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负责制的兴起与政治秩序的起源

何谓政治负责制；欧洲建国的迟到反成自由的来源；辉格史观错在何处；比较各国才能理解政治发展；欧洲五种不同的结果

负责制政府意味着，统治者相信自己应对治下的民众负责，应将民众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负责制可以多种方式获得，如道德教育，这是中国和受儒家影响国家所奉行的。君主接受教育，深感对社会的责任，并从老练通达的幕僚那里，接受经邦纬国的咨询。今天，统治者自称关心民众，但又不受法治或选举在程序上的限制，如此的政治制度，西方人士往往嗤之以鼻。但道德负责制在威权社会中仍有实际意义，约旦哈希姆王国与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复兴党（Ba’athist）政权形成明显的对照。它们都不是民主政体，但后者实施残酷和无孔不入的专政，主要为萨达姆亲朋好友的利益服务。相比之下，除了权力极其有限的议会，约旦国王无须对人民负责，但还在尽量满足约旦社会各团体的需求。

正式的负责制只是程序上的：政府愿意屈服于限制其随心所欲的机制。归根结蒂，这些程序（通常在宪法中得到详细说明）允许社会公民因政府渎职、无能或滥权而将之完全取代。今天，程序上负责制的主要形式是选举，其中最好的是成人普选的多党选举。但程序上的负责制并不局限于选举。在英国，对负责制政府的早期要求是以法律名义，公民相信国王也应服从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通法，基本上是由非民选法官所塑造，再加上非普选议会所制订的。所以，最早形式的政治负责制，其对象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代表社会共识的传统法律，以及寡头的立法机关。我在此使用“负责制”，而不用“民主”，道理就在这里。

久而久之，民主渐渐发生。选举权逐一抵达更为广泛的阶层，包括无产男子、女子、少数种族、少数民族。此外愈来愈明显，法律不再依据宗教，而要求得到民主的批准，即使其执行仍留给专业法官。在英国、美国和西欧，程序上负责制的完全民主化，一直要等到20世纪。

早期现代时期，欧洲国家建设者方才投入等同于中国和土耳其的工程——建造强大的中央国家，在全国领土上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并宣称主权。这些努力开始得很晚，始于15世纪末，成于17世纪末。国家主权的理论来自学者的笔尖，如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和霍布斯。他们主张，真正享有主权的不是上帝，而是国王。

总的来说，欧洲君主在此项工程中遇上更大阻力，与中国或土耳其相比，欧洲社会中其他政治参与者组织得更为严密。国家建设继续进行，但经常遭遇有组织的反抗，迫使统治者寻找同盟以求折中。地主贵族早已根深蒂固，坚守在固若金汤的城堡，拥有独立的收入和军队。中国贵族从未获得如此的独立；如我们所知，奥斯曼帝国从不允许此种贵族阶层诞生。国家建设广泛开展时，西欧涌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元素。商人和早期制造商创造大量财富，不受国家的控制。自治城市愈益成熟，尤其在西欧，还依据自己的规则来组织自己的民兵。

欧洲法律的早期发展在限制国家权力上发挥重要作用。君主经常侵占百姓的产权，但漠视法律依据而随意没收私人财产的却很少。因此，他们并不享受无限的征税权力，为了资助战争还要向银行家借钱。就任意的逮捕或处决而言，欧洲贵族享有更多的人身安全。除了俄罗斯，欧洲君主也避免在自己社会中向精英发动赤裸裸的恐怖和威胁。

欧洲国家建设的迟到，恰恰是欧洲人后来享受的政治自由的来源。早熟形成的国家，如果缺乏法治和负责制，能对百姓实施更为有效的暴政。物质条件和技术的每一项进步，落在不受制衡的国家手中，便意味国家更有能力为自身目的而严格控制社会。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开门见山：过去八百年中，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认可，这一事实是天赐的（providential）。^[1]贵族的合法性——有人生来就高贵——不再是理所当然。没有奴隶的改变意识和寻求承认，主子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颠倒过来。这一思想革命有很多来源。所有的人，尽管在自然和社会的层次有明显差异，但在尊严和价值上却是平等的。这个概念是基督教的，但在中世纪教会的眼中，其实现并不在今生今世。宗教改革，加上印刷机的发明，赋予个人阅读圣经和追求信仰的权利，不再需要像教会那样的中介。始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已开始质疑既存权威，现在这种质疑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那时，人们开始重新学习古典文献。现代自然科学——从大量实证数据中提炼普遍规则，通过可控试验来测试因果理论——树立了新式权威，很快在各大学中获得建制化。它所孵化的科学和技术，可供统治者利用，但不受控制。

