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主义者的战争：眩目迷彩的创造

Stein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立体主义者”的。立体主义是改变了美术界的一个运动。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毕加索，他从马蒂斯、Cezanne那里得到启发，他的好朋友Georges Braque也是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毕加索希望能够在其作品中反映出世界的多维视角。毕加索和布拉克在画画的时候，会把他们所画的对象拆解掉，以便尽可能生动和动态的反映出当物体被画的时候的形态。从这一眼光来看，如果是画马，要是能够在画作中反映出马奋蹄疾奔时的能量，会比纤毫毕现的复制马的样子，来得更加真实。在毕加索的油画布上的那些令人战栗的公牛，以及那些像公牛一样的妇女，看起来既不像公牛，也不像妇女，但是，他画的公牛，传神的体现出公牛的愤怒。

正是这种视觉习惯，这种用新的和分解的眼光观察事物的方式，影响了发明军事伪装色的画家Lucien-Victor Guirand de Scevola。Scevola是一个才智平平的画家，当时在法国通信部队服役。1915年的一天，他从一根天线杆那样的高度，看到德国的炮弹把一队法国士兵炸得血肉横飞。目睹这血淋淋的一幕，Scevola的画家本能让他想到，能不能用巧妙的运用色彩和结构，使得部队和辎重的行踪变得更难被发现。他做了一个试验，让一队士兵穿上色彩斑杂的服装。从侦察飞机上向下望，这些士兵几乎难以被发现。

1915年2月15日，Scevola的伪装色小组开始启动。他回忆到：“为了拆解物体的形态，我采用了立体主义者的手法，后来，我在自己的小组里又雇佣了一些立体主义的画家。这些画家的视觉习惯与众不同，他们随时愿意把各种各样的形态拆解得七零八落”。一年之后，英国也开始研究军事伪装色，带头人是Norman Wilkinson。他是一位风景画家，业余时间在英国海军当一名上将。Wilkinson发明了海军的伪装色：“眩目迷彩（dazzle painting）”，即改变军舰原有的视觉面貌，让敌人的炮火或鱼雷很难发现目标。立体主义催生了军事伪装色。过去说艺术源于生活，这次是生活源于艺术。布拉克曾经开玩笑，说这不是第一次。19世纪的士兵们穿着淡蓝色或灰白色的制服，看起来很像是印象派的作品。

Stein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标榜为“立体主义者的战争”。她不仅仅是想解释这场战争看起来像立体主义者的作品。的确，当数百万名士兵狼奔豕突，当五个工业化强国兵戎相见的时候，欧洲的版图已经如同一幅立体主义者的画作。铁路线、战壕和跑道犬牙交错、到处是弹坑和烧焦的城市。1914年之后的欧洲看起来和1914年之前的欧洲再也不一样了。正如当立体主义出现之后，一个花瓶或是一把吉他在画家的眼中再也不是过去的样子一样。但是，Stein说到的还不止是色彩或战火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她敏锐的观察到，立体主义的观点，即我们不能简单的观察一个物体，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她感到，只有拆解出来不同角度的视角，才能更好的审视现代性。立体主义者认为过去的绘画方式是一种谎言，因为画家过分简单化的把物体冻结起来了。这些细致入微、力求精确的绘画似乎很有吸引力，但是，有哪一个真实的事物会像画中的那样呢？这种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从一个角度来看，和摩根索的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隐藏了大量的真相。毕加索和布拉克认为，如果绘画想要保持其在各个领域影响力，从设计到对我们的个性的影响力，那么，画家就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这就是Stein想要告诉我们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用简单的视角无法再准确的认识事物。这个世界不再是罗马时代那些画中的乡村房屋：静止、宁静而僵固。只有立体主义者所倡导的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同一个物体的方法，才能帮我们理解1914-1918年间错综复杂的残杀，以及在这之后出现的世界。

