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贫是一项世界性课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事业。贫困治理领域的国家交流和对话，有利于分享各国扶贫经验，促进各国扶贫资源的共享。过去几十年，中国为世界贫困减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欠发达国家的减贫事业具有很大的示范借鉴意义。随着国家经济政治交流的深入发展，贫困治理领域的交流合作逐渐被提上日程，形成所谓的“扶贫外交”经验。
贫困治理领域的国际交流领域，社会组织尤其是跨国的社会组织具有天然的优势。它可以克服官方交流中因发展水平不同、政治体制不同等因素造成的困境和问题，寻求搭建一个基于各方共识的贫困治理平台。例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这些国际性组织，过去几十年对世界减贫在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另外，就中国的实践而言，一些国际性社会组织在中国的贫困治理过程中，通过培育、资助本土社会组织，举办社会组织与公益发展论坛，推进片区合作，组织贫困领域的课题研究等方式，也初步形成了一个中国本土组织之间、本土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之间的网络。
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格局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作为社会扶贫的一种重要手段，社会组织扶贫建立起来的国际、国内交流合作网络，将从顶层设计和宏观策略方面更深入地与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相衔接，从资源传递、策略改进等方面促进整个贫困治理结构转型，进而形成一个基于各方治理主体可接受的治理体系。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李泉：《治理理论的谱系与转型中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3]何显明：《政府转型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60年来政府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4]李泉：《治理理论的谱系与转型中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向家宇：《贫困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www.xing528.com)
[7]邵鹏：《国家治理模式演进与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1期。
[8]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9]Pei，Minxin."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Modern China，1998，Vol.24.引自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0]裴敏欣通过对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登记的社会组织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指出，改革后大量社会组织的出现，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格局，但这并非意味着一个具有完全自主性的市民社会的出现。事实上，这些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国家法团组织”（statecorporatist）特征。
[11]张兆曙：《国家带动型法团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4期。
[12]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去年中国慈善捐助止跌 民企和外企成捐赠主力》，《南方都市报》2014年9月21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