日本偷袭的危险，指出这对美国将是灾难性的。可惜他的预言并未受到重视。

巴顿出自美国加州一军人世家，曾祖父是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位准将，祖父和父亲都出自弗吉尼亚军校。巴顿十七岁进入弗吉尼亚军校，十九岁进入西点军校，二十四岁于西点军校毕业。他以杰克逊的名言“不让恐惧左右自己”作为自己的格言。1917年美国加入了一次大战，三十二岁的巴顿被派往法国，在那里培训坦克部队，并创建了坦克学校。在一战结束时他因此得到了杰出贡献奖。在一战末期收复马斯河战役中，他以英勇善战获得卓越十字勋章。一战后他因其在坦克作战方面的经验在华盛顿特区一个军事委员会负责撰写坦克作战手册。其间，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设想：坦克不应该仅仅是步兵的辅助军事手段，它必须发展成为陆军独立的一种作战手段。他的这个建议在后来二战同纳粹的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巴士通市中心麦考利夫广场上的盟军解放纪念火炬（上左）和麦考利夫的纪念铜像（上中）和美军的巨型坦克（下左）。巴士通市的阿登战役纪念馆（上右）和处处可见的坦克纪念品（下右）。

就在华盛顿特区期间，巴顿认识了小他五岁的艾森豪威尔（艾克），两个人对坦克的共识使他们成了挚友。后来巴顿去了夏威夷；艾克运气好，跟着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去了菲律宾；但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接下去的年月里，巴顿一直是个纯粹的职业军人，而艾克则参与政治，又有名人的提携，所以晋升得比巴顿快很多。但反过来，艾克的飞黄腾达也对巴顿的军人生涯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使他有机会在二战欧洲战场上大显身手。(www.xing528.com)

巴顿具备荷马史诗般的英雄气概和威武尊荣。他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但也专横任性，残酷无情。他认为赢得战争就靠胆量与鲜血，被称之为“血胆将军”。他常爱用他那极富有个性特色的粗言秽语去激发官兵的士气，往往屡建奇功。他的粗言秽语常令他的士兵们欢呼雀跃，也常使他的同僚和上司侧目不满。

巴顿也常表现得像一个战争狂人，嗜杀成性。他的暴躁冲动曾经导致了五次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被屠杀事件。在西西里岛的墨西那，暴怒的他曾当众在桥上把堵住了军车的两匹军马踢下河去。这些带有“暴行”色彩的行为，常常引起争议，也是某些嫉妒他的同僚们打小报告的丰富资料，这对他的前程而言无疑是凶多吉少。

诺曼底战役开始后，巴顿集团军的进攻效率和运动战速度把局部的突破转变成了全面进攻，迫使德军全面溃退，使得美军的进程大大超越到了英军前头。在阿登大战役中，巴顿的集团军也为美国军队赢得了战场上的荣誉。像巴顿这样的军人，一俟硝烟散尽，便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他一言道出了心声：“和平是我的地狱。”

和平到来，巴顿的价值不再；而其缺点却让同僚和上司头痛。他自信依然，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还常常口无遮拦。胸怀宽阔而爱才的罗斯福总统对巴顿赞赏有嘉，任何对巴顿的中伤，在罗斯福面前起不了什么作用。可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代伟人罗斯福没有能够等到胜利，四月十二日因脑溢血去世。由副总统扶正而器小识短的杜鲁门本来就对巴顿不满，他一上台，巴顿也就命途多舛了。

战后巴顿曾经回美国休假一段时间，在各地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这其实是很忌讳的。他还向马歇尔请求让他到太平洋战区去继续战斗，没有获准。他说话不注意分寸，例如把伤兵说成是真正的英雄，这引起了成千上万阵亡将士家属的不满。

