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尼采主义下的奴隶道德

第五节　作为“奴隶道德”的阿Q精神

《阿Q正传》是关于一个穷乏的乡镇短工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阿Q无固定工作，无家无室，也没有人瞧得起，但他总有办法使自己感觉良好。例如，遇到别人比自己好，他就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或者“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即使被人打败，被迫承认自己是“虫豸”，阿Q仍可以安慰自己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而心安理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有一次赌赢的钱被人制造混乱偷走后，以前种种的“精神胜利法”都失灵了，阿Q于是使劲地掴了自己两个巴掌，居然能够感觉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人，立刻转败为胜。阿Q还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卑怯，他受赵太爷和“假洋鬼子”欺负，但不敢反抗，尽管有种种“精神胜利法”，但经常受辱到底产生难消的“怨恨”，这些“怨恨”积聚起来，加上卑怯，使他欺凌比自己更弱的小D和小尼姑。“怨恨”和卑怯造成他性格最可鄙和最具悲剧性的因素。⁽¹⁹⁹⁾

鲁迅表示，《阿Q正传》是要“画出”一个现代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²⁰⁰⁾。鲁迅既然认为中国人是奴隶，则《阿Q正传》也就是关于奴隶的弱点和德性。过去，一些中国论者设法把阿Q限定在一个特殊的阶级或社会群体，但这些论点没有鲁迅著作的依据。⁽²⁰¹⁾关于“精神胜利法”有多种诠释，一些中国论者认为阿Q精神是人人共有的普遍特性。这个意见后来得到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和吕俊华更深入的发挥，他们把阿Q精神当成一种积极的普遍的心理机制。⁽²⁰²⁾他们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跟本书认为阿Q精神代表“奴隶道德”也不矛盾，因为尼采已经指出，现代道德是“主人”与“奴隶”两种道德的混合物，因此人人身上都有“奴隶道德”的痕迹。况且，威廉·莱尔和吕俊华也不否定阿Q精神代表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换言之，阿Q精神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来概括：作为中国人的奴性和弱点，以及作为更广的一种普遍人类心理机制。⁽²⁰³⁾

若把阿Q精神当成一种普遍人类心理机制，我们能够从中找出“力量”。例如，阿Q精神中的善忘，在尼采看来——后来让精神分析论进一步阐发，就是一种避免自我毁灭的力量。⁽²⁰⁴⁾吕俊华就强调其正面的作用，认为阿Q精神是自尊与虚荣的产物，甚至是一种变形的反抗。⁽²⁰⁵⁾然而，对阿Q精神作正面的理解，却对理解鲁迅造成问题。首先是没有鲁迅的依据。其次，把阿Q精神当成是普遍人类心理机制，会忽略其中一些很根本的特征，例如，这种心理机制在阿Q身上发展到不成比例的地步；而且，这是阿Q应付他现实生活的唯一手段；还有，更重要的是，阿Q精神充满“怨恨”。⁽²⁰⁶⁾这些“怨恨”在他幻想参加革命之后的抢杀报复中暴露无遗。⁽²⁰⁷⁾阿Q的报复心也表明他所受的欺凌并没有因自欺和“精神胜利法”而消灭，只是暂时的压抑起来，一有恰当时机就会爆发出来。最后，把阿Q精神当做普遍心理机制，就会忽略了阿Q每有争执，会先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²⁰⁸⁾，也就是忽略他另一个性格特征，即中国“国民性”主要病根之一的卑怯。⁽²⁰⁹⁾

阿Q的卑怯还表现在被人打了以后，安慰自己说是被儿子打，这跟“他妈的”这句骂人话背后的一般中国人的卑怯心理是一致的。鲁迅分析“他妈的”这句骂人话的含义，认为大概出现在晋代，因为当时氏族门阀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过于注重门第意味着无能的贵族受祖宗余荫，庶人才俊则受压制。贵族享有荣耀、财富与权势完全取决于祖宗，被压迫的普通人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成仇敌，于是愤激的下等人便发明这句“他妈的！”鲁迅评论说：(www.xing528.com)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²¹⁰⁾

所以，这种攻击背后是“怨恨”和卑怯，强调了卑怯，虽跟尼采所谓的“精神报复”稍有不同，但也还是其中的一支。而鲁迅认为，这种卑怯的“精神报复”已经是中国人的常用手法。⁽²¹¹⁾清朝曾有谣言说“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其背后的心态是想推翻满清统治，但又无力，于是想象出便宜的“掉包”。⁽²¹²⁾又例如，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同化”异族的能力，意思是说，尽管异族入侵统治中国，后来终于屈服于中国文化，所以中国文化是伟大的。鲁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自欺欺人。⁽²¹³⁾不过，这些自欺旨在攻击和克服敌人，所以不妨称为“积极自欺”，以区别于仅仅为了安抚受伤心灵的“消极自欺”。这两种自欺，按照尼采和心理分析，都是弱者“权力意志”的表现，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尼采分析犹太人的心理力量时指出，他们有能力伪造“所有现实”⁽²¹⁴⁾，以安慰自己，跟中国人的自欺一样。

“消极自欺”把自己的意志和本能转向内，以克服心理的创伤，所以主要是一种心理自卫机制。这种自欺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跟尼采分析弱者出自“怨恨”和“权力意志”精神报复，也有相类似的地方。而“积极自欺”则将自己的意志和本能转向外，对欺压者取得“精神胜利”，使失败的感受得到补偿。这跟尼采所谓的犹太人“精神报复”非常相似。然而，犹太人通过善恶“立法”的“精神报复”，创造出一个使“主人”也皈依的宗教，的确征服了他们的征服者，而中国的“精神胜利”尽管外向而貌似“积极”，实际结果仍然是一种自我心理安慰，到底还是一种内向自欺的报复。尼采就说过中国人的报复只是转向自己，⁽²¹⁵⁾的确看得很准确。由于“精神胜利”的自欺性质，“聪明”的阔人便利用这种方法去骗人，使事实上是奴隶的中国人认为自己不”是奴隶。⁽²¹⁶⁾报复只伤害报复者自己。也许中国人的“权力意志比祭师型的犹太人还弱，无法实行“精神报复”，只能用“精神胜利”掩盖可怜的现实。

尼采与鲁迅在分析“奴隶道德”上虽然稍有不同，例如鲁迅分析得比较详细的“卑怯”，尼采谈得不多，对“奴才”的心态，尼采几乎没有提。这些区别主要是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以及针对的问题和情况不同，例如中国人跟犹太人的历史背景，以及基督教道德在西方文明的地位。然而这些小差异，相对于鲁迅和尼采从相同的历史和心理角度入手分析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以及他们观点几乎一致的批评，也就显得无关宏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