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才的培养与教育事业
西夏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对各民族的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著名学者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序言中说：“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这反映了汉族文化对西夏社会的深刻影响。西夏所辖之地，即河陇、河西一带，早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儒学的影响很大。西夏的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提倡儒学，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开国之君李元昊特别建立“蕃学”，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但“蕃学”编译的教材为《孝经》《尔雅》《杂字》，这些读物正是中原汉学的启蒙课本。由此可见，元昊大力强调民族文化的时候，就已经在吸收儒学的营养了。元昊的儿子谅祚执政，即在
都六年（1062年）向宋朝献马五十匹，换取《九经》《唐书》《册府元龟）等文献。《九经》包括《易》《诗》《书》《礼》《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周礼》，都是重要的儒学经典。第四代崇宗乾顺更是仰慕汉文化，在蕃学外，特建国学（即汉学），聘请教授，选弟子员三百人入学，并专设“养贤务”负责国学的廪食。这较之毅宗谅祚向宋求儒学书籍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在发展教育、提倡“文治”方面最突出的是第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仁孝酷爱汉文化，他继位的第二年就立罔氏为皇后，罔氏聪慧知书，爱行汉礼，仁宗在儒学上的建树，得到她的不少帮助。人庆元年（公元1144年），仁孝下令州、县各立学校，全国增弟子员至三千人，等于其父乾顺建立国学时设弟子员三百人的十倍。这一时期无论是儒学的提倡，还是人才的培养都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同年，仁孝又在皇宫内建立小学，凡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都可以入学，仁宗和罔氏也常前往调教训导。通过这样的途径，皇室子孙有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学习，为他们将来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打下了基础。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西夏又建立大汉太学，仁孝皇帝亲临太学释典。
▲拜寺口双塔(www.xing528.com)
（西夏 ）
在建立太学的第二年，仁孝又“尊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立庙祭祀，庙堂殿庭宏敞高大，如同帝制。一年以后（公元1147年），“策举人，始立唱名法”，正式接受了中原的科举制度，使国中“学校列于郡邑，设进士科以取士”[63]，进一步把西夏的儒学教育推入了一个空前昌盛的时期。人庆五年（公元1148年），仁孝又“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关于内学的细节，文献缺载，但从它以名儒主事来看，当是与发展儒学有关的一个教育机构，天盛十三年（公元1161年），“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翰林学士院的设立，表明西夏已经有了储备高级知识人才的场所。又一年（公元1162年），“始封制番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
由于教育的发展，西夏文人学士辈出。除了大学者翰道冲、濮王仁忠、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骨勒茂才、撰写《夏国谱》的罗世昌等外，前期尚有杨守秦、张元、吴昊、景询等杰出儒士。到后期，由于乾顺和仁孝两朝推行科举制度，更是形成了儒士云集、文人荟萃的局面。如翰林学士院的第一批学士王佥和焦景颜。王佥掌管编修实录，焦景颜曾抗命不去金朝为叛臣任得敬请封。杨彦敬由翰林学士进参知政事，为仁宗时的名臣；刘志直及其兄刘志真皆为当时名士；刘昭由翰林学士进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的副长官）；王师信作为翰林学士曾出使金国；梁宇由翰林学士进御史大夫；作为宣德即出使全国的王禹玉后来升为翰林学士；李国安由翰林学士任刑部尚书；张公辅由翰林学士进御史中丞；出使全国的学者梁德懿后来也是翰林学士；权鼎雄以文学著名而被授翰林学士，襄尚夺位后，他弃官隐居青岩山，神宗继位后，召为左枢密使，后为吏部尚书，在乱局中能注重吏治，是当时的名臣。此外，尚有仁宗时的翰林待制移刺熙戴，翰林直学士余良、陈慰等。[6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