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历史，研究历史：《道法之问》助您深入探索

既要记录历史，更要研究历史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史学研委会始终负有两重使命，其一是记录历史，其二是研究历史。记录历史是为了作“史记”，研究历史是为了作“史学”。“记”为史之体，“学”为史之魂。记录历史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和前提，研究历史则是记录历史的深化和最终目的。不能全面、真实、客观地记录历史，研究历史就失去了母本和依托。但是，如果不研究历史，那么记录历史也就失去了其更为严肃和崇高的价值与意义。

记录历史并不容易，因为它会受到种种局限和制约。除了资料、资金、人力等的制约外，更多的制约往往来自诉说历史、记录历史的人，以及种种政治因素。

上海大学邓志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出，党史研究有十忌。

一忌活人优势。即活人抬升自己，欺负和贬低死人。

二忌正确无边。即将人神化，搞为尊者讳，甚至文其过，饰其非。

三忌一错百错。即一旦犯了错误，错是错，对也不成其为对，功也不成其为功。

四忌亲人溢美。即讲到亲人，不怕言过其实。

五忌屈人无错。即受过委屈的人，一旦平反和被认可，错便不成为其错。

六忌发泄私愤、七忌以论阉史、八忌扣大帽子、九忌捕风捉影、十忌婆婆妈妈。即将严肃的政治斗争个人化、庸俗化。

一口气列出“十忌”，可见要客观、真实、全面地记录历史并不容易。

中广协会史学研委会成立近20年来，在推动广播电视史志编写上做了大量艰苦、无闻的工作。到2006年9月，20世纪以前的各省市广播电视史志绝大部分已经完成。

其中去年有关抗战时期中国广播史和日伪广播史的编写不仅是一项补白性工作，而且体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以往谈到抗战，国共两党一直处于互贬和对骂的状态：一方说另一方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另一方说这一方是“游击，游击，游而不击，保存自己。”在2005年有关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报道中，我党明显地跳出了政党偏见和历史局限，对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抵抗、牺牲和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受到大陆、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好评。

同样，谈到抗战时期的广播，过去也只是讲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如何发挥了动员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而对国统区的广播却避而不谈。去年中国传媒大学及云南、湖南、武汉等地的广电史工作者撰写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广播，重点补白和还原了国统区广播起码在国共合作时期一致对外、呼吁抗日的真实情况。这是我们客观记录历史的一种理性和进步。

但不管怎么说，记录历史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跳出历史咀嚼历史，即在正确记录历史的基础上认真地研究历史。从中提炼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之成为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营养和基石。

一个国家和民族，一项事业在其发展历程中，总有经验与教训，不同的只是在某一时期经验多些或少些、教训多些或少些而已。但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认真总结和对待经验，可以使一个国家、一项事业顺势、顺利前行；认真总结和对待教训，可以使一个国家、一项事业少走弯路。总之，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虽然在当时具有正向或反向价值，但对未来却都具有正面的同一性价值。因此，科学地研究历史，其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鉴于中广协会史学研委会始终负有记录历史、研究历史的双重使命，鉴于史学研委会成立20年来，在各局台史志办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20世纪前的广播电视史志编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因此我建议，史学研委会及各局台史志办的工作重点，要由记录历史转向研究历史。

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还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进入新世纪、新时期，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由于广播电视适应国内外媒体竞争的需要，广播电视在苦苦寻求改革之路。

任何一项改革的成功，都需要创新的勇气，也需要理性的智慧。

广电人的理论、智慧和知识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纵向借鉴，即向历史学习；二是横向借鉴，即向外国学习；三是自己摸索，即在实践中学习。

历史是未来最好的向导。要搞好广电改革，思路之一是向历史求教。因为未来的规划与发展离不开历史的依据和逻辑线索。只有吃透历史，才能把握今天、创造未来。(www.xing528.com)

社会学的主导思想是相信社会发展的理性和有序性，而不相信无法追寻因果关系的“裂变”和“突进”。

历史上的广播电视所以这样或那样，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如果忽略这些历史根据，特别是如果忽略历史根据中在当今现实仍是合理的成分，就可能把广播电视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这样的改革无疑是极具风险的，它会加大改革的成本，使广播电视难以承受。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播电视从诞生那天起就被界定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一点今天仍没有变。因此，谈起广电的改革，张口“集团化”，闭口“产业化”，果真能“化”吗？我看不能。毛泽东同志讲，“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广播电视能够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产业化吗？显然不能。这种“化”声连天的改革显然失去了历史的理性和根据，其步履维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宣传工作始终是广播电视的中心工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到2006年已走过66个年头。66年来，广播电视宣传走过了曲曲折折的路，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积淀了沉重的教训。其中“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的广电宣传有太多的教训值得总结和记取。

第三，随着对外开放，随着新媒体的兴起，随着中外文化的碰撞和海量信息的泛滥，广播电视宣传必须创新。但是，如何保持创新激情与历史理性的完美统一，这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目前，社会上对广播电视的低俗之风多有微辞，甚至连业内人士也出此言：如果说当前的中国电视是公共电视，那它就是世界上最脏的公共电视；如果说当前的中国电视是商业电视，那就是世界上办得最差的商业电视（崔永元语）。

中国广电宣传的良性创新之路何在？这同样需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去吸取理性的智慧。

总之，历史是哲学的。过去是现在的根据，现在不仅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因此，不仅“历史无学论”、“历史无用论”不足取，而且把历史当成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把历史当成某种思想的注脚而任意剪裁历史的做法也是应当避免的。

如果说全面、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不易，那么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包括撰写中国广播电视史学就更难。

其难点之一是，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它的行为轨迹是同党的思想路线完全重合的。因此，没有完成一些复杂、敏感时期的党史研究，就很难进行广电史研究。可喜的是，有关这方面的党史研究正在进行。

2006年5月，中共北京市党史学会联合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等部门，就举办了“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座谈会。

首先，学者们认为，“文革”的教训之一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一，是对国情（包括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等）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致毛泽东等人认为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是只想停留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把领导层在经济建设的模式、规模、速度上的分歧上升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导致“文革”中要打倒所谓“民主派”、“走资派”。

第二，是对世情（包括二战后世界发展的趋势、时代的主题、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情势及资本主义的变化等）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过度担心资本主义复辟。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正是“文革”的既定目标。

第三，是对中国的传统特别是封建主义的传统（如帝王意识、皇权崇拜、专制集权等）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虽然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社会，1949年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封建传统、封建意识并未跟着灭绝，于是在权利高度集中基础上产生的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就成了“文革”的社会思想根源。

类似的关于“文革”时期的党史研究显然为“文革”时期广电史研究提供了理论环境和理论思路。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的有利因素之一。

其次，如上所述，史学研委会本部和各局台史志办已基本完成了20世纪前广播电视史志的编写工作。这一方面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同时相关人员也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转向史学研究。这是第二个有利因素。

再次，各局台在撰写史志的过程中，已有了史学研究的成分和初步基础，现在需要的是“提纯”、“加浓”和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

因此，史学研委会和各局台史志办把工作重点由记录历史转向研究历史，正当其时。

本文系作者2006年9月19日在（武汉）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电视史研委会2006年年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