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揭秘中国温和尼采

第二节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搏斗

1955年中国文艺界和思想界对胡风展开批判，朱光潜（1897—1986）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尼采的“酒神精神”，叔本华的“生活意志”，弗洛伊德的“来比多”，认为“胡风的思想里隐藏着很浓厚的‘超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那种尼采式的思想”⁽³⁵⁾。在尼采是公认的反动思想家的当时，跟尼采思想沾上边自然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朱光潜的观点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似乎确有尼采的渊源，虽然都是间接的。

胡风是公认的鲁迅思想和精神的继承人之一，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文学理论家。胡风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贡献，主要是他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基本上受西方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为人生”一派，从“为人生”的目标出发，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滥觞。⁽³⁶⁾然而，由于社会时代的需要，西方现实主义的道德说教的成分较能为人接受。⁽³⁷⁾

胡风初期的理论承“五四”遗泽，包含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诸如“文艺反映生活”、文艺“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等等。但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种种“困惑”，胡风逐步“把眼光从客体移向审美对象的主体”，⁽³⁸⁾胡风的“困惑”和转变，是革命文学兴起所促成的。20年代末中国革命文学的兴起，由于与“五四”时期有相同的社会时代需要，其末流很自然与所谓左倾机械论合流，道德说教换成革命宣传，导致以政治意识形态或所谓庸俗社会学主宰文学批评和创作，使作品和评论流于公式主义，现实主义变成了脱离现实的主义。⁽³⁹⁾因此，胡风的“困惑”和转变，无可避免而且也顺理成章地是对文学的左倾机械论的反应和批评。

据支克坚的分析，胡风和另一位鲁迅弟子冯雪峰，在40年代革命文艺思潮中实际上已形成一个派别，这个派别的特点，就是通过对现实主义诠释，以及揭露批判上述那种文学的左倾机械论违反现实主义的原则，达到回归真正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文学。他们在反对把文艺与政治机械地结合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提倡主观精神的积极意义”⁽⁴⁰⁾。胡风的理论中主观和主体性的问题尤其突出，体现在“精神奴役创伤”论和“主观战斗精神”论，而这两论都与鲁迅有密切关系，而这部分鲁迅的思想又与尼采有密切关系，虽然“精神奴役创伤”也应该有《苦闷的象征》的间接影响。⁽⁴¹⁾

在《现实主义在今天》（1944）一文中，胡风本着鲁迅“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传统，⁽⁴²⁾强调现实主义须主客观融合。他说：

“为人生”，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的确认识……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和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的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⁴³⁾

胡风所谓的客观真理显然是针对左倾机械论而发的。左倾机械论把政治当成真理，把意识形态当成现实，胡风的客观真理则是以生活现实为真理，而生活现实是“带着血痕和泪痕的人生”，并非美化过的工农和一帆风顺的革命，理由很简单，因为那“人生”正是需要改良的人生，而未改良的人生、未受启蒙的大众，处处都带着“精神奴役创伤”。

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论显然是受到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他认为，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和阿Q，身上就有这种“创伤”。⁽⁴⁴⁾胡风指出，“作家应该深入或结合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他们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的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⁴⁵⁾。他还说：

知识分子们更大量地向人民转向了，但大都在“优美的”主观憧憬里面去设定人民底面貌以及自己和人民的关系，那就或者原就置身在封建主义支配下的人民里面却视而不见……不愿甚至没有想到在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里面去担受那带着血痕和泪痕的人生，寻求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开辟从创伤里面逐渐把潜在力量解放出来，生发出来的道路。

这跟鲁迅对“革命文学”脱离生活的批评是很接近的。⁽⁴⁶⁾我们知道，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本就受启发于尼采，所谓“国民劣根性”其实就是奴性，即尼采所谓“奴隶道德”，对奴性的批判可以说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中国版。事实上，胡风的“弟子”路翎（1923—1994），即所谓“第三代鲁迅弟子”，擅长讲精神受伤奴隶的故事，被认为是具尼采精神的作家。⁽⁴⁷⁾

