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援助行动

2018年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10周年的纪念日。10年前的这一天，四川省发生了8级大地震，山被移走，整个城市被毁，近7万人遇难，近1.8万人失踪，还有37万多人受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继唐山大地震之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大地震。

我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第10天进入灾区的。虽然在日本经常遭遇地震，但是，如此惨烈的灾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心中的那份震撼，至今难以忘怀。

3年之后，我再一次去四川地震灾区，看到一栋栋新楼已经建成，一座座新城已经诞生，看到了灾区变成了旅游景区，看到了灾民脸上的笑容，心中有了许多欣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四川灾区得以完美体现。

但是，当我走进地震纪念馆，看到的大多是抗震救灾的照片，却少有如何防灾、如何避灾、如何建造抗震建筑的资料宣传，甚至连地震发生时的悲惨场景都很少展现。地震纪念馆最终变成了“抗震救灾英雄纪念馆”，而不是一个“地震教育馆”。这让我不免有些担忧：地震还会再来，四川也应该像日本的地震纪念馆一样，告诉民众自己生活在地震带上，随时还会遇到地震。多增加一些抗震防灾的内容，让当地的民众学会自救，防灾，建造牢固的房子来保护自己的生命。

四川是一个多地震的地区。地震是有周期的，前几天，我见到了几位当年参与四川地震救灾的日本专家，他们表达的一个很大的愿望，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地震预测预防和救灾合作机制。他们说：“地震不分昼夜，抗震救灾也无国界。”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先让我来讲述一段故事。

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周之后，四川省政府接到了国务院的一个指示：立即组织人员编制灾后重建方案，以安抚灾民惶恐不安之心。

这一任务具体落到了四川省发改委。发改委接到这一任务后很着急，因为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的参考范本，也根本不知道怎样写！

当时的四川省发改委主任刘捷先生，现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想到了日本。因为日本发生过多次大地震，一定会有相关的灾后重建计划书。于是刘捷先生通过人民网的记者杨菲联系到了我，跟我说了一句话：“十分紧急，无论如何请提供日本灾后重建资料。”

我在办公室里接到这个电话，立即感到事情重大，必须马上去做。我知道，在1995年，阪神地区发生过7级大地震，有6000多人遇难。而随后的2007年，日本东北的新潟县中越地区也发生过6.8级大地震。阪神地区是城市，而新潟县中越地区则是农村山区。四川灾区虽有城市，但更多的是山区，很显然，灾后重建方案既需要城市的重建方案，也需要山区农村的重建方案。

如何能够拿到日本这两次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方案？我想到了两个要好的日本国会议员，一位是神户市选出的国会议员土肥隆一先生（可惜已经在2016年去世），另一位是新潟县选出的国会议员田中真纪子女士。于是，我马上赶到国会，走进了土肥先生与田中女士的办公室，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无论如何帮我弄到阪神大地震和中越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方案。土肥先生是牧师出身，为人特别真诚。而田中真纪子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那更不用说。两人立即拿起电话分别打给了神户市长和新潟县知事，说明情况后，立即得到了这两个地方领导的支持。

离开国会之后，我直接奔赴东京车站，搭上新干线赶往神户市。我们亚洲通讯社的一位工作人员则赶往新潟县，当天夜里，我们就把这两个地方的灾后重建方案背回了东京。

因为全是日语，必须要组织人员翻译成中文。这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们。那时候还没有微信群，我一个个打电话，说的都是同一句话：“为祖国出力的时候到了！”结果有16人报名，连夜复印连夜翻译，两位懂中文的日本人志愿者负责校对。大家都分文不取，心里想的只有一点：“能为灾区贡献一份力量，是无上的荣誉。”

三天之后，我背着厚厚一叠日本灾后重建方案从东京飞到了成都，交到了刘捷主任的手里。

见到刘捷主任时，已是深夜11时，他刚从灾区赶回来。我把日本灾后重建的资料交到他手里，他说，我们合一个影。(www.xing528.com)

完成任务后，我当时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去汶川灾区看一看。但是，根据当时的道路状况和余震不断的情况，他们没有同意我的要求。最后派了一辆挂着“应急交通”牌子的越野车送我去都江堰和北川地震灾区。预先被告知机关干部赴灾区必须自带粮食，于是陪同我的两位发改委干部在车上装了许多方便面和饼干、矿泉水，去了受灾最重的几个城市。

我听说在华西医院有一支日本的医疗救护队，而且是第一支赶到灾区的外国医疗队，总共有20多人。于是我赶去救护站，见到了在那里忙碌的几位日本医生。他们几乎已经两天没有合眼，需要做的手术实在太多。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身体是一样的。所以，这几位日本医生动起手术来也是极其到位，其高超的医疗水平和敬业精神让当地的医生们感动。医疗队队长是田尻和宏先生，他后来担任过日本驻重庆总领事。

