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思而行因行而思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不过是芦苇，……但人是会思考的芦苇”。
青岛广电局就有一位善于思考、勤于思考的卢姓“芦苇”——卢宏。刚刚捧读过的他要我为之作序的论文集《读书与思考》就是他最近十多年来思考的见证和果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维和战略命题。而“十六大”、“十七大”以来的近十年间，又是党的理论创新、理念创新最活跃、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其中许多理念创新直接事关媒体管理和新闻传播，使得党和政府在媒体观、新闻观、官媒观、民媒观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变化。诸如提出新闻报道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新闻报道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新闻报道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等等。这一系列理念的提出，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新闻报道，使之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实现了新突破、创造了新经验、达到了新高度。其中2008年有关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被称为中国新闻报道史上的“里程碑”、“ 成人礼”。
但不能不说，党的媒体观、新闻观、官媒观、民媒观的历史性变化既是党自身理念创新的结果，同时也是与新闻人创造性的新闻实践和不断的理论研究的推动分不开的。《读书与思考》的首篇《刍议突发性事件报道》写于14年前。作者在文章中说：“目前，我们对突发事件报道的要求原则上是‘不要抢’、‘要及时请示、汇报’、‘要严格把关’”。他认为，突发事件报道如果“统得太死往往会产生负效应……一方面会影响他们（指记者、编辑）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可能违背新闻规律，……有的甚至会产生难以挽回的影响”。他列举了千岛湖事件报道的例子。
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自身的错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千岛湖事件迟报是“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2003年非典爆发初期媒体的缺位、失语是“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1976年死亡24万多人的唐山大地震三年后才报道死亡数字的做法更是“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人们从错误和挫折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平时要多得多。正是党和媒体从这些“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反思、总结，才有了今天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才有了汶川地震报道的及时、透明与开放。
宣传讲规矩，但新闻有规律。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提出：“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都具有的那种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存规律性。”胡锦涛同志2008年6月20日在视察“人民日报”时不仅强调新闻宣传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而且特别强调新闻报道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有规律的认定，而且是对新闻传播不是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而是按宣传规律办事、按长官意志或部门意志办事的否定。
卢宏同志当年提出对突发性事件报道“统得太死”“会违反新闻规律”之议体现了一种对规律的尊重和对违背规律的做法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同样在《刍议“负面报道”》一文中，他提出既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同时又不能回避问题报道。他认为，“适时、适度的负面报道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勇于面对困难，善于战胜灾害的科学的、有信心的、负责任的表现，”“是一个国家公共安全体系和预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舆论监督，他明确提出，“新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正面报道的重要内容”。这与胡占凡同志的说法异曲同工，占凡同志说：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也是正面宣传”。这些论述都是对片面理解和把握“正面宣传”、“负面报道”、“舆论监督”的一种匡正、廓清和本质性、规律性揭示与阐发。是一种负责任和具有创新性的怀疑精神、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
法国哲学家狄罗德说：“怀疑是走向哲学的第一步”。另一位法国思想家蒙田则说：“怀疑是所有哲学的根本”。如果把哲学约称为规律、真理，那么人们探寻规律、追求真理的第一步则是要有怀疑精神、质疑精神、批判精神；要有问题意识；要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理论功力和理论勇气。一切创新都始自问题的发现与提出，发现和提出问题则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不仅源于思维品质的活跃、敏锐、深刻、创造性和独立性（即不唯上、不唯书，善于突破惯性思维、从众思维），而且源自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事业的专业精神。(www.xing528.com)
胡锦涛同志在“6·20”讲话中提出宣传报道要“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如上所述，创新的起点源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而问题的最后解决则要靠规律的把握、哲学的思维、理论的深刻和创新的能力。
理论与哲学的魅力既不在于艰深、晦涩，也不在于天马行空的高谈宏论，而在于关照、回应和破解实际问题。正如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说：“哲学必须有能力将它的普遍命题的大钞票换成接近实事分析的小零钱”。可喜的是，《读书与思考》收入的近30篇文章，不仅无一不是抓住广电现存的种种问题有感而发，而且看得出作者对各类问题都力求从理论乃至哲学的层面给以解析。诸如在《关于精品创作的哲学思考》、《新闻传播人文性理念初探》、《论大众媒体的传播道德》等文章中，都不乏闪烁着思辨之光、理论之光的精辟阐述。
《光明日报》曾就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和《辩证法随笔》两部书发表评论说：“领导干部不仅要重视学习哲学，更要有哲学的思维，用好哲学。”爱迪生也说过：“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教会人的思索。”广播电视做为文明社会的文明传播者，要教会人们思索，必须自己首先学会科学的思索。既要善于思索、谋划广电内部的改革与发展，又要善于思索、谋划付诸社会与大众的各类新闻、文化、服务、知识、娱乐节目的传播。但多年来，在体制改革上，翻烙饼的现象一波一波。一转就灵，一合就大、一大就强的简单化思维仍很盛行。在广电传播中通篇是空谈、套话，表面看导向正确，实际上无用的新闻连篇累牍；低俗、媚俗、庸俗，表面上创新，实际上叛道的娱乐类节目屡禁不止。广电改革和广电传播中这种盲目的东奔西突，其实都是缺乏对规律性的敬畏、缺乏科学精神和哲学思维的表现。
卢宏同志历经记者、新闻中心主任、 局总编室主任，在忙于“热运转”的同时不忘“冷思考”。所撰写的理论文章不仅是诸《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视听》等多家刊物，且在山东乃至全国的论文评选中多次获得一、二、三等奖。这种对理论探索和追求的执着精神十分可贵。因为现实是：广播电视重实践、轻研究的现象没有根本改变，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落后于广电事业发展的现象也没有改观。
从本质上说，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思想史。广电业亦然。而因为广播电视是一种影响巨大的大众媒体，因此，广电人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专业技巧，还必须有科学思维、理论思维、哲学思维。每个人都要做一个“会思考的芦苇”。因为广电人每天都要以各类节目这种形式向社会和受众不断地交上一份份答卷，而要使这些答卷获得认可，就不仅要求我们善于思考，而且要勤于思考。就象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提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做为思索的人而行动，做为行动的人而思索”。
最后，祝卢宏同志思索之树长青，不断有新作问世。
本文系作者为青岛广电局总编室主任卢宏的论文集《读书与思考》（青岛出版社2010年10月版）所写的序言。
2009年秋在青岛广电局讲学后参观奥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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