胡风现实主义的主观精神还包括另一特点，即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战斗精神”跟“精神奴役创伤”密不可分，可分为“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生活实践”方面要求作家能“正视现实的精神”，跟生活内容搏斗。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影响、促进的“对流运动”。⁽⁴⁸⁾“主观战斗精神”直接来自鲁迅思想。胡风认为，从鲁迅的思想内容固然能“取的丰富的财产，但从他的作为思想生命的人生态度的一面更能够汲取无穷的教训……那就是他的内在的战斗要求和外在的战斗任务的合一”⁽⁴⁹⁾。事实上，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除了批评“革命文学”脱离生活，以政治图解现实的弊病，也谈到了作家主观的问题。他说：“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⁵⁰⁾。又说“我以为根本的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⁵¹⁾(www.xing528.com)

胡风认为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对文学创作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理解文学活动的主体（作家）的精神活动状态，不理解文学活动是和历史进程结着血缘的作家的认识作用对于客观生活的特殊的搏斗过程，就产生了从文学的道路上滑开了的，实际上非使文学成为不是文学，也就是文学自己解除武装不止的种种见解”⁽⁵²⁾。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究竟是怎样作用的呢？首先，主、客体的互相“克服”，他说：“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⁵³⁾他还说：“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自我斗争过程。”⁽⁵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何满子（1919—2009）指出，胡风的“不断的自我扩张”包含了“自我超越”、“自我完成”和“自我实现”⁽⁵⁵⁾；其次，“主观战斗精神”是“人格力量”的加强。因为创作活动是个“艰苦的精神过程”，而作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能够拥抱、保卫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就文艺家自己一方面来说，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⁵⁶⁾；最后，“主观战斗精神”也是一种“思想斗争”。他说：“文艺创作当然是一种思想斗争，但它是不脱离感性形式的状态里面追求思想内容的，因而是直接迫向历史的真实。”⁽⁵⁷⁾这最后一点，胡风似乎是说“主观战斗精神”是要用革命理论进行世界观的改造。

前面已提到，鲁迅思想在胡风心目中充满“主观战斗精神”，而鲁迅思想中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克服”精神都来自尼采。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用过“自我克服”一词。鲁迅移用来克服自己的悲观情绪，继续进行文明批评的战斗。另一方面，这种“自我克服”还表现为自我批判、自我牺牲的精神，成了胡风所谓的“思想斗争”。正如李育中所指出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跟鲁迅的尼采式“主观意力”是很接近的。⁽⁵⁸⁾

胡风思想与鲁迅“温和”尼采的联系，还可以从他跟卢卡奇相似的理论与境遇中体现出来。卢卡奇是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20世纪20年代开始便受到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批判为修正主义。冷战期间，他的哲学和文艺理论构成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⁵⁹⁾