奴隶日益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而变得理直气壮，这种转变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追求自己的政治权利。换言之，他们要求分享共同决策权。该权利曾存在于部落社会，只因国家兴起而湮灭。这项追求导致了社会团体的大动员，像资产阶级、农民和法国大革命中的城市“群众”，曾经都是治下的消极老百姓。

这项追求寓于普世的字眼之中，对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兴起至关重要——如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告的，它是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纵观人类历史的先前阶段，不同个人和团体为获得承认而斗争，但其寻求的承认是为他们自己、他们的亲戚团体和社会阶层；他们试图自己成为主人，而从不质疑主子和奴隶的关系。对普遍权利的新式理解显示，接踵而至的政治革命，不再以新的狭窄精英团体去替换旧的，而在为全体人口逐渐获得选举权而铺平道路。

思想变化的累积效果是极其巨大的。法国有中世纪机构三级会议，如有国家大事，可召集全国代表来开会作出决定。1614年，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s）摄政王召开的三级会议，对腐败和税赋频发牢骚，怨声载道，但最终还是接受皇家的权威。到1789年，由于启蒙和人权思想的影响，它的再次召开遂激发法国大革命。^[2]

如果没有权力和利益的潜在平衡，使参与者认为它是糟糕选择中最好的，单凭思想观念，还不足以建成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强大国家既执行法律，又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制衡，这种奇迹全靠社会上不同的政治参与者彼此之间维持大致的均势。他们当中，谁也不是龙头老大，便不得不达成妥协。我们所理解的现代立宪政体，就是这些不受欢迎、计划之外的妥协的结果。

自共产主义倒塌和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我们目睹了这种动态。第三波始于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过渡；到70年代和80年代，再转移至拉丁美洲和东亚；随着1989年后东欧共产主义的倒塌而抵达顶峰。民主政体是最为合法的，甚至是唯一合法的，这种思想已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民主宪法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前共产主义世界获得重订，或首次制订。但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仅占参与民主过渡国家的一部分，因为社会力量的对比，未能迫使不同参与者达成宪政上的妥协。这个或那个参与者——通常是继承了行政权威的——总会比其他参与者更为强大，并以他人为代价扩充自己的势力。

支持现代民主的启蒙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一直抵达俄罗斯。各国接受程度则有显著的差别，取决于不同政治参与者对自身利益所受影响的估量。要了解负责制政府的出现，必须了解欧洲各地既存的政治力量，有些提倡负责制，另一些并不反对专制主义的抬头。

我谈论欧洲时，好像它是与中国或中东作比的单独社会，但在事实上，它拥有政治发展的多种模式。现代宪政民主的故事经常基于胜利者的观点，即老是依据英国和其殖民衍生品美国的经验。在所谓的“辉格史观”（Whig history）中，自由、繁荣和代议政府的同步成长，被视为人类制度无可阻挡的进步，其始于希腊民主和罗马法律，铭记于大宪章，虽受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威胁，但在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期间，获得了捍卫和昭雪。这些制度通过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再输给世界各国。^[3]

辉格史观的问题，不是指它的基本结论是错的。实际上，强调征税在驱动负责制政府出现上的首要作用，大体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像所有仅从单一国家历史出发所作的论证一样，它不能解释议会制度为何出现于英国，而缺席于情形相近的其他欧洲国家。这种史观经常导致评论家断定，已然发生的事必然发生，因为他们不清楚导致特别结果的复杂背景关联。

举例说明，在兰尼米德七年之后的1222年，皇家侍从阶层迫使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Andrew Ⅱ）签署让步的金玺诏书（Golden Bull），被誉为东欧的大宪章。该诏书保护精英免受国王的随心所欲，如果国王违诺，主教和议会要员享有抵制权利。但这诏书从没成为匈牙利自由的基础。这部早期宪法在限制匈牙利国王权力上颇为有效，实际统治权竟而落到了不愿自律的贵族阶层手中。该宪法并没开发新政治制度，以立法机关来制衡行政权力，反而阻碍了强大中央政府的出现，以致国家无法抵抗外来侵略。国王也无法保护国内农民免遭寡头的贪得无厌。到了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匈牙利完全丧失自由，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战利品。