最善于贬低巴顿的，恰恰就是那位对阿登战役失利负有很大责任的布莱德雷。耐人寻味的是，在战争时期充分利用了巴顿的“上司和好友” 艾森豪威尔在战后却把最高的评价给予了平庸的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是有政治打算的，和平时期的巴顿除了会惹麻烦，对他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何况巴顿也的确毫无顾忌地指责过他们在阿登战役前的失责。他不会允许因为巴顿而影响自己的远大前程。

尽管巴顿对攻克柏林立下了卓越的战功，战后却只让他管辖巴伐利亚的美军。可惜巴顿还是口无遮拦，并对一些纳粹残余抱着姑息纵容的态度，还常常发表指责苏联的言论，这对战后十分敏感的冷战局势很不利。对此他不听劝告，还同艾森豪威尔大吵了一通。巴顿的精神反常，同他对自己没有用武之地而感到的失落有很大关系。他甚至对日本投降而失去了亚洲战场感到遗憾。最后，他被贬到了法兰克福北边一个小镇瑙海姆温泉去负责二战欧洲战史的撰写，但他很快就厌倦了，随后就到处旅行，自然常会有“不当言论”。

就在巴顿被频频降职的同时，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当局却以国宾的最高待遇邀请巴顿参加巴黎的国宴，公开不给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面子。在历次战役中频频被巴顿抢了战功而忿忿不平的英军统帅蒙哥马利也摒弃前嫌，对巴顿赞不绝口。这些恰恰都是帮了倒忙。

巴顿死得非常意外而离奇。

1945年12月9日，同僚盖伊将军邀请巴顿前往南边莱茵河畔的施派尔去打猎，途中在曼海姆附近发生了车祸。事发当时巴顿和盖伊是坐在巴顿的卡迪莱克轿车内，停在一个铁路岔道口等候火车通过。火车过去，他们的卡迪莱克就以很低速度通过了道口。看着道路两旁许多被遗弃的车辆，巴顿叹道：“战争实在可怕，留下这么多垃圾。”听他言，司机也分心地看了一下路两边。就在这时候，对面的一辆卡车突然来了个急左转弯，撞向了巴顿的卡迪莱克。由于车速很低，其他人都仅仅是轻微的擦伤，唯独坐在后座的巴顿却因为撞上了前面同司机之间的玻璃隔离屏风而血流满面，当场就瘫痪和呼吸困难。他立即被送到了附近的海德堡医院，诊断的结论是颈椎移位和骨折。接下去的十二天里，他一直在接受痛苦的颈椎牵引治疗。巴顿受伤的消息传到美国，许多人从美国飞来德国探望，但都被挡在了医院门外，只有他的夫人被允许入内。

12月21日下午6点，他被宣布不治身亡，享年六十。

他被安葬在卢森堡的哈姆（Hamm）美军墓园，同他的第三集团军的阵亡将士们长眠在一起。他的墓和普通士兵的规格一模一样。墓碑上面刻着“乔治·S·巴顿，第三集团军将军，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殁于1945年12月21日”。

由于巴顿死亡的离奇，加上他在医院的十二天被神秘地隔离，再联系到他当时的处境，于是就出现了种种传闻，怀疑他是死于谋杀。正如“乔治·S·巴顿历史学会”主席查尔斯·普罗文思（Charles Province）所言：“的确是有很多人对巴顿的死感到他妈的由衷的高兴。”有人甚至直言无讳地指出：要是巴顿活到1952年，艾森豪威尔能够竞选成为美国总统吗？

尽管关于谋杀的种种怀疑和指责似无实据，但是关于巴顿之死缭绕了几十年的疑云却始终没有散去。更离奇的是，在巴顿去世后六十三年的2008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版了一本由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罗伯特·威尔考克斯（Robert Wilcox）撰写的标题为《目标瞄准巴顿》的书；这本书还得到了“乔治·S·巴顿历史学会”的肯定。