卢卡奇虽然曾经按照正统马列主义的口径，在《理性的毁灭》（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1962）中猛烈抨击过尼采，但他早期却深受过尼采影响。⁽⁶⁰⁾事实上尼采对世纪末的布达佩斯有很大的影响，卢卡奇在1903年曾宣布尼采和易卜生是那时代“最伟大”的先知。他说：“尼采的王国不是此世，而他的理想是超人，比当代人站得更高，一如我们比人猿站得更高一样。”其中的看法和语言，跟鲁迅《文化偏至论》中对尼采的评价差不多，可见也属于所谓“温和”尼采一派的影响。卢卡奇还在1907年袭用尼采《悲剧的诞生》，写成博士论文《悲剧的形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在现存卢卡奇的海德堡笔记本，以及他的《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中，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而又能吸引卢卡奇的题目，都参考了尼采的著作。就目前所知，卢卡奇至少精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人间的，太人间的》这两本“温和”尼采的经典。在19世纪末布达佩斯的卢卡奇圈子中，不少人也是尼采的信徒。难怪阿兰·布龙（Allan Bloom）谈到卢卡奇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称他也设法推尼采向左转。⁽⁶¹⁾而卢卡奇也的确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即使当卢卡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斯大林主义压力下，不得不做了不少自我批评，不得不清算尼采，否定《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1923），否定过去，但在莫斯科了解他底细、熟悉他背景的人都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黑格尔、康德唯心主义述语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叛逆的精灵尼采。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卢卡奇对正统马列主义的“修正”，以及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斯大林僵死的马列主义机械论统治下，他必须在一大堆正统马列术语和言词下构筑他的理论，他不得不从早年马克思著作中请出黑格尔的幽灵，从僵死的意识形态的夹缝间讨论文艺的主观性。他必须否定自己，批判过去，批判尼采。尽管如此，在重重的批判否定之下，卢卡奇并没有根本抛弃对历史及文艺主观性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这些在康德、黑格尔、早期马克思术语重重包装的主观性背后，其实有他不便明言的——而且为大多数卢卡奇研究者所漠视或忽略的——他早年受过尼采影响的一份功劳。事实上，一些论者就认为，他对主观性的讨论就来自尼采。⁽⁶²⁾当然，更确切一点说，除了尼采之外，也应该包括造就尼采思想的传统与思潮，就“温和”尼采派而言，那就是古典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个性主义传统。

关于卢卡奇胡风究竟知道多少，我们不得其详。一般只知道1904年他编《七月》时刊载了吕荧译卢卡奇的《叙述与描写》（Erzahlen oder Beschreiben，1936）一文，并在《编校后记》中论了一下卢卡奇的理论，卢卡奇当时虽然在苏联正受到批判围剿，而胡风却对他有关作家世界观的观点颇有好感，认为他的批判者是错误的。⁽⁶³⁾值得注意的是，《叙述与描写》两次提到了尼采，在第一次，卢卡奇对尼采赞扬了一个奥地利作家阿达贝尔特·施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很不以为然，⁽⁶⁴⁾然而，在第二次卢卡奇引述了尼采谈“文学颓废”的一段话，不无赏识与同感。在那段话里，尼采认为丧失整体的细微末节、支离破碎的人生与文学是颓废的表现，正深得卢卡奇反对自然主义和反对现代主义之心。⁽⁶⁵⁾胡风也出于相同的理由，不喜欢缺乏生命热情的自然主义作品，如茅盾的《子夜》（1933），⁽⁶⁶⁾若翻成尼采的语言，就是不喜欢没用“血写的书”。更值得注意的是，《叙述与描写》有不少地方表达了跟胡风论主观性和“主观战斗精神”相似的思想：

生命的内在的诗就是斗争中的人们的诗，就是激荡的、积极地相互作用的人的诗。没有这种内在的诗去激起和维持活力，真正的史诗是不可能出现的……⁽⁶⁷⁾

当然，胡风和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有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⁶⁸⁾

相似的部分原因是他们都依赖相同的材料，但就主观性问题而言，其实是出自相同的历史与思想基础。而鲁迅的“温和”尼采就是其中的中介。

胡风从鲁迅思想中受到“温和”尼采影响的启发，把它稍作改变扩展，糅合在他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里面。而其中“精神奴役创伤”论和“主观战斗精神”论最能体现鲁迅“温和”尼采精神的变异和延续，这两论若翻成尼采的用语，大约就是自我克服的“权力意志”和“奴隶道德”的（自我）克服。

胡风和卢卡奇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主体、主观、精神，以及由此必然延伸出来的个性。他们受到的批判，则来自一种很机械、粗暴、功利的势力。如果说，斯大林主义代表了“强横”批评派在苏联对卢卡奇的批判，则胡风的平反大概可以说是“温和”尼采在当代中国的苟延残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