比医疗队率先抵达灾区的还有一支日本救援队，这是由日本消防厅和警察厅、海上保安厅特别救灾队组成的一个地震救灾专业队伍，已经参加过多次世界级大地震的救援。

救援队员共61人，都是从日本全国4000名随时待命的消防紧急救援队员中选拔出来的精英。地震是12日发生的，日本救援队第一批是在15日，第二批是在16日先后飞抵成都，队长是小泉崇先生。带队的还有一名指挥官是东京消防厅救助课课长原修先生。原修先生是紧急救援教官出身，曾经在新潟县中越大地震的救援中荣获功劳勋章，与他同行前往四川灾区的小野副队长，也曾参加过新潟县大地震的救难工作，都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

日本救援队也是第一支赶到灾区的外国救援队，他们当时携带的主要救生工具是便携液压式钢筋混凝土切割器，据说可以有效而可控地切开压住幸存者的混凝土板块。同时还有轻便破障机和小型发电机，以便在恶劣的条件下独立开展工作。他们还携带了特种生命探测仪，这种生命探测仪不是依靠地下声音来判断幸存者，而是通过监测空气内人类呼出的特殊气体成分来搜索幸存者，被称为“生命探测雷达”。

日本救援队抵达成都后，被救灾指挥部紧急派往受灾最严重地区之一的青川县。在倒塌的青川县中医院废墟里埋着一对母女——宋雪梅和她才出生75天的孩子，于是救援队立即展开施救。当时，这一消息传到日本，全国上下都盯着，希望日本救援队能够创造奇迹，救出这对受难的母女。但遗憾的是，经过整整一夜的施救，当救援队好不容易挪开倒塌的钢筋混凝土，用手一点一点清理砖石瓦砾，找到这对母女时，发现她们已经遇难了。

好几位日本救援队员在现场哭了，他们为自己未能拯救她们的生命而感到内疚。当遇难母女的遗体被抬到一处空地后，日本救援队全体队员列队向遇难者默哀，这一情景被新华社记者拍到了。我想许多的听众朋友脑海里，一定对这幅照片还有记忆。

在119个小时的救援活动中，日本救援队共发现和收容了21具遇难者遗体。

当年参加救灾的日本救援队队员糟谷良久先生，现在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的副所长。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是日本政府实施对外援助的机构，四川地震灾区救灾队也是由他们统筹派遣的。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北京市消防训练中心开展业务指导合作，由日本消防厅派出教官帮助训练北京市消防队员。糟谷良久先生说，在四川救灾时，他们曾经与北京消防局的救灾队一起合作，虽然双方语言不通，但是救灾的手法一模一样，当年日本传授的经验，在北京消防系统已经生根开花。这是他们最感到欣慰的一点。

现在担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所长代理的周妍女士回忆说，当时自己和日本医疗队一起赶到四川。医疗队一直工作到6月要结束回国时，有一天，一位小女孩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了帐篷前，怯生生地走到了正在工作的佐藤队员面前。鼓足勇气伸出小手紧紧地握住了佐藤队员的大手，并用英语和日语大声说：“Thank you！ありがとう！”这个非常稚嫩的声音，在我们听来，应该是日中未来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至福之音。我们知道，此时，有一颗中日友好的希望种子，已在这个红衣女孩的心灵里播下。

一位因地震受重伤的孕妇，在得知日本医疗队即将结束救援工作回国时，通过翻译对救护她的日本妇产科医生说：“等我腹中的孩子生下来以后，我要让他学日语。十年后，希望孩子能再见到您，到那时，相信他就可以对救命恩人用日语说‘谢谢’。”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10年了。这10年间，许多国家的救援队救完就走了，唯独日本没有停止过对四川灾区的援助与指导。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几位专家对我说，灾后重建并不是建了几栋房子就完事，还需要以此为契机，强化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的建设，培养一批心理援助专家，把被破坏的植被恢复起来。在这方面，中国还缺乏经验，因此这些年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中国国家地震局、四川省政府和灾区地方政府，共实施了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心理援助人才培养、中日合作地震应急救援能力强化计划、四川减灾教育与能力建设示范五大项目的合作研究与指导，希望能够为中国培养一批抗震防灾专家。同时，日本国土交通省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合作，先后组织了两批共600名四川灾区的干部赴日本学习灾后重建的经验。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对地震的预测预防和全民防灾救灾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四川省汶川大地震，为中日两国的抗震救灾的合作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日本无私援助的技术与经验，相信一定会在两国日益友好的气氛中生根开花。2017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我们时时能够感受到两国关系回暖的气氛。正如李克强总理说的那样，“雨过天晴”，两国要开启全面合作的新时代。中日两国共享抗震救灾的经验，一定能造福两国人民，造福许多幸福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