时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去，会很容易发现，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到处都有立体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多样性。20世纪初，在维也纳出现的复兴运动中，云集着像画家Gustav Klimt，作曲家Gustav Mahler和Richard Strauss这样的大师。他们也为同样的问题所困惑：怎样才能更全面而真实的展示一个物体？现代性意味着要用什么样的新视觉和新音乐来表现？Klimt是维也纳最有名的社会画家。不到35岁，Klimt就已经靠给城中的达官贵人们画像，过上了优越的生活。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的工作令人难以忍受。传统的绘画方式难以表达他对所画对象最感兴趣的东西。他的革命精神突然迸发，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画派。他把坐在他面前的银行家的妻子们变成了表达自己思想的容器，有时候他表达的是政治，有时候是性欲。他的一幅肖像画画的是富有而美丽的Johanna Staude。血红色的背景下，妇人白皙的面庞如同完美粉饰的浮雕，她身穿一件外套，外套的色彩饱满艳丽，几乎要喷薄而出，在这外套的包装之下，在她苍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怎样的一个真实的女人？威尼斯人出于嫉妒，流传着一个关于Klimt的谣言。他为每一个女人画像的时候，都会画两个版本，一个是穿衣服的，一个是不穿衣服的。这个谣言似乎也在透露，那个时代的本质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和立体主义一样，Klimt试图探索传统的艺术无法到达的深处。在Straude的肖像画中，她是穿着衣服的，但画面上的所有元素，似乎都在尖声喊叫着人类赤裸裸的原始感情。现在我们都对此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当年的维也纳，这些画作引起的震动犹如投放了燃烧弹。

维也纳还是另一位大师的故乡。或许，他才是精通人类复杂本能的最有名的专家。他就是Sigmund Freud。毕加索涂抹的是一张桌子的画像，类似的，弗洛伊德正在编织一个关于人的心理的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探索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格是如何的分裂和破碎，早年的残破人生经历如何深刻的改变了我们，以至于我们经常会发现很难实现认知的和谐，实现人格的统一常常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另一个在维也纳出生的思想家Ludwig Wittgenstein，正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探索着类似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俘，他在战俘营中完成了其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逻辑哲学论》中的大部分内容。维特根斯坦当时所为之痴迷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这个世界中的“原子事实（atomic facts）”，整合为对整个世界的解释。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不是同样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Stein有一次写到：“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构图。一代代人下来，人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其构图却大不一样了”。Stein在艺术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多姿多彩、非常浪漫的“构图”的标记。每一幅毕加索的画作、每一部马勒的交响曲、弗洛伊德所做的每一次重要的调查，所有这些都像从一场战争中的各个战场上传回来的战报，优美而流畅。这些艺术家和科学家对历史和文化的悸动有着本能的敏感，他们正在描绘一个新的地图，但是却不知道这是一张什么地图。这是一张关于20世纪的地图。(www.xing528.com)

如果说只有少数人能够清楚的认识这个新世界，那么欧洲大陆上那些最赫赫有名的人物却对新的变化懵懂无知。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人一样，当时的政治家也被陈旧的观念所束缚。20世纪早期，在著名的巴黎和平会议上，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场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之间的意想不到的冲突。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协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细节问题。这次会议本应奠定当年的大国政治的主线，各国之间精诚合作，犹如协力演奏一曲优雅的交响乐。27国家的代表云集巴黎，其中包括了所有的大国的元首，大家齐聚一堂，商讨如何制定世界的秩序。会议整整进行了六个月，担任谈判顾问的都是当时最有才华的人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英国经济学家John Maynard Keynes，美国律师（后来任美国国务卿）John Foster Dulles。但最后，会议导致了一场灾难。凡尔赛公约是一个人人皆输的协议，不仅协约本身的条款以失败告终，而且使得德国和意大利陷入了一个深渊，为了走出深渊，它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再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更加惨烈的战争。这个条约是想把一种十七世纪的条约强加给二十世纪的世界，他们忘记了，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如此局促的条约文件，如何能够包容一个新的世界。