《目标瞄准巴顿》大致上是围绕两方面话题展开的。

一是作者对二战后期欧洲战场上许多发人深省的现象进行了探底。例如，在诺曼底登陆以后盟军高层所犯下的多次致命的失误，在事先几乎都为巴顿所言中；阿登大战役前盟军高层的骄敌麻痹，使得阿登大战成为美军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役，对此，巴顿也没有隐瞒自己的不满和指责；更为蹊跷的是，明明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完全可以在苏联人攻克柏林前抢先收复柏林或布拉格，却被艾森豪威尔为了讨好斯大林而强迫命令停了下来；等等，等等。

二是作者通过一位名叫道格拉斯·巴扎塔（Douglas Bazata）的职业神枪杀手的亲述披露了关于巴顿之死的种种史实。在巴顿遭遇不测三十四年后的1979年9月25日，从事了职业杀手五十年“有堂吉诃德般传奇生涯”的巴扎塔在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饭店的一个会议上对着四百五十位来宾当场承认，是他接受了美国中情局前身、当时的“战略服务办公室”（OSS）负责人、号称“野蛮比尔”的杜纳凡（Donavan）将军的亲自安排，要他“让巴顿闭嘴”。当时的赏金是一万美元。此后直至1999年巴扎塔去世的二十年内，作者曾同他多次访谈并阅读了他的日记。

按照巴扎塔的说法，在那天巴顿出发前，巴扎塔亲自对巴顿的卡迪莱克座车动了手脚，把汽车的后窗改成不能够关死的活动窗。他本人使用的武器是专门在捷克加工的钝器发射器，它可以造成严重的内伤而不留下明显的外伤痕迹。出事那天，那辆闯祸的卡车是被另外一辆事先安排好的卡车所撞。就在撞车的那个瞬间，巴扎塔从巴顿的卡迪莱克后方不到三米处扣动了发射器，螺旋桨式的飞行钝器撞开后窗击中了巴顿的颈部，导致颈椎断裂。巴扎塔还特别指出，目前在博物馆里展出的那辆所谓“巴顿的卡迪莱克”根本就不是出事的那辆车，因为巴顿座车的后窗已经严重毁坏，而美军当局隐瞒了车祸现场的真相。

在车祸以后的十天，完全出于策划当局的预料，巴顿居然恢复得很好，并决定马上要出院回国。如何在车祸后的第十二天出事了？按照巴扎塔的说法，那最后的致命行动是由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插手完成的：他们偷偷为巴顿注射了氰化钾。原来巴顿也是在斯大林的死亡名单上。巴顿被宣布死亡后，当局拒绝进行任何尸检，以心脏猝死作为搪塞，草草处理了后事。

自然，靠一本书是很难让历史做出结论的，就好像马里兰大学教授山缪尔·匈鲍姆的巨著《莎士比亚生平》不管分析研究得如何透彻，如何令人信服，也无法让当局改变对莎士比亚真伪的结论一样；就连肯尼迪总统的遇刺身亡，不是至今也没有个交待吗！？相信政府当局对于巴顿的死也同样不会有任何作为。

平庸而妒才的布莱德雷在巴顿死后，被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破格提升为五星上将，享尽荣华；1981年以88岁高龄寿终正寝。这位善于媚上的将军在欧战期间先后解雇了几十位对他不满的下属军官；相比之下，常常会犯上的巴顿，在整个欧战期间却只解雇了一位下属军官。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抱怨造物主的不公。几十年过去的如今，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那些为巴顿的死而窃喜的家伙们？相反，巴顿的故事则会像荷马史诗那样永远传颂下去。几十年来，已经有二十多部反映巴顿将军的影视作品。特别是由著名演员乔治·斯科特在电影《巴顿将军》里将这位大家熟悉的二战英雄的形象塑造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我在卢森堡城的哈姆墓园里的巴顿墓前就遇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这也正说明了历史自有其公正的一面；每念及此，心中就能够宽慰一阵子。

这正是阿登的憾恨，也是阿登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