负责制政府兴起的任何解释，既要看成功案例，也要看不成功的。这样才能了解，为何代议制度出现于欧洲某地而专制主义却盛行于其他地方。从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欣策（Otto Hintze）开始，已有人在作出努力。查尔斯·蒂利再接再厉，认为外部军事压力和征税能力是主要的变量。^[4]最近的卓越努力来自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他查阅的案例远远超过大多数比较历史研究，并对大部分观察到的差异作出了较为信服的解说。^[5]

这种研究还无法成为政治发展的真正理论。说到底，能否创立这样理论都还是未知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麻烦在于有太多变量，而没有足够案例。该理论尝试解释的政治结局，不仅是代议政府和专制主义的黑白之分。如下所述，至少有五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在欧洲出现，其起源都需要得到解释。例如，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主义，跟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就相当不同。事实上，普鲁士和俄罗斯彼此之间又有很大差异。有实证显示，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不同结局的变量，其数字是很大的，既有蒂利说的外部军事压力和征税能力，还有内部阶级关系的结构、国际谷物价格、宗教和思想、统治者和民众接受变量的方式。要想从这么多因果关系中，找出可预测性的普遍理论，其前景确实微茫。

我将在后续章节中，尝试描述欧洲政治发展的重要路径，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原因。也许可从一系列案例中概括出哪些因素最重要哪些最不重要，但远远不能成为真正的预测性理论。

在很多方面，1100年的封建欧洲很像周朝的中国。有名义上的君主或统治朝代，但实际权力落到高度分散的封建领主手中。他们保持军队，维持秩序，主持正义，在经济上基本上自给自足。也像中国一样，有些王室凭借严密的组织能力、冷酷无情以及运气，而变得出类拔萃，并开始在愈益扩展的地域中巩固自己的领土。

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动，导致强大国家的兴起，可与中国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国家建设媲美。变更背景是人口的大幅增长，尤其是在16世纪，再加上人均财富的递升。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如我们以前讲到的，也影响奥斯曼帝国。它在欧洲造成的效果，比在中东也许更为良性。欧洲人口从1500年的六千九百万，增至1600年的八千九百万，增长率几近30%。^[6]大量金银来自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经济货币化在迅速流行。贸易增长开始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1470年到19世纪初，西欧商船的规模增长十七倍。^[7]

这段时期的一开始，多数欧洲政体只是“领地国家”（domain states）。国王的全部收入来自自己的领地，只占他名义上统治疆土的一小部分。行政人员很少，来自国王家庭。实际权力分散在各级封建属臣手中。他们都是自治的政治实体，保持自己的军队，向自己的百姓征税，在地方上主持正义。如果自己是强大的男爵，就提供服务给国王。如果自己是较低等级的属臣，就提供服务给男爵。他们不是以税赋而是以自己的鲜血来履行义务，或亲自披挂上阵，或率领侍从。事实上，大多数贵族因此而免缴税赋。国王的领地可能散播于辽阔的疆土，分成数块，互不相连。他的王国只是各级属臣领土的拼凑图，甚至忠于敌对国王的属臣也会间杂其中。

到这段时期结束，大部分欧洲政治秩序已转化成国家体系。领地国家转化成缴税属国，君主的收入不仅来自国王自己的领土，而且来自他所能征税的整个疆域。管理这个制度需要更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最开始是秘书处和财政部，以掌控收入的征集和支付。地方领主的自治受到严重限制，现在需要缴税，而不再提供服务。中央政府向农民直接征税，从而破坏了领主与农民的传统关系。欧洲教会的地产都被国家夺走，国家直接控制的领地显著增加。国家司法的领土也从互不相连的拼凑图，变换成相邻的一整片。例如，法国版图就是在那时形成现在熟悉的六边形。通过征服、联姻或外交，各国吸收弱小政治体而得以扩展。各国也开始渗透社会，以宫廷语言来统一和减少各地方言，调整社会习俗，在愈益增大的管辖区内，建立法律和商业的统一标准。

该变化的速度和程度颇不寻常，在很多方面可与东周时期的中国媲美，不同处只在最终幸存国家的众多，而不是大一统帝国。以征税为例，在哈布斯堡帝国内，1521—1556年的征税为430万弗罗林（Florins），1556—1607年便涨到2 330万。英国的平均年度税收，从1485—1490年的5 200英镑涨到1589—1600年的382 000英镑。卡斯提尔王国（Castile）在1515年征税150万枚达克特（ducat）金币，到1598年征税1 300万枚。^[8]增加的税收用来支付更大更为专业的公共机构。1515年，法国有七至八千官员为国王服务；到1665年，皇家行政人员升至八万。巴伐利亚政府在1508年有162名官员领取薪俸，到1571年增至866名。^[9]