凯恩斯当时是英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他在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就愤而辞职，因为他敏锐的感觉到，和约已经导致一场悲剧的来临。在巴黎，凯恩斯夜不能寐，踽踽行走在街头。他反复思考的可以说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对权力的分析，他试图解开人性和历史的死结，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大国会签署一个注定会带来灾难的条约。当谈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时候，凯恩斯用弗洛伊德式的术语，用神话人物代表人性，把威尔逊称为“又瞎又聋的堂吉诃德”。美国记者Walter Lippman回忆起他曾经参加过的凡尔赛会议，他比凯恩斯更加悲观，而且更加愤怒。他写到：“那些参加凡尔赛会议，要申明人间正义的衮衮诸公们，他们除了看到自己对欧洲的空洞许诺，可有几人真正看到欧洲人对他们的期盼？如果有人能看透克里孟梭的大脑，他能看到那里面有1919年的欧洲的图景吗？还是说，那里面都是些陈旧观念，在这个人漫长而好斗的经历中，慢慢的堆积、硬化，最终成为一堆废渣？他看到的是1919年的德国，还是他从1871年就已经形成的对德国的印象？”

除了凯恩斯，英国作家和外交官Harold Nicolson也在凡尔赛看到了大难临头。他们觉得在这次会议上居然犯下这么多的重大错误，着实令人费解。难道战后的世界也大量的涂上了Wilkinson的眩目迷彩，让这些大人物们都难以做出判断了？后来，在Nicolson写下的回忆录《1919年的和平会谈》中，充满了绝望的痛苦。如果克里蒙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能够看清当时的欧洲，正如Stein和毕加索在巴黎第六区的大街上看到立体主义的欧洲，维特根斯坦在战俘营中看到了一个原子事实构成的世界一样，或许，历史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种新旧观念之间的冲突，让人想起1921年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做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答辩老师是传奇式的哲学家G. E. Moore和Bertrand Russell。维特根斯坦拍了拍两位老师的肩膀，跟他们说：“不要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也搞不懂的”。（至少他们懂得让维特根斯坦当上了教授）。在凯恩斯的《和约的和平后果》中，我们在字里行间，处处都能感到他的困惑。20年之后，当欧洲再次滑向战争，凯恩斯在给迪安?艾奇逊的一封信中说：“请原谅我言辞过激。我言辞激烈，是因为我对未来充满期望。这是我的主题。我知道，我或许知道，我所期待的。我知道，我清楚的知道，我所担忧的。”这就是本书一开始就引用的那段话。这种令人心碎的矛盾可以在马勒那里再次感受到。当他的第五交响乐首场演出之后，马勒说：“没有人理解它。我希望在我死后五十年，我能自己指挥首场演出。”

人世间最令人心寒的事情是什么？是当你行走在新与旧的断层线，你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轮廓，你挥毫泼墨，或是奋笔疾书，在自己的艺术作品和著作中大声疾呼，但得到的反映却是大家的冷漠和忽视，没有人理解你的信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到：“我们给我们自己建造事实的图景”。这一观点启发了Louis Halle在20世纪50年代的观察，他发现政策决策常常建立在对世界的错误认知的基础上。Stein那个时代给我们的教训是，20世纪的到来不仅需要新的物理学、新的艺术和新的文学，而且也需要新的政治思维和经济学，对此Stein和她那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早已明晓。但是对那个时代的大人物来说，要在思维和精神上做出跨度如此之大的跳跃，真是勉为其难了。当我们回顾当时的一幕幕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仅为其扼腕叹息，他们怎么会视而不见呢？但我们如果事实求是，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是否错过了当代的巨变。21世纪的到来也需要新的政治思维、新的经济方式。正如在Stein的时代，人们可以从Klimt的油画或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中感受到历史的转折一样，如今，在我们的周围，也隐藏着很多历史巨变的线索，这些证据用过去的眼光是无法发现的。这是一种力量，它将冲决我们旧有的思维，并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为实现深度安全所需要的第一个理念。Stein从军用汽车的外壳看到了历史的转折，如今，我们也会看到，历史转折的信号出现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