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改造国民性与现代化

第一节　“改造国民性”与现代化

年轻的鲁迅生活在动荡的年代，难免受到20世纪初中国和欧洲各种各样思潮的影响。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推行现代化，被迫卷进世界政治旋涡，鲁迅所经验的困惑对他那辈人来说，其实是很普遍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尽管面对各种眩人耳目的思想潮流，但他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一直是如何挽救中国。鲁迅也不例外。他相信要救中国就要改造“国民性”。“国民性”主要是个心理和文化的问题，表面上与政治无关。然而，这个从日文借来的词语，源自德国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其实带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³⁾“国民性”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环境底下，就更具政治意味。

中国被迫对现代化做出反应，大概可依次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武器和机器的生产；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三，文化与精神的改造。这三个阶段也大体符合布莱克（C. E. Black）从比较历史的角度对现代化五个方面的分析。⁽⁴⁾鲁迅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亦即甲午战争及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正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捩点。洋务运动误以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船坚炮利，所以重点追求军事现代化，虽然后来也注意到发展实业，主要也只是工矿企业，还是为军事现代化服务，而且自的是维护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并不对政制提出挑战。而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单单是船坚炮利不能救中国，中国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政治制度。维新就是当时政治讨论提出的“典范的转移”，但维新运动在1898年只推行了短短百日，便败于保守派手中。维新的失败使革命主张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当时所谓革命，无论是追求自由平等的法国式，或争取独立民主的美国式，或推翻满洲异族统治这个意思上的民族解放式，都属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所以仍属于中国对现代化反应的第二阶段。而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却属于将要来临的新阶段，第三阶段。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对现代化反应三阶段的划分，并不是说中国人对现代化五个方面的认识，完全是按照线性发展的次序，而且所谓阶段也不是截然划分，只是指出现代化话语发展过程中，不同方面在不同时段占主导地位。其实鲁迅并非第一个发现中国“国民性”问题，梁启超早在1898年已经提出。⁽⁵⁾鲁迅跟梁启超在“国民性”问题上明显有很多一致的看法。⁽⁶⁾虽然梁启超认为新的国家需要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但他的道德风俗改革只是政制改革的从属部分。鲁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他从心理文化的角度出发，并提出不同的解决意见。更重要的是，鲁迅为“国民性”问题所开的处方，是从尼采处得到启发，并跟两种现代性的冲突有关。

我们在第三章已经从历史的角度讨论过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基本上答复了中国“国民性”缺少什么及其原因。⁽⁷⁾然而，现代中国“国民性”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现代化产生的精神危机，变得更为复杂。鲁迅留日时期所写的文章，难免按照现代西方的条件去讨论解决的办法，这些办法虽糅合多种影响，但主要部分都跟尼采有关。鲁迅一开始就接受当时的“意见气候”，认为自然科学可以救国，他学医的决定，以及当时发表有关自然科学的文章，⁽⁸⁾都表明这一点。但其中的《科学史教篇》（1908）也显示出鲁迅开始摆脱这些影响。这篇文章跟《说鈤》（1903）有相似之处，是关于科学家而不是科学知识的改编故事。鲁迅所鼓吹的不是科学知识，而是科学家的精神。他强调人的精神，在后来的几篇文章中有进一步的发挥。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认为文化史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钟摆式的发展：一种倾向克服对立的倾向，变成主导，走向极端，直到为对立倾向所克服。20世纪初正好走到一个极端，受庸俗的物质主义和议会民主的庸众政治所主宰，文化发展危机毕露。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和自己国家的问题所知有限，却盲目从西方引进这种已经“偏至”的文化潮流。鲁迅认为，这种潮流对中国特别有害，因为中国本身早就有庸俗物质主义和嫉忌天才的传统，引进这些潮流只会巩固当时已经败坏的文化，妨碍文化传统的新生。鲁迅认为，新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已经在西方兴起，抗衡这种极端，这正是中国所需要的。⁽⁹⁾

就在19世纪末的新思想反潮流中，鲁迅发现了尼采，认为尼采是洞悉物质主义和民主制度的错误和偏颇的伟大哲学家之一。他认为尼采与庸众对立的个人主义最强有力：

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现，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郢。惟超人出，世乃太平。⁽¹⁰⁾

以个人主义排斥大多数人，显然是尼采精神“贵族激进主义”的回响。表面上，尼采的精神“贵族激进主义”与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对国人启蒙的目标相矛盾。然而，当时中国人是唤醒、启蒙和改造的对象，要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自然不能依赖国民自己来执行任务，因而鲁迅只能寄望于少数天才。尼采式的“超人”因此不光是目标，也是手段，是实现大众觉醒的手段。

鲁迅认为，叔本华和尼采所说的意志论代表了理想主义的最新发展（“新神思宗”）：“尼佉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鲁迅相信，新理想主义跟尼采一样敌视庸众，有助于克服当时的文化偏至。他把新文化潮流归结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¹¹⁾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就是这种偏至的表现。我们知道，尼采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和议会民主制，⁽¹²⁾而鲁迅亦抨击这些潮流：(www.xing528.com)