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植根于主持正义的能力，但到16世纪之后，几乎全是为了资助战争。这段时期的战争愈打愈大，几乎持续不断。其中大型的包括：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为争夺控制意大利的持久战；西班牙征服荷兰联合省的努力；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在新大陆争夺殖民地；西班牙试图侵略英国；宗教改革之后日耳曼内的持续对峙（以三十年战争而告终）；瑞典向中欧、东欧和俄罗斯的扩张；奥斯曼、哈布斯堡和俄国之间的战火连绵。

早期现代的国家除了基本治安和正义，没有提供多少服务。它们预算的大部用在军事开支。荷兰共和国预算的90%，花在与西班牙国王的长期战争上。哈布斯堡帝国预算的98%，用来资助与土耳其和17世纪新教政权的战争。17世纪从头到尾，法国的预算上涨五到八倍。从1590年到1670年，英国预算增加了十六倍。^[10]法国军队人数从13世纪的一万二千，增至16世纪的五万和17世纪30年代的十五万，再增至路易十四统治晚期的四十万。^[11]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中国从少量贵族驾驶战车的战争，过渡到向全民征募的步兵战争。在12世纪和13世纪，类似的技术过渡也在欧洲发生，披甲戴盔的骑兵由配备弓矛的大批步兵所取代。跟中国的早期建国者不同，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没在自己领土上征募大量农民。查理五世（Charles V）投入战场的精锐军队，以卡斯提尔部队的步兵方阵（tercio）为核心，再配以来自国内外签有合同的雇佣兵。^[12]欧洲的大规模征募仅出现于18世纪，但他们仍然不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征兵制（levee en masse）。相比之下，像秦国一样的东周列国，直接从骑兵的贵族战争过渡到大规模征募，中间没有雇佣兵阶段。^[13]

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为何没像中国君主那样，直接征募自己领土上的大量农民？为何不以增税来付军饷，反而要依赖贷款和卖官鬻爵？(www.xing528.com)

主要原因之一是欧洲的法治。我们在第18章中看到，它由宗教法律发展而来，在各领土上广泛流传。欧洲封建主义的整个等级结构，受到承继下来的法律的保护，将主权和权力有效地分配给各式从属政治体。农民受一系列封建法律和义务的束缚，主要是欠自己领主的。国王没有征募农民的法律权利，事实上，他甚至不能征募自己领土上的农民。因为后者的义务定得十分详细，可能没有军事服务。欧洲君主并不觉得自己可攫取精英的财产，因为后者可援引基于封建契约的古代权利。国家可以征税，但必须通过组织起来的各式会议（像法国的三级会议），以证明征税的正当性，方可取得许可。专制君主曾尝试削减这些会议的权力，但其操作仍局限于赋予君主合法性的法律总框架。国王并不觉得自己有权侵犯对手的私人安全，或任意拘留，或随便处死。（但要注意，这些规则很少用于非精英者，像农民和其他平民，他们还要再等到历史的后期。）

早期中国君主所实使的暴政，很少欧洲君主敢于尝试，不管是在封建时期还是早期现代。中国君主从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任意处决当朝的行政官员，迁移整个区域的人口，疯狂清洗贵族对手。出现此类行为的唯一欧洲宫廷是俄罗斯。这种不受节制的暴力要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方才变得流行。当时，源于古老欧洲秩序的所有法律约束，被现代化一扫而空。

欧洲的国家发展必须应付限制国家权力的全套法律，懂得这一点很重要。欧洲君主试图扭曲、违反和回避有关法律，但其选择仍受成熟于中世纪的既存法律的限制。

为了投入战争，国家必须以愈益增大的规模动员资源。对资源的需求，导致更高水平的征税，想方设法将更多人口和社会资源纳入征税范围。财政资源的管理，促使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大和机构的愈益合理化，以谋求最高效率。国家要有辽阔领土，以扩大税收基础；要有相邻领土，以达防御目的。政治异见会被敌人利用，因此有必要在整片领土上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

欧洲的某些地区——日耳曼和东欧的一部分，还有像瑞士那样的地理隔离地区——没有面对早期的军事竞争，因此组织现代国家较晚。所有的其他强国——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典、俄罗斯、哈布斯堡帝国、波兰、匈牙利等——从15世纪以来，都面对军事开支和中央集权的需求。^[14]

