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福利与发展机会的分析介绍

从微观角度看，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居民的生活福利和发展机会，构成社会流动的阻碍。农村居民从农村进入城市是一种重要的向上流动，但是由于户籍的限制，使得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就处于社会的底端，很少有机会向上流动，也使迁移流动人口难以市民化。

由于户籍限制，流动人口在城市得不到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包括教育、健康、养老、社区服务、就业、公共住房等。这显然不利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移民的福利和幸福，在空间上带来流动人口在一些贫困社区的集聚，强化了对流动人口的社会隔离，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并对流动人口和他们后代子女的社会态度和发展机会产生不利影响。

户籍制度排斥性不仅造成对居民生活福利的损害，更在于阻碍人口的发展机会。就业排斥、教育培训机会的不足都影响移民的发展，而移民在城市创业和创新中，也由于户籍限制带来申请企业经营、个人信用和融资的困难。例如，移民的马路摊贩作为一种草根性的创业受到巨大的冲击。除非是所谓的投资移民，处于社会低端的移民面临更大的困难，他们很难通过基层的创业创新活动在城市生存和发展。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户籍制度显著地限制了流动人口的教育机会。虽然客观来看对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有一定进步，多数城市已经实行了允许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公办学校读书，但是流动儿童在各个年龄阶段的教育不平等仍然是显著的，在不同年龄段上的流动儿童在适龄学校的就读率更低，而且仍然有一些城市将拒绝流动儿童得到城市教育作为城市控制人口的手段。流动儿童不能在流入地参加高考，而流动儿童也不能进入城市公立的高中学校，使得流动儿童在初中阶段就陆续返回农村参加户籍所在地的中考和高考（任远，2015）。城市教育的户籍排斥使得部分儿童返乡成为留守儿童，也使不少流动儿童在初中毕业以后进入职业学校或者劳动力市场，限制了他们继续向上流动的发展潜力。

户籍制度对于人口迁移流动的壁垒性作用和制度性排斥，影响到迁移流动人口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突出的大迁移现象，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显著的“大留守”问题。据估计，当前我国有6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5000万左右的留守妇女和6 000万左右的留守老人。虽然城市化和人口迁移过程中都会伴随着留守问题，但是不能否认，我国巨大规模的留守儿童和家庭分离，受到户籍制度对居民迁移流动行为的影响。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多数移民缺乏在城市永久居留的可行性，使得他们不得不将在城市务工经商作为暂时安排。城市保障福利的缺失增加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成本，缺少可支付的公共住房使他们难以实现家庭成员的共同迁移（任远，2015）。

留守儿童问题和留守儿童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突出，近年来留守儿童关联的意外死亡、自杀问题、安全问题、心理问题和教育问题等等都说明这一现象的严重性。据报道，6000万留守儿童中有1 000多万“一年到头见不到爸妈”，成为实际生活中的“孤儿”。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妇女问题，以及在城市中单身的迁移劳动力，正表现出日益严峻的城乡社会问题。(www.xing528.com)

户籍制度的壁垒相当大程度上造成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突出的家庭分离。城镇化发展将家庭扯碎了，或者说由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制度壁垒和不当安排，对移民家庭生活中带来不利影响。家庭作为社会运行的微观基础，家庭结构的被撕扯和家庭功能的弱化，对城乡生活已经表现出严峻的破坏性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后的中国改革的重大成就是打开了城乡之间封闭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性和活力更加增强了。这也带来了中国显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发展出现了越来越显著的“穷二代”“农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现象。例如，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中的农村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了极低的水平，表明国家发展出现了社会结构再次封闭的危险。而户籍制度是带来社会结构封闭的重要因素。户籍影响人口社会流动，损害了城镇化过程中民众的福利和家庭幸福，限制了人口的发展机会，并破坏家庭生活，带来日益严峻的家庭分离和“大留守”问题。这对于人的幸福和福利，以及人的发展成长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这也要求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使城镇化过程成为人的幸福福利进步和发展机会扩展的载体机制，这样的城镇化才能实现“人的城镇化”。

在审视户籍制度对于城乡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的不利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反面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对国家发展的积极影响。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活力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与户籍制度松动所带来的发展空间相联系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使得户籍制度松动所带来的发展空间不仅被封闭了，同时还构成了城乡发展活力的阻碍因素。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挖掘和利用未来有限的人口红利，有助于激发迁移流动者的创业创新能力，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结构的提升，有利于推动消费，有利于移民的福利幸福和家庭发展。加快户籍改革同时有利于城市整体发展和增进城市本地居民的整体福利。加快户籍改革也有利于支持在乡城迁移过程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实现社会整合。

总之，户籍制度改革在当前具有突出的必要性，在于其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质量和结构，阻碍了经济转型和升级；同时户籍制度成为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城乡差距、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和地区差别扩大中都能看到户籍制度的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过慢使得中国进入了社会分化的高风险期和不稳定期。从微观的角度看，户籍制度改革关系到城乡居民的福利和家庭生活。随着户籍制度滞后于人口迁移流动的动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户籍制度也越来越不适应人口的需求和人的城镇化。因此，户籍制度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障碍，需要以户籍制度为杠杆来撬动中国城镇化的整体改革，以及撬动社会保障改革、教育改革和医疗健康体系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