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分别，且欲致之灭绝。⁽¹³⁾

鲁迅反对的理由，是因为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把不“一样”的人变成一律，消灭个人差异，跟尼采的精神“贵族激进主义”观点立场一致。鲁迅在这方面近似尼采，是否直接的影响，殊难确证，而且对议会政治的厌恶，本是世纪末思潮的一部分，尤其在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非常普遍，他们从各种各样的材料中觅得支持，其中就包括尼采的著作。⁽¹⁴⁾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影响鲁迅很深，⁽¹⁵⁾他反对议会民主的理由也差不多，认为议会民主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在中国行不通。⁽¹⁶⁾而章太炎直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过，当章太炎鼓吹无政府主义时，鲁迅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¹⁷⁾我们已经知道，尼采也反对无政府主义，在这点上，鲁迅接近尼采多于接近章太炎。尽管如此，章太炎的影响有可能增强鲁迅对尼采的兴趣。鲁迅与尼采这方面的相似跟他们与“文化现代性”的契合有关。

表面上，鲁迅代表中国对现代化回应的第三阶段这个论点，似乎跟他对“实用现代性”的批评相矛盾，但必须指出，鲁迅和“文化现代性”都并不是根本反对现代技术与经济的进步，⁽¹⁸⁾他们只是批评“实用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后果。《文化偏至论》的标题说得很清楚，鲁迅批评的是发展走到极端的片面性。由于中国对现代化第三阶段的回应着重的是文化及心理方面，鲁迅无可避免地接触到两种现代性的冲突。例如，鲁迅对当时的批评，旨在恢复人们遭到现代社会压抑的、具有激情和活力的自然本性，⁽¹⁹⁾其实亦即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与资本主义非人化的冲突，就是现代性两种传统的典型矛盾。再者，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进入第三阶段的同时，正好也是两种现代性的蜜月期业已结束的时候，现代化的各种社会文化何题已经冒现。例如社会主义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些问题引起的。现代化进程的弊端已经显露，而这些弊端与“文化现代性”的理念矛盾，已经无法避免后者的批评。

鲁迅与尼采不约而同地批评了议会民主以平庸的多数压制个人天才的专制特性，而且都是从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这种批评在“文化现代性”传统其实是很常见的。归根到底，他们的批评是针对“实用现代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即社会“理性化”和官僚化的结果。⁽²⁰⁾鲁迅抨击“实用现代性”的另一个可怕产物即帝国主义战争，⁽²¹⁾也是“文化现代性”对“实用现代性”的典型批评。鲁迅反对侵略战争常常用来证明他跟尼采的本质区别，⁽²²⁾但尼采的反战立场，除前述论证，亦可由两种现代性的矛盾推论出来。

鲁迅曾比较尼采跟拜伦《凯因》（Cain，通译“该隐，）中的善恶观，评论者常常称引鲁迅赞成拜伦的“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而反对尼采的“欲自强，而并颂强者”，一方面显示鲁迅意识到尼采的反动，另一方面证明鲁迅和尼采的区别。其实鲁迅说：

尼佉意谓强胜弱故，弱者乃字其所为曰恶，故恶实强之代名；此则以恶为弱之冤溢。故尼法欲自强，而并颂强者；

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

鲁迅也注意到拜伦称赞强人拿破仑。⁽²³⁾而且，谁能够抵抗强者，都不会真的是“弱者”。所以鲁迅对拜伦和尼采的看法和评价并无太大差异，更不能证明鲁迅跟尼采有什么根本不同。

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跟“文化现代性”的关系，可从鲁迅维护和提倡宗教活动中得到进一步说明。在章太炎的影响下，⁽²⁴⁾鲁迅提倡宗教活动以提升人们的精神，似乎跟尼采攻击基督教截然相反。然而鲁迅认为尼采攻击基督教并非要摧毁所有宗教，而是要取代宗教，其实有一定道理。⁽²⁵⁾尼采认为，不但群众需要宗教，“自由精神者”也会需要宗教“毒药”。⁽²⁶⁾不过，尼采并非提倡一种新宗教或意识形态，而是要保存某些宗教活动的自我提升和自我解放的心理功能，所以在批评祭师通过宗教造成不健康的“奴隶道德”之后，尼采立即肯定他们使人类的灵魂因此在更高意义上取得深度。⁽²⁷⁾鲁迅提倡的宗教活动也不是提倡宗教信仰，而是通过宗教活动发扬人的精神，以对抗庸俗的物质主义，跟尼采着眼点是相似的，跟早期反政治的华格纳运动也很相似，而且明显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手段之一，也是尼采以及“文化现代性”跟“实用现代性”斗争的工具。鲁迅“改造国民性”跟尼采思想的关系，可以从鲁迅思想发展三阶段的考察中进一步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