欧洲历史此时的政治发展，体现在集权国家和抵抗团体之间的互动。如果抵抗团体单薄且组织不良，或被国家收买去帮助榨取他人的资源，那里就出现专制政府。如果抵抗团体组织良好，中央政府无法颐指气使，那里就出现较弱的专制政府。如果抵抗团体与国家不相上下，那里就出现负责制政府，他们坚持“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愿意提供实质性的资源，但一定要参与如何使用的决策。

斗争的结果不是国家与整个社会的双边权利争夺战。粗略而言，斗争牵涉四支力量：中央君主政府，高级贵族，更为广泛的士绅阶层（小地主、骑士和其他自由人），包括市民在内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雏形）。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尚不是重要参与者，因为他们还没动员起来，还没成为代表自己利益的社会集团。

对国家集权的抵抗程度，取决于国家之外的三个群体——高级贵族、士绅、第三等级——能否合作，以对抗皇家权力。它也取决于每个群体所显示的内部凝聚力。最终，它还取决于国家本身的凝聚力和使命感。

在后续章节中，我将显示四个欧洲国家建设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为何迥然不同的原因。这个分类覆盖了最为纷纭的案例，从最为代议的到最为专制的。它们是：

1.软弱的专制：16世纪和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君主政体，代表了新型的专制国家，在某些方面，比荷兰和英国更为集权，更为独裁。另一方面，它们仍不能完全支配社会上的强大精英，更重的税赋落到了最无力抵抗的阶层。它们的中央政府仍是家族的，事实上，其家族制的程度日益增长。

图1. 农业社会的政治权力

2.成功的专制：俄罗斯君主政体收买贵族和士绅，使之变成完全依赖国家的服务阶层。能够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三方都有共同利益，都想将农民绑在土地上，并向其征收最重的税赋。当时的政府仍是家族制的，但阻止不了俄罗斯君主对贵族阶层的恐吓和控制，其程度远远超过法国或西班牙国王所做的。

3.失败的寡头制：匈牙利和波兰的贵族一开始就向国王权力施以宪法限制，导致后者一直软弱，无法构建现代国家。软弱的君主政体无法保护农民利益，以对抗贵族阶层的残酷剥削；也不能提取足够资源来建造国家机器，以抵御外来侵略。这两个国家都没建成非家族的现代政府。

4.负责制政府：最后，英国和丹麦发展出了稳定的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同时又建成能发起全民动员和防御的中央国家。英国如何发展议会制度，这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斯堪的纳维亚通过不同的政治进程，却获得同样结局。到19世纪末，一个成为自由派国家，另一个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法律和负责制的原则早已深植人心。

除了上述这些，还有其他重要的变量和结局。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联邦，代表了另一类通向负责制政府和法治的共和途径。普鲁士君主政体虽然没有负责制，却发展了法治和强大的现代国家。我无法一一介绍这些和其他边缘案例。重要的是弄清大致的相关条件，哪些支持负责制政府，哪些支持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

[1] 相关讨论，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平等的进军》（The March of Equality），载《民主杂志》第11卷，第1期（2000年）：11—17页。

[2] 托克维尔详尽讨论了18世纪晚期法国思想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第1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册，第1章。

[3] Herbert Butterfield，《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伦敦：G. Bell出版社，1931年）。

[4] 奥托·欣策（Otto Hintze），《奥托·欣策历史论文集》（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年》。蒂利更为展开的见解认为，战争和资本的互动才是欧洲国家形成的动力。

[5]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

[6] 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Tax State”），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267页。

[7] 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21页。

[8] 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269—270页。

[9] 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268页。

[10] Marjolein’t Hart，《“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282页。

[11]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Early Modern France, 1450-1700），载Philip T. Hoffman和 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282页。

[12] 有关西班牙军队组织的概述，参见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1567—1598年：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胜败的后勤》（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1567-1598: The Logistics of Spanis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 Wars）（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21—41页。

[13] 许田波是对欧洲和中国的国家建设作出明确比较的少数学者之一。她指出，这种差异是欧洲方法的主要弱点（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32页和36页）。她还重复提到，欧洲人未能做到中国所实施的“自强”，但没有解释欧洲统治者为何不做。

[14] 这个关联确实存在，但尚不能完全预测国家建设。此时很多欧洲国家都感受到动员的需要，虽然不一定对应他们所面临的客观威胁。在16世纪，西班牙国王面对的是王朝继承权的威胁，而不是来自新兴荷兰联合省的生存威胁。这并没有阻止他试图迫使荷兰就范，却根本无效，反而使自己的王国破产。相比之下，波兰和匈牙利确实面临来自强大邻国的生存威胁，却没能在军备上